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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发生了许多大事。
这一年,英法联军攻占京城,火烧圆明园,咸丰帝逃向热河避暑山庄,社稷蒙羞;这一年,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与忠王李秀成采用“围魏救赵”之计,第二次攻破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歼灭清军总兵黄靖以下数千人,钦差大臣和春逃至浒墅关自杀,清廷依靠绿营官兵剿杀太平天国的计划彻底破产;这一年,率领湘军与太平军奋战七年之久的曾国藩终于苦尽甘来,被清廷授予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从此曾国藩成为手握实权的疆臣之首;这一年,四十九岁的左宗棠,在众名臣好友的合力营救下,成功化解因樊燮呈控案可能导致的杀身之祸,否极泰来,编练楚军,正式出山——
观咸丰十年的风云变幻,此景可见,东南半壁江山尽是时势造英雄的波澜壮阔,领衔者便是曾国藩、左宗棠这两位同为湘人的中兴名臣。
曾国藩获得署理两江总督的实权后,在战略决策上很豪迈,甚至有些悲壮,在定下西面进攻,由长江上游向太平天国天京合围的制胜之策后,为了保障粮道畅通,占定制高点,在清廷催其挥师东援的错命下寻求平衡,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兵家绝地祁门作为两江总督府的驻节之地。
此时还是曾国藩小小幕僚的李鸿章看出其中的凶险后,不顾曾国藩颜面,公开站出来反对,反对无效后,李鸿章未能拿出“有难同当”的气概,而是在李元度丢失徽州府,祁门成为险地后,耍了一个小聪明,他借为李元度仗义执言刻意冲撞曾国藩,并以此为由抽身跑掉了。
左宗棠则不同,这位晚清第一硬汉不仅选择了患难与共,而且凭借他卓然超群的军事才能屡次救曾国藩于祁门危难之中。
左宗棠性格刚直,以“今亮”(当今诸葛亮)自居,目空一切,对曾国藩也常有不屑之辞,但需要精诚联手时,左宗棠从未受性情私见的影响,曾国藩更是如此,对左宗棠,他有赏识的眼力,包容的胸襟以及携手的气度。
左宗棠与曾国藩正式联手,颇有些休戚与共,共赴前程的味道——咸丰十年六月八日,清廷颁布上谕,曾国藩着先行赏加兵部尚书衔,迅速驰往江苏,署理两江总督;第二日,清廷再颁一道上谕,命兵部郎中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署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
清廷重用的上谕颁下时,左宗棠正在返回湖南的路途中,接到上谕,他立即与曾国藩商议襄办军务的具体事宜,曾国藩知道左宗棠为雄才人物,助其横空而起不仅是成人之美,也是为湘军再扎硬翅,因此,曾国藩对左宗棠要招五千人马自成一军的请求,并无异议,只是在这五千人马的称呼上,曾国藩以为叫“楚勇”较为妥当,但左宗棠执意要叫“楚军”。
“楚军”之名,不仅彰显了左宗棠刚直霸气、毫无顾忌的强人本色,而且折射了他不愿受曾国藩制约,想有声有色、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的雄壮内心。
这些曾国藩都知晓,他没有阻拦,事实上也没法阻拦。
沉浮几十个春秋,此时的左宗棠终于有了一展雄才抱负的机会,得到曾国藩首肯后,他立即赶赴长沙,招兵买马,组建楚军。
此前,长沙在太平军的屡次围攻下之所以能固若金汤,关键在于有左宗棠,虽然那时他只是巡抚衙门里的师爷。这次左宗棠带着钦命回来,长沙许多由他识拔的勇将健卒早已视其为事实上的大帅,因而召之即应。
组建楚军,左宗棠是从礼聘干才开始的,在这一点上,左宗棠既有独到眼力,而且不受世俗成见的影响。王錱,绰号“王老虎”,原为湘军元老,后因不愿服从曾国藩而被曾摒弃,咸丰七年卒于军中。左宗棠因赏识其才而看重其弟,楚军竖起大旗后,左宗棠招募的头两员大将就是王錱之弟王开化、王开琳,而且将收编的“老湘营”旧部一千四百余人,全部交给了王开琳统领。
继王氏兄弟之后,左宗棠又招募了两位干才,一位是杨昌浚、一位是刘典。支起楚军铁三角,有了“老湘营”一千四百余人的班底后,左宗棠又火速选拔了楚军九将,崔大光、李世颜、罗近秋、黄有功、戴国泰、黄少春、张志超、朱明亮、张声恒,并令这九将各自招募兵士,共计三千五百余人,编为四营、四哨。
左宗棠选将与曾国藩截然不同,曾国藩“悉以文员领兵”,而左宗棠却“以勇敢朴实为宗”,多用廉干武人,谁高谁低不讲,但从随后楚军初战所向披靡看,左宗棠的用将理念十分适合打硬仗、打苦仗。
咸丰十年七月十一日,火速成军的楚军集结在长沙金盆岭,左宗棠开始练兵。
左宗棠练楚军的时间极短,只有两个多月时间,但就是这两个多月时间,让五千余人的楚军“瞬间”成为了一支雄师。
如此有成效,皆因左宗棠那独树一帜的练兵方略,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这一要旨——“练兵之要,首练心,次练胆,而力与技其下焉者也。”
在左宗棠看来,打仗以胆气为贵,而胆气的根源在于“练心”,如果不注重练心、练胆,只求“修器之精、技之长、阵之整”,到了紧要关头,有时便会“穷矣”,更会大败。
除了格外注重“练心”、“练胆”,左宗棠治军还有一个强人特质,那就是崇尚“精兵悍将”,力主“以少击众”的战法。
为了打造出一支真正由精兵悍将组成的楚军,左宗棠有个做法十分另类,十分大胆,却也十分高明。
左宗棠曾在咸丰十年廿三日的家书中对长子孝威讲了这一做法:“自抵乐平后,大明军令,革一营官戴国泰、三什长、斩一勇一夫,责革吸烟勇丁三十馀名,军事日有起色。如果饷需无缺,专心兵事,当有客观。”
好一个非同寻常的军事强人!大仗、恶仗开打之前,左宗棠不是忙着鼓舞军心士气,而是先清理起队伍来了。这不免让人心生困惑,大战在即,能杀敌就是有用之兵,管什么好与坏?再说,让劣兵上阵厮杀,让残酷的战事来淘汰,岂不是更好?
