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五市发放育儿补贴，如何缓解“生育难”？

8月末，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发布《优化生育政策的若干措施（试行）》，推出了育儿补贴、托育补贴、初婚补贴、辅助生育补助等鼓励生育的补助政策。至此，浙江省出台生育补贴等财政激励政策的地方达5个，成为全国实行生育补助政策的城市最多的省份。

澎湃研究所研究员根据网络公开资料，整理了浙江5个城市的生育补助政策，表格如下。

制图 周燕玲

从出台生育补助政策的城市看：

除了杭州，浙江其余4个城市常住人口数量在全省所占比例，均有所下降。人口外流或人口(全省)占比下降，也许是城市调整生育政策的一种考虑。

据浙江省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温州的2020年常住人口全省占比14.83%，较2010年的16.76%下降近2个百分点；绍兴2020年常住人口全省占比8.16%，而2010年为9.03%；衢州2020常住人口全省占比3.53%，低于2010年的3.90%；丽水在全省常住人口占比最小，2020年为3.88%，且比2010下降0.01%。

从生育补助政策的目标群体看：

政策对象主要为本地户籍、二孩或三孩家庭，除了温州将一孩家庭纳入补助范围。

在户籍制下，地方财政仍以户籍人口作为管理/服务对象。而政策主要面对二孩或三孩家庭，也有财政预算的考虑。对象覆盖至一孩家庭的温州，育儿补贴数额相对较低（一孩1000元/二孩2000元/三孩3000元），而在只激励二、三孩家庭的城市，补贴数额更高（如常山县为二孩、三孩3年补贴分别为15000、30000元），福利项目也更丰富。在一定预算计划内，补贴力度和补贴范围呈现反比。

但从激励生育的角度，对一孩生育的政策性忽略可能不利于人口“基本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认为，中国一孩生育率从2019年的0.7下降至2022年的0.5，一孩生育的萎缩和推迟是拉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

各城市地方的生育支持政策均以现金补贴、补助（育儿、生育、托育等）为主，同时辅以居住、就学、交通和旅游福利。在联合国人口基金报告《应对低生育率的政策：有效性如何？》（以下简称《报告》）中，这均属于财政转移现金补助一类。

《报告》指出，定期现金转移补助对阶段性生育率产生小而积极的影响，可能会影响人们的生育时间，但较难影响生育数量变动。一次性生育补助会使终身生育率有些许提高，但不太可能大规模地影响生育行为，且通常难以持续很长时间——该类政策在澳大利亚、加拿大魁北克和西班牙均最终叫停。即使是数额较大的现金补助，也只能覆盖儿童抚育费用的一小部分，这类生育补助主要影响是教育程度较低或收入水平较低的人群。

从生育支持政策的内容看：

减缓生育率下降，必不可缺的举措是广泛、可及、高质量的托育服务，特别对于3岁以下幼儿的托育服务。

《报告》认为“良好儿童托育体制”对儿童托育质量、费用和开放时间三方面都有要求。这在瑞典、挪威显著缓解了生育率的下降。另外，近年儿童托育扩张规模最大的国家是韩国，政府的儿童托育开支从2000年占GDP的 0.1%升至2014年的0.9%。

201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卫生健康委发布《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托育服务即3岁以下幼儿照料问题受到高度重视。

据官方数据，2020至2022年，中央预算内投资约20亿元，带动新增普惠托位20万个。

总的来看，生育鼓励政策强调对生育行为的直接刺激，但对家庭发展的环境制度支持还有欠缺。

生育支持不能“就生育谈生育”，国际上应对生育率下降的许多政策实际上是“家庭支持”，因为生育问题背后大多实为家庭困境， 缓解生育难题需要从家庭、生育、甚至工作/就业、住房等多个社会经济领域着手做长期的、制度性改善。

近期，日本拟增加育儿补贴以应对生育率下降。当地学者和民众认为该催生举措“短视”“只顾扔钱”“是一种不接地气的措施”，忽视了民众的“不安全感、恐惧和需求”。

在浙江部分城市的生育鼓励政策中，结婚补贴也是一个新招，常山县8月发布的生育政策措施提出初婚补贴，即“对于在该县双方均为初次结婚登记且女方年龄在25周岁及以下的夫妇（至少一方为常山户籍的），给予1000元的奖励。” 该举措鼓励女方早婚（25岁以前），可能基于早婚利于早育、早育利于多育的生育规律。但从家庭和个人健康角度，组建家庭、生育后代的前提条件是人格成熟、经济独立并能承担养育责任。如果片面激励早婚早育，未必有利于个体成长、家庭稳定和后代抚养。促生育，应当兼顾完善托育教育供给、开展家庭政策支持等一系列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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