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武田猎：宋代皇帝出行的军事与娱乐双重意义

古代皇帝出行常常有不同的形式，因为皇帝一天的行程很多时候不是固定的，经常会出现一天去好几个地方的情况。

宋代皇帝出行从距离远近上划分，可以分为皇宫（行在）内、皇宫以外京师以内、京师外。现代意义的出行，是指离开自己的居所向目的地移动的一种交通行为，古代也不外如是。

如果将皇宫视为皇帝居所范围，那么皇帝出行，主要有皇宫以外京师以内和京师以外这两种情形。

从出行内容上看，主要有出行阅武、田猎、南郊、巡幸地方、临问大臣、观稼等官方色彩较为浓厚的出行活动。此外，还有较少的私人出行活动，譬如微服出巡、游玩京师等。

宋代的军事实力，在中国古代并不算强盛，甚至一直被冠以“积弱”的称号。

自宋太祖开国以后，在与西夏、金等国战争中长期处于败多胜少的局面。北宋前期太祖、太宗还是尤为重视军队建设，致力于进行诸多大小阅武活动。

“阅武，仍前代制。太祖、太宗征伐四方，亲讲武事，故不尽用定仪，亦不常其处。凿讲武池朱明门外以习水战。复筑讲武台城西杨村，秋九月大阅，与从臣登台观焉。”

太祖、太宗属于武将出身，征战无数，对于阅武尤为看重都是亲历亲为。真宗时期尚处于辽朝虎视眈眈之下，在前期尚还能继承太祖太宗勤于阅武的传统，继位伊始在勤于政务的同时，仍能不忘阅试将士武艺。

史载：“上自即位，每旦御前殿，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及请对官以次奏事，至辰后还宫进食。少时，复出御后殿视诸司事，或阅军士校试武艺，日中而罢。夜则召儒臣询问得失，或至夜分还宫。其后率以为常。”

一天的行程从早到晚安排满满，有时也会抽出时间校试将士武艺。但在真宗中后期，大规模的东封西祀占据了真宗绝大部分精力，自然也就对出行阅武热度大减。

北宋中后期除神宗致力于变法图强，锐意改革军政外，其他诸帝出行阅武越来越少，其中或有一些阅武活动，但都是流于形式。

步入南宋，宋高宗初期由于金朝的猛烈攻势，疲于奔命，政权不稳定，属于一种“流亡朝廷”，完全谈不上进行阅武活动。

而与金朝讲和后，怕引起金朝关注更是对举行出行阅武活动兴致缺缺，以至于军队将士纪律败坏，不思进取，一有敌情，敌人还未到达便望风而逃。

此后，除孝宗朝尚有恢复北方国土的雄心，进行了诸多出行阅武外，其他帝王几乎没有进行过出行阅武活动。

田猎是古代历朝帝王都必不可少的出行项目，帝王田猎也不单是为了游玩取乐，很多时候也是基于政治、军事的需要。

宋代太祖建隆二年（961年）起开始在近郊狩猎，《宋史》卷一二一载：“太祖建隆二年,始校猎于近郊。”

此后“多以秋冬或正月田于四郊”，说明太祖时期田猎活动较为频繁，此时田猎似乎仅表示在田野狩猎，是一种娱乐活动。

太宗时期田猎的内涵就丰富起来了，不仅“因阅武猎近郊”还有“腊日出狩，以顺时令；缓辔从禽，是非荒也”。

仁宗时期田猎的内容更为具体，其被赋予的意义也更为清晰了。

庆历五年（1047年）冬十月仁宗校猎于杨村，宰相贾昌朝夸赞仁宗于近郊田猎是昭孝德、讲武事、养老和劝农，一次狩猎就同时具备政治、军事、社会意义。

宋代皇帝出行田猎从盛行于太祖、太宗，到真宗逐渐减少，直至消亡于仁宗时期，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与皇帝对田猎的态度、

看法也是息息相关。从太祖朝的三十次到太宗朝的十一次，就已经初现端倪。

太宗认为前代有很多帝王，因为畋猎而导致国家衰败，还说明自己狩猎是为民除兽害，并不是以此取乐。

直至端拱元年（988年），太宗还是对古人禽荒引以为戒，于是下诏今后除了顺时田猎行礼之外，其余时间不允许郊猎，并将与狩猎相关的五坊鹰犬放生，还下令不许再以鹰犬上献。

史载：“癸未，上谓侍臣曰：‘朕每念古人禽荒之戒，自今除有司顺时行礼之外，更不于近甸游猎。五坊鹰犬，悉解放之，庶表好生之意。’遂诏天下勿复以鹰犬来献。”

古人云，上天有好生之德，频繁狩猎也是过度杀生的一种表现，太宗认为自己将鹰犬放生，限制打猎的次数，是一种“好生之意”。

淳化三年（992年）节度使赵保忠，向太宗进献一只海东青，非常难得，但太宗仍说自己久罢畋猎，反而赐给了他本人，勉励他时讲武事。

史载：“淳化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定难军节度使赵保忠献鹘一，号海东青。诏曰：朕久罢畋游，尽放鹰犬，无所事此。”到最后已经是“腊，命寿王等猎于近郊。帝（太宗）雅不好弋猎，至是但命诸王畋狩，顺时令而已。”