但左宗棠却执意认为,这么做固然可以得到便宜,但却有违他要塑造的军心,劣兵战死,或许就会成为榜样,甚至成为英雄,这样的榜样英雄势必会带坏军营,楚军要的是“公”、“诚”、“廉”、“勇”,因此宁愿以寡敌众,也要坚决去之。
然而,此时的楚军将士都是湖南老乡,你左大帅如此铁腕无情,这些被赶回家的劣兵心中肯定有怨气,回乡之后肯定会造谣、诋毁。
真实的战争不光有豪情、铁血、惨烈,其中也包涵着世故人心,左宗棠在给长子的家书中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些东西,他告诉孝威:“凡营中革逐之人,不得其意以去,到省后必造作一番谣言,可置之不听。尔在家以养身、读书为事,一切均经谆谆训诫,勿贻我忧。”
大战就在眼前,左宗棠依旧没有忘记借此事教授儿子处世心得,只要走得正,行得稳,谣言当不攻自破,不可理会,也不必理会。
虽然练兵的时间很短,但当率领苦心造诣练出的五千楚军经湖南醴陵进入江西前线时,左宗棠还是信心满满,他坚信楚军不是乌合之众。
此时的太平军,兵峰正盛,摧毁江南大营后,英王陈玉成率北路大军直趋武汉;忠王李秀成率南路大军主力向西挺进,计划与陈玉成会师武汉;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各率南路大军一部向皖南和赣东北推移,以牵制曾国藩的湘军。
太平军两路大军的进兵战略很鲜明,一是逼迫湘军从安庆撤围;二是将曾国藩击毙在祁门大营。
九月二十六日,太平军南路军李世贤、杨辅清部攻克宁国府,击毙清廷提督周天受,全歼其所部两万余人;接着,李世贤一部又在十月上旬连克徽州、休宁、绩溪,兵峰直指曾国藩的祁门大营。
此时,曾国藩所部湘军仅有一万余人,情势危急之下,他一面飞调鲍超、张运兰两军回援,一面迭次函催左宗棠率部由江西南昌兼程驰援。
接到曾国藩的催调函,左宗棠率楚军于十月十日抵达南昌,之后又立即经安仁北上,十月二十九日抵达乐平,十一月二日,进抵江西东北门户重镇景德镇。
然而,左宗棠的楚军在景德镇尚未站稳脚跟,广东乱匪由韶州突然北上窜入江西,建昌、安仁先后告警。曾国藩按照“安庆决计不撤围,江西决计宜保守”的既定方针,函嘱左宗棠扎屯景德镇,相机进取,以护湘军主力的饷道,并兼防太平军由皖南进入江西。
楚军的战阵就此拉开。
十一月二十九日,左宗棠获悉贵溪、安仁警报,立即派遣王开琳率老湘营前往迎战。十二月四日,王开琳大败广东乱匪于贵溪,乱匪败走后,王开琳乘胜追击。
得此战报,左宗棠又遣王开化、杨昌浚率四营出香墩邀击,十二月十二日,两军合势,一举攻占德兴,广东乱匪北上,攻占安徽婺源,左宗棠急令楚军各部星夜追剿,两天后,楚军攻占婺源。
这是左宗棠的出山首战,战绩十分了得,左宗棠在咸丰十年的家书中自豪地跟儿子分享了楚军的战绩——“此次新军甫试战事,而十日之间连获三捷,克两城,未亡一卒,则训练之效也。将士勇气百倍,若慎以用之,当尚有数好仗可打。”
左宗棠认为,楚军首战连获三捷,毙贼五六千,解散数千,未亡一卒,皆是此前练兵之功。
这就是楚军练心、练胆的巨大威力。
携此战功,左宗棠随后欲乘胜攻入安徽,以解曾国藩祁门之围。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太平军定南主将黄文金、侍王李世贤又率大军向祁门围攻而来,并于十二月十五日攻占建德、东流等地。
战况急转直下,左宗棠不得不改变战略,命楚军各营回守景德镇,为祁门湘军大营守住后门,同时看住江西这一重要门户。
十二月二十五日,太平军分道来攻,楚军出击获胜,并趁势攻陷浮梁县城。
就在左宗棠步步为营,固守景德镇时,李秀成大军进入江西,得知石门守将为绿营参将全克刚之后,李秀成认为有机可乘,随即发兵猛攻石门镇,以夺取城中粮草。
面对李秀成的凶猛攻势,全克刚一面坚守,一面飞马向左宗棠求援。
援还是不援?
