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蕃兵军团如何维持运转？看沙陀军是怎么做的

唐朝中期，随着府兵制的瓦解，归附唐朝的蕃兵逐渐成为为唐戍边的主要力量。元和三年（808年），沙陀在首领朱邪尽忠父子的带领下，自甘州东迁至灵武，归附唐朝，后随灵武节度使范希朝迁至代北地区，成立沙陀军。

随着在代北地区不断发展，沙陀军展现出杰出的战斗力，先后随范希朝、李光颜等人征讨成德王承宗、淮西吴元济等藩镇叛乱。后又在平定庞勋、黄巢等农民起义当中立下大功，为唐朝做出卓越的军事贡献。

沙陀军成立之后，在保持北方民族兵制特点的同时，还积极主动吸收中原骑兵的优秀战法，形成其特有的军队特点。除此之外，沙陀军还积极吸收中原骑兵部队的战术战法，并结合自身特点，灵活运用。

一、沙陀军军制特点

沙陀军和其他中晚唐蕃军区别较大，较多保留了原部落组织的特征，这也为其日后发展成为代北军事集团奠定了基础。沙陀军不但沿袭了北方民族传统的族兵制特点，以及十进位制的军事编组单位，还在其战斗当中融入了中原骑兵战法，为其得以在中晚唐称雄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十进位制下的骑兵建制

北方游牧民族一直以来就是以骑兵作为主要战斗兵种，这是由其游牧形态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决定。灵武节度使范希朝将一千二百沙陀骑兵编为沙陀军，应是未打破沙陀原有骑兵建制，采用了北方游牧民族一直延续的“十进制”军队编制。

最初的沙陀军是一支由一千二百名沙陀族牧民按照十进制编成的骑兵队伍，其下应设有百人队或十人队，由时任沙陀首领朱邪执宜担任最高长官，隶属范希朝振武军，开始为唐廷征讨四方。

（二）“兵民合一”的族兵制遗风

族兵制作为最早出现的兵役制度形式，产生于仍以军事部落联盟作为政权的早期国家，或是还未摆脱血缘纽带的宗族贵族政权中。该兵制下，所有部族成员均有承担兵役的义务，其生产、训练是依据地域和血缘关系远近划分，征战时也是依照血缘和地域来划分战斗单位。

一般认为，族兵制起源于氏族部落时代的集体狩猎生产。单以形式来看，集体狩猎亦可视为一种军事活动，只不过战斗对象并非是某一氏族部落的成员，而是某一地区的野兽。我国历史上的许多北方民族，在军役制度方面都曾经历过这个阶段。

族兵制作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社会的传统兵役制度，自然亦应为沙陀所袭用，而这或也是沙陀军战力出众的重要原因之一。《新唐书·沙陀传》称沙陀尽忠率众归唐，朱邪尽忠所率“三万落”当为其下邑落之民，却能在吐蕃追击之下边战边退，显然只有实行族兵制才能形成此种全民皆兵的战斗效果。

范希朝将沙陀族人安置在定襄川黄花堆，为其“市牛羊”，令其“广畜牧”，确保其部落稳定，从而也就为新组建的精锐沙陀军争取到了充足的兵源。

（三）灵活的骑兵战法

沙陀军是以沙陀骑兵为主体的军事集团。其所以战力出众，不仅是由于沙陀兵士弓马娴熟，同时也与能够灵活地运用“奔袭游击”、“陷阵突破”等骑兵战法有关。

奔袭游击，是北方民族自古传承下来的一种战法。这种战法依靠骑兵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可以根据战场局势随时调整，做到合理聚散、进退有据；骑兵更可以通过速度的优势，对步兵等移动速度慢的兵种实施快速冲杀，特别是在用作“奇兵”时每每能够发挥巨大优势。

但是，这种战法对骑兵的单兵素质要求极高，需要进行大量训练，所以在唐末五代时期很少有著名的骑兵军队。而沙陀军主要是由东迁而来的沙陀人以及定居于代北地区的北方诸族所组成，这些人本身就弓马娴熟，熟稔骑战，可以将这种战法的威力最大发挥。

陷阵突破，是沙陀军在吸收中原重骑兵战法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战法。北方民族骑兵最初多以轻骑奔袭为主，由于相关装备获取较为困难，一般较难装备重骑兵。而沙陀在迁至代北后，通过从中原获取甲胄、借鉴相应战法，遂又摸索出了这种以重骑兵为主的陷阵突破战法，并成为其传统轻骑兵战术的有力补充。

二、沙陀军将领集团特点

（一）沙陀军最高长官身份双重性

我国古代各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职官体制，既相互因袭，又各具特点。关于沙陀首领官职，沙陀首领称号应为“阙俟斤”，“阙俟斤”是隋唐时期突厥民族共同体中，包括沙陀在内的一些民族或部落首领之政治职位。

但仅以沙陀而言，相较于其他以“阙俟斤”作为首领政治称号的部落，此称号除《新唐书·沙陀传》外，在传世史籍中并无二见。这或与沙陀早期过于弱小，后期完全依附于唐朝有着直接关系。

对于沙陀而言，“阙俟斤”之称虽仅见于《新唐书·沙陀传》，但其确系为沙陀首领在北方游牧民族中的职官名称。结合《开元十六年朱邪部落请纸文牒》来看，沙陀与唐王朝交往时所使用的北方游牧民族称号当一直为“阙俟斤”，直到沙陀内迁后，才逐渐被唐朝所授中原职官名称所替代。

唐元和三年，沙陀首领朱邪执宜率众降唐，自此沙陀开始频繁活跃于今内蒙古地区，其首领政治职位称号也逐渐由北方游牧民族官号官称演变为中原的政治职位称号。沙陀迁徙至代北后，先后参与了唐朝平定河北、淮西等藩镇的军事行动和帮助唐朝征讨庞勋、黄巢等农民起义，屡建战功。