此时太宗直接表示自己不喜好狩猎，仅令诸亲王自行狩猎，以表顺时令而已。真宗时期仅进行了五次出行田猎，“上自景德四年以来，不复出猎。壬寅，诏五方鹰鹘，量留十数，以备诸王从时展礼，余悉纵之。”

由此可知，真宗自景德四年（1007年）以后不再出行狩猎，仅留少量五坊鹰犬备亲王展礼。

此外，还进一步规定北方缘边州县官员，不得以迎送官员为名出城打猎。不仅限制汴梁城狩猎活动，甚至北方边城也勒令不准狩猎。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五载：“庚辰，诏北缘边州军官属，自今不得以迎送为名，出城寨驰猎，犯者以违制论。”

在这样的禁令下，出行狩猎活动锐减甚至消亡。仁宗时，直集贤院李柬之上奏请求恢复祖宗校猎之制，于是仁宗专门下令讨论是否可行。

史载：“初，真宗封禅之后，不复畋猎，废五坊之职，鸷禽走犬悉放诸山林。至是，直集贤院李柬之上言：‘祖宗校猎之制，所以顺时令而训戎事也。陛下临御以来，未讲修此礼。愿诏有司草仪，选日命殿前马步军司互出兵马，以从猎于近郊。’故命讨阅之。”

庆历五年（1045年）八月进行相关讨论，冬十月就开始了仁宗朝第一次出行田猎，还对出猎地点进行了规定，东路于韩村，西路于杨村。

仁宗进行出行田猎时，尤为强调不专以狩猎为获，给田猎活动增加了许多其它元素。

自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三月罢猎于近甸，之后的皇帝再也没举行过出行田猎，皇帝出行田猎活动逐渐消亡。

其消亡原因不仅与皇帝自身态度息息相关，还与当时的国内外大环境，以及北宋士大夫频繁上言请求“罢猎”有很大关系。

宋代郊祀继承和发展了自汉代以来形成的南郊、明堂二大礼，其中的南郊大礼一定程度上执行了“三岁一亲郊”制度。

南郊大礼主要是指皇帝每隔三年一次的圆丘祭天大礼，时间一般是十一月冬至日。

除了十一月冬至日南郊大礼，还有为数不多的正月祈谷礼、四月雩祀礼，一般是作为南郊大礼的替代礼。

宋代一共举行了五十七次南郊祭天大礼（包括祈谷、雩祀），除了北宋末钦宗朝以及南宋后三朝外，每一代皇帝都举行了次数不等的南郊大礼。

南郊作为皇帝重大出行活动项目之一，具有较大的定时性，并非一种临时性出行，而是作为一种定例出行。

宋代帝王出行到地方主要集中于北宋前期、南宋初期，也就是太祖、太宗、真宗朝以及南宋高宗朝。太祖、太宗巡幸地方大都是以亲征的方式，是因为需要去地方打仗平乱。

建隆元年（960年）太祖首次巡幸地方，为了尽快扫除在潞州作乱的李筠父子，太祖决定御驾亲征，太祖发完手诏后，朝廷上下积极准备，于六月二十四日就达到潞州，仅仅一个月多几天太祖就从汴梁赶到了潞州。

此次亲征潞州，太祖诏书中明确提出是因为夏日炎热，将士们前线征战十分辛苦，因此想要亲临前线，慰抚将士。

太祖亲临前线的效果是显著的，太祖到达潞州后，不到一个月就扫清了李筠叛乱，于七月二十五日就从潞州出发返回京师。

第二次是亲征扬州，镇压李重进叛乱。李重进在扬州作乱，太祖询问当时尚是枢密副使的赵普如何应对，赵普认为李重进孤垒自守，不足为虑，速度发兵平叛即可。

赵普认为李重进不堪一击，急攻缓攻都可以，但兵法中军贵神速，应速度全军齐上，尽快扫除叛乱。太祖信心大振，十一月三日从汴梁出发，中途路过宋州、宿州、泗州，于十二月二日到达大义驿。

太祖甫一至，前方攻城主将石守信就来报扬州旦夕可破，太祖亲至城下，扬州马上被攻下，李重进叛乱迅速被平息。

第三次巡幸是亲征北汉，北汉一直是宋朝的心腹大患，早就建隆元年（960年）李筠叛乱时，北汉主刘钧就与李筠有合作，相互联结对抗宋朝。

史载：“太祖建隆元年夏四月，北汉主刘钧自将兵至潞州赴李筠。筠兵败，北汉主惧，引师归。”

之后双方一直有交战，互有胜负，北汉一直倚仗着契丹，顽强抵抗宋朝的进攻。

开宝二年（969年）太祖认为大将李继勋征战北汉，班师回朝却没有获取相应战果，想要再次谋划攻取北汉，在酒宴中密问大臣魏仁浦，魏仁浦对以欲速则不达，希望太祖慎重考虑，但太祖依旧决定亲征北汉，并于当年三月行至太原。