这是摆在左宗棠面前的巨大考验。援,楚军须全军出动,如此景德镇将成为空城一座,一旦李秀成率大军来攻,结果不堪设想;不援,李秀成夺得城中粮草,乘胜来攻,那又是唇亡齿寒的危境。
众将皆认为当务之急必须固守景德镇,但左宗棠却在此时显出了当今诸葛亮的风采。世人都说空城计只能唱一次,为援石门,左宗棠竟然要在李秀成面前再唱一次空城计。
五千楚军倾巢而出后,得景德镇城中探子密报,李秀成认为左宗棠必败死无疑,于是派义子李容发率三千兵马来取左宗棠性命。
左宗棠临危不乱,他一面火速派人传令王开琳,命其立即带领三千人马回援景德镇,一面在景德镇大摆庆功宴席,言称楚军已在石门大败太平军,活捉了李秀成。
城中太平军的探子得知此等消息,再看左宗棠楚军衙门张灯结彩,城中乡绅名流汇聚一堂,不敢不信,于是立即密报李容发。
李容发与李秀成父亲情深,得知义父被活捉,这位年轻小将顿时阵脚大乱,悲愤中他连忙调转马头,要去救义父于危难之中。
行到半途,也算经过一些战阵的李容发突然醒悟过来,意识到中了“左妖头”的奸计后,他随即又调转马头再次向景德镇杀来。
这时候,左宗棠叫这位小将领教了“今亮”的厉害,他急调王开琳回援的目的即在于此,李容发调马而走是中计,调马而来还是中计。
李荣发遭楚军伏击,侥幸败走后,李秀成深知左宗棠难以对付,于是另遣军中号称“黄老虎”的悍将黄文金再来挑战。
此时五千楚军已经回营,左宗棠根本不惧硬碰硬,一场激战下来,黄老虎只得败走。
此战之后,曾国藩专折为左宗棠请功,称其“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调度神速,将士用命”。
半个月后,清廷颁下上谕,着左宗棠以三品京堂候补,以示嘉奖。
但此时的左宗棠根本无心品尝胜利的滋味,黄老虎败走后,太平军依旧活跃在鄱阳、建德交界的石门、洋塘一带,曾国藩为护卫湘军生命线,担忧左宗棠寡不敌众,于是派出湘军悍将鲍超,进入江西与左宗棠合师进击。
左宗棠的楚军与鲍超的霆军,两军合击相当给力,未用一个月,江西境内的太平军悉数被驱逐出境。
但曾国藩的祁门险境并没有就此化解,咸丰十一年三月,太平军侍王李世贤率十万大军,将营寨驻扎在离祁门大营仅二十里外,再次对曾国藩发起了强攻。
面对文报不通、饷道中断,曾国藩这次彻底绝望了,在自述中,曾国藩说,“是以忧灼特甚,夜竟不能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殊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矣。”
此语绝不是无故痛吟,这一时期,曾国藩枕下就是利剑,他已做好了城破自裁的最后准备。
就在这万分凶险时刻,左宗棠率楚军在景德镇再一次大败太平军猛将李尚扬,李世贤闻讯,立率五万精兵前去击杀左宗棠。
左宗棠用引来李世贤的方式,又一次助曾国藩解了祁门之围。
李世贤绝非等闲之辈,咸丰八年湘军名将李续宜就是败死在此人手中,这一次左宗棠以五千精兵对阵李世贤五万大军,其中的凶险可想而知。
左宗棠用兵,扎扎实实,步步为营,坚忍耐苦,既慎于前攻,又慎于后顾,得尺则尺,得寸则寸。此次迎战李世贤,左宗棠即将他的用兵之法运用的淋漓尽致,咸丰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天骤降暴雨,畈水徒涨,坚韧苦守的楚军抓住这一天赐之机,趁势跃出战壕,李世贤因防备不足,被楚军打得大败狂奔,人马自相践踏,被击杀及溺死者无数,李世贤本人身着小卒军衣,舍命狂奔,这才捡回一条性命。
此战之后,曾国藩上奏清廷,请将左宗棠改为帮办军务,在奏稿中,曾国藩盛赞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左宗棠“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乃“深明将略”,已非“时贤”可比。
清廷接受曾国藩建议,随即颁发上谕,命候补三品京堂左宗棠帮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
清廷不授左宗棠道员、按察使之类实职,只授三品京堂虚职,其中是有深意的。
这是极度看好左宗棠的征兆。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出山之时,已近暮年,曹操的千古名句,左宗棠撑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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