其中，朱邪执宜之子朱邪赤心，更因平定庞勋之乱有功，受赐李姓，隶属郑王房籍。沙陀归唐后，其各代首领先后在唐王朝历任刺史、节度使、太师、中书令、司空等诸多职位，沙陀首领所担任的这些中原职官，即可视为其接受中原职官体系的政治称号。

沙陀自归附唐朝后，其历代首领就同其他归附唐朝的北方游牧民族一样，在继承其原有的“可汗”职官体系“阙俟斤”称号同时，还接受唐朝授予的中原职官称号。

朱邪执宜率众内迁后，虽然沙陀首领还保持着其双重政治称号，但北方游牧民族职官称号逐渐弱化，而中原职官称号逐步得到加强。迨至李存勖建立后唐政权之后，“阙俟斤”这个北方游牧民族职官称号才最终湮没不存。

（二）沙陀军中下层将领民族成分组成复杂性

沙陀军中下层将领民族成分的复杂性，与代北历史上长期处于北方诸族与中原徙民、编户杂居状态的人口构成特点密切相关。

有唐一代，由于唐朝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政策及对北方诸族发动的民族战争，大量驻牧于漠北地区的北方民族内迁附唐，被安置在以代北地区为中心的唐北部边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突厥诸部及一些粟特部落。总而言之，代北地区自秦汉至唐代中后期，确系北方诸族和中原汉民族混居地区，且居于此地的汉族编户受到北方各族的影响，沾染戎风。

李国昌时期的沙陀军将领民族成分就已变得复杂，这与代北地区民族成分复杂不无关系。特别到李克用时期，以沙陀军为核心的代北集团完全成型后吸纳的大量粟特将领，更加大了沙陀军将领的民族复杂性。

（三）将领之间关系的不稳定性

沙陀军作为唐末五代时期重要的军事集团，其军队将领之间的关系和当时其他藩镇集团一样，都是通过“假子”、“义儿”这种关系来维系的，甚至李克用还专门成立了一支“义儿军”，作为其牙军的一部分。这种继承自北方民族的风俗在战争中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随着该集团首领的衰弱，这种关系的不稳定性就会暴露，从而给沙陀军造成一定的损失。

三、沙陀军军费来源

沙陀军作为代北藩镇重要的军事支柱，其高层将领有更多的机会融入到代北地区藩镇的财政体系当中，进而为沙陀军获取直接的军费支撑。

沙陀军成立前，其主要军费来源应如其他与唐朝保持联系的北方民族一样，依靠抄略唐朝边地，或是通过和唐朝实行朝贡贸易来获取军需物资。沙陀举族附唐后，这两种军费来源被唐朝廷和地方节度定时拨付的军费所取代。相较抄掠和朝贡而言，这种军费获取方式对于沙陀军来说更为稳定。

（一）藩镇截留及中央税收

沙陀军成为河东节度使范希朝麾下精骑后，便不再依靠掠夺唐朝边地或通过与唐朝进行朝贡贸易来获取物资补给，其军费当是由范希朝负责筹措提供。

范希朝作为中央所任命的河东节度使，其军费来源应和当时其他藩镇手段一样，是通过截留两税所得。沙陀军所在代北地区军费来源与其他藩镇有所区别，除却藩镇截留“上供”赋税外，还享受来自中央政府的拨付。

（二）地方屯田

营田，亦作屯田，是一种由政府统一组织，在公共土地上进行农田开垦、种植粮食的生产活动，创立于西汉武帝时期，后为历代普遍使用，其中较著名的有东汉曹操施行的屯田活动。唐建国后，亦在设立折冲府地区开展营田活动，作为补充军费的一种重要模式。

代北地区作为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缓冲地带，唐在建立之初就于此设立大量折冲府以御边患，同时广开营田以充军费。安史之乱后，由于中央财政不足以供应各地军费，所以被废置的一些营田得以重新启用。营田收入在沙陀军军费中应占据较大比重，且独占代北营田收入恰恰是沙陀军夺取代北掌控权时的重要一环。

（三）代北地区互市获利

除藩镇截留税收和地方营田收入外，从代北地区与诸蕃互市中所获之利，也是沙陀军较重要的军费收入之一。代北地区自两汉以来就是中原王朝同北方民族进行互市之地。

有唐一代，朝廷曾先后多次在代北地区设立关市，同北方各民族进行互市贸易。中唐以降，代北地区开设的关市对象多是回人。贵族通过来唐互市，往往携带大量“私货”倒卖，以挣取高额利润。

除此之外，沙陀占据了河东地区重要的牧监，拥有大量良马。沙陀占据河东代北地区重要牧监，其所畜养的马匹是唐朝晚期重要蕃马来源之一。唐朝换取马价绢后，转而再和代北地区诸蕃以绢易马，从中谋取高额利润。占据代北地区重要牧监的沙陀亦可以在此过程中获取可观的利润。

结语

沙陀军以一个蕃军集团成长为雄踞中原的民族政权，在继承唐代政治制度的同时，新的政治制度已经开始萌发，为后继的宋朝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而沙陀三王朝之所以能起到上承唐朝，下启两宋的作用，许多因素早在沙陀军时期就已开始成型。

无论是其内部结构还是外在因素，都对沙陀军发展成长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其在继承北方民族特点的同时，还大量吸收中原文化，用以构建内部组织结构；加之沙陀军地处代北，形势复杂，使得沙陀军可以从中获得较大利益，从而积累了发迹之本。

所以沙陀军在中晚唐时期，相较其他蕃军来说，充分利用了自身的组织优势和外在形势，脱颖而出，在中国民族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