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特务生涯》魏大铭与戴笠结婚时戴笠是啥心情

沈醉在《我的特务生涯》中回忆：“当年，我在临训班当教官时，戴笠规定工作人员不能恋爱结婚，特别是不许与女学生谈恋爱，因为戴笠准备让那些女学生到沦陷区去给男特务当工作太太。所以规定违者要关禁闭，坐监牢，至少要把两人调开。”

沈醉之所以提到戴笠的规定，是因为他当年和临澧特训班女学员粟燕萍“恋爱”的事被别人告发了，戴笠装模作样追查，沈醉的姐夫只说了一句“他们是儿时定的娃娃亲”，戴笠就“信以为真”，还在沈醉和粟燕萍结婚的时候送上了贺礼。

虽然沈醉和粟燕萍都是湖南人，但是沈醉家住湘潭，粟燕萍家在长沙县农村，两家隔着一百多里，沈家是“大宅门”，粟燕萍是乡村“假小子（沈醉称其为野小子）”，门不当户不对，两人相差六七岁，戴笠当然知道“娃娃亲”纯属虚构，他的“相信”实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沈醉是戴笠“亲传弟子”，所以戴笠那所谓的最严厉“六条家规”，对中下级特务来说是“紧箍咒”，对将校级特务来说，却连“牙疼咒”都算不上，曾任军统局本部人事处行政科长、保密局湖南站少将站长的黄康永回忆：“在这些家规之下，遭到不幸的，只是一些中下层的特务，许多大特务或者江山派系的一些特务，都成了例外。（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沈醉回忆录、《文强口述自传》、黄康永《军统家规六不准内幕》）”

戴笠制定的六条家规，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后调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中将游击司令）、行动处少将处长程一鸣（潜伏者，1964年公开身份凯旋）、东北区中将区长文强（兼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时被孙连仲胡宗南联名保荐为中将）、湖南站少将站长黄康永（此人也曾任军统临澧特训班教官，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等人的回忆文章中都有提及，看起来冠冕堂皇得有点不近人情，概括起来很简单，那就是六个不准：“不准擅自脱离组织，不准在抗战期间结婚，不准随意外出活动，不准经营生意，不准贪污贿赂，不准随意回家住宿。”

明眼人都知道这六个不准，戴笠一个都做不到，毛人凤和沈醉也没当回事，黄康永在回忆文章中颇为愤愤不平：“1940年戴笠下了手令之后，毛人凤就第一个与向影心结婚，紧接着就是陈宜生（兰训班教官兼兰州警察局长）与朱绍良（抗战期间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司令长官）的女儿结婚，霍立（军统兰州站站长）与徐应年结婚，文强与葛世明结婚，魏大铭（军统局电讯处处长）与赵霭兰结婚，戴笠表面上不同意他们这样做，而实质上还亲自向他们贺喜。”

魏大铭与赵霭兰结婚时戴笠是啥心情，黄康永不知道，沈醉却知道：戴笠在抗战末期，就想找借口干掉魏大铭——魏不仅敢动戴笠的禁脔，还敢公开与之结婚，更过分的是居然还报请戴笠批准，戴笠只好捏着鼻子批准，还送了一笔厚礼。

戴笠嘴甜心苦，沈醉却有点幸灾乐祸：“我很佩服魏大铭有胆量，他敢于从戴笠门中去夺取嫩肉，完全是看准了戴笠自有了电影皇后胡蝶之后，已无余力再去对付几副备用的‘待召’了。他于是趁机捡起一副，可谓得天时、地利与人和。”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人报仇从早到晚，魏大铭终于为虎口夺肉付出了代价：1945年，戴笠以走私罪将魏大铭拘捕准备杀掉，沈醉当时认定魏大铭必死无疑，但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执行，于是沈醉看到了比较搞笑的一幕：戴笠坠机的消息传到重庆时，军统特务都痛哭失声，只有魏仰天大笑。

戴笠不好意思以“抗战期间结婚”的罪名处置魏大铭，只好抓了个“走私”的把柄，事实上军统的将官们没有一个不走私，沈醉本人更是这方面的行家，他与郑介民从上海往重庆倒卖一千五百桶汽油，一下子就赚了一千五百两黄金：用军统的名义采购，每桶一两黄金，用军统的车队运输，运费为零，在重庆售价二两黄金一桶，事后郑介民净赚一千两，沈醉净赚五百两。