这场战争最后也因契丹的介入，未能完全收复北汉，再加上太祖曾雪夜访赵普，询问过北征太原相关事宜。

史载：“太祖尝夜幸普第，立风雪中，普皇恐出迎……太祖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矣，愿闻成算所向。’太祖曰：‘吾欲取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太祖问其故，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则太原弹丸黑志之地，将无所逃矣。’太祖笑曰：吾意正如此，特以试卿尔。”

太祖以“吾意正如此”结束了这次关于征伐太原的话题，从对话可以得知太祖是赞成赵普的说法。

因此第二次征太原（非太祖亲征），也就只能“故虽连年攻伐（太原），至城下，辄退师。”

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势不可挡，汴梁被攻陷北宋灭亡，宋高宗赵构建立了南宋，都临安。在北宋末、南宋初这一时期的出行，实属于特殊时期的出行，因为它既无前例，也没有后续。

应该看到：北宋末期以及南宋高宗朝初期的诸多出行，属于一种非常态出行，其中也包括高宗一些名为巡幸实则逃亡的出行。

处于这一时期南宋朝廷，高宗经常借南下巡幸的名义，来逃避金兵的进攻骚扰。南宋初，面对金朝的激烈攻势，高宗动辄以巡幸的名义，南下逃亡。

高宗还诏“成都、京兆、襄阳、荆南、江宁府、邓、潭州皆备巡幸，帅臣修城垒、治宫室，漕臣积钱粮。”

就是为了时刻方便自己“巡幸”，高宗这种无心亲征抵抗金兵进攻、随时预备巡幸的做法，让大臣宗泽非常担忧。

宗泽以宋真宗时期契丹来犯，寇准力谏真宗亲征最终退敌为实例来上奏。

希望高宗能够效仿先朝，亲自率领军队与金人交战，而不是听从身边扈从大臣的建议，作名为巡幸实为逃亡之举。

通过对宋代皇帝大阅讲武、田猎、南郊以及巡幸等出行活动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些出行活动在不同皇帝任期内均体现出不同特征。

由于北宋建立于战乱频仍的五代之后，宋太祖称帝后国家尚未完全统一，如太祖平荆湖、平江南；太宗收复北汉等均是依托较为强劲的军事实力。

这要归功于太祖、太宗频繁的出行大阅讲武，重视陆军训练的同时，也没有忽视水军的发展，虽然此时已渐有崇文抑武之风，但尚对军事足够重视。

真宗初期面对辽朝的激烈攻势，尚能较为重视军队建设，还在登位伊始就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阅武活动。

随着“澶渊之盟”的签订，以及崇尚文德之风渐起，再加上中后期大兴“东封西祀”，占据了真宗绝大部分精力，出行阅武越来越少。

南宋亦是如此，除了有心恢复祖宗基业的孝宗以外，其他皇帝几乎没有，或者很少进行出行阅武。

可见，这不仅与当时的国内外大环境息息相关，还与皇帝的执政理念、态度有莫大关系。

当外有强敌环伺，交战频仍，再加上皇帝主观上较为重视军队建设，以抵抗外敌而不是一直指望依靠和约维持和平，这时皇帝亲自举行阅武就会较为频繁；

而一旦签订过和约或者一直寄希望于遣使和谈，这时皇帝在主观选择上就已倾向于避战，阅武这种振奋军心的活动自然也就越少越好。

皇帝出行进行郊猎，发展到宋代也出现了新情况：北宋初太祖、太宗还是十分重视出行田猎，往往将狩猎于讲武相联系起来，达到一种强化军事训练的效果，但其间也出现了想要减少甚至废除皇帝田猎活动的苗头。

步入真宗、仁宗时期这种苗头有逐渐壮大的趋势，再加上一些大臣以“祖宗家法”的名义上奏禁止田猎，田猎这个历朝均较为重视的活动，在宋代逐渐消亡了。

郊祀是宋代皇帝非常重视的一项活动，就算是在北宋末、南宋初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皇帝也没有落下。

不仅如此，宋代还发展了前代“三岁一亲郊”制度，虽说检索史籍可以发现宋代皇帝并没有严格按照“三岁一亲郊”来进行，但从这些断断续续的亲郊次数、时间、规模等还是可以一窥宋代皇帝举行南郊的全貌。

宋代皇帝到地方巡幸也呈现出和大阅讲武较为类似的特征。其中主要体现于太祖、太宗、真宗以及高宗初期时，以亲征地方为主的地方巡幸，尤其是太祖、太宗，在有限的几次出行至地方均是以军事打击为目的，去扫除叛乱。

不同的是皇帝御驾亲征至地方由太祖、太宗时期的主动前往、亲历亲为，到真宗初期则已经变成被动前行，甚至略带强迫性质的亲征。

南宋高宗朝则更是迥异于先朝，面对金朝的猛烈攻势，经常需要南下逃亡，其中仅有的三次御驾亲征，更多是在大臣的极力劝谏下，具有“表演”性质的巡幸地方，为的就是稳定军心，塑造一种有为君主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