据黄康永回忆，我们熟悉的吴敬中（原名吴景中）也没少跟郑介民合伙做买卖：“军统局二号头子郑介民看起来不长于做生意，但他的妻子柯淑芳则是一个做生意的老行家，他利用中苏情报所总务科科长是湖北同乡的关系，要他套买大量日用品，每月进货一二次，也卖出一二次……”

难怪我们在电视剧《潜伏》中看到吴敬中满嘴生意经，对抓间谍一点都不上心，原来此事也是有历史依据的。原天津潜伏台台长舒季衡在回忆录中说吴景中继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之后，除了象征性地每周与中统天津区区长、宪兵第二十团团长、天津警察局长、稽查处长开一次“乙级会报”之外，就是一门心思做买卖。

郑介民的太太与吴敬中合伙做买卖，时任军统局代理主任秘书的毛人凤也不甘人后，照样是太太出马：向影心与沈醉的部下、总务处粮秣股股长吴茂先联手做当时最赚钱的粮食贩运，沈醉有没有从中分红，他在回忆录中没写，黄康永也没揭他的老底——他们后来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又做了同学，互相之间是要留一点面子的。

黄康永给沈醉留面子，对毛人凤可就没那么客气了，我们看黄康永的回忆文章，就会发现特务们背后称毛人凤为“龟”，他们夫妻也为此事争吵，居然还真确有其事：“1946年戴笠死后，毛人凤当了军统局副局长（军统局最后一任局长和保密局首任局长是郑介民），向影心还介绍他的‘男朋友（黄康永的原文是另两个字，写出来不文明，但大家能猜得到）’邹伟成当四川泰豫银行上海分行的副经理，与四川商人合伙扩大经营生意。”

为了赚大钱，什么里子面子都不要了，毛人凤夫妻如此，郑介民夫妻如此，但是小特务要是赚点小钱，就可能会连性命都赔进去。1940年贵阳邮电检查所女检查员杨月亭因偷窃五十元汇票而被枪杀，那是真的，但却不像某些网文说的那样，是戴笠当面下令用箩筐把她抬出去枪毙的。

当年杨月亭在贵阳犯事儿，贵州站长求情说等她生育后再杀，戴笠的回电很冷漠：“杨月亭就是因为这个小孩犯了纪律，要留这个小鬼干什么？”

杨月亭贪了五十元被枪决，一尸二命，大特务们贪污受贿多少都没问题，就连人事处行政科长的办公室柜子和抽屉里，也是装满了香烟、布料、手表、钢笔、糖果、罐头。

1942年黄康永跟随戴笠去东南视察，在福建南平看到一种海味蛏干很肥大，就认为那是一种补肾佳品，一开口就让福建水上警察局局长余钟民采购一千斤。

军统福建站副站长陈达元很会来事，没等余钟民行动，就抢先买了一千斤蛏干送到重庆，戴笠一高兴，就把陈达元提升为正站长了——余则成用一尺高的玉座金佛换来一个中校副站长职位，陈达元用一千斤蛏干换来少将站长宝座，看来无论是在影视作品还是历史与现实中，这种交易都司空惯见。

戴笠定下的“六不准”家规，只是用来约束小特务的，像他和郑介民、毛人凤、沈醉、吴敬中、魏大铭、黄康永那样的将军级特务，家规既是一纸空文，也是下属的催命符。

不准经营生意，不准贪污贿赂，这些对年轻的小特务们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他们最难受的，是十来年不许结婚——将军们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而那些一腔热血当特务的年轻学生（军统新生代特务大多是从中学生和学生兵中招募），不但不允许结婚，连搞对象都不行。

军统特训班行动术教官兼事务股长沈醉可以把十七岁的小女朋友粟燕萍从禁闭室（粟喝醉了酒，打骂教官）放出来带回自己宿舍，其他小特务可就不行了。于是黄康永在回忆时苦笑：“当时军统局里面的许多年轻男女特务，对于这一个禁止结婚的问题，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因而发生了许多两性问题，弄得丑态百出，在军统局的大寝室里、防空洞里，都变成了军统那些旷男怨女的聚合场所。”

戴笠偎红倚翠夜夜笙歌，以至于要用一千斤蛏干补肾，小特务们只好去钻防空洞，读者诸君对这样的奇葩场面，又会作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