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一个真实清代太监的内心生活

清代太监心态的形成有其必然性，它与封建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封建制度的存在使这一群体得以继续存在和延续，并形成一种中国特有的制度——太监制度。太监制度的存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罪恶，有违人道，《清稗类钞》中也曾对此进行批判：“历朝宫中使令，任用阉宦，此举最贼人道，为我国数千年相传之粃政。”太监群体不仅在身体上忍受了难以启齿的痛苦，而且在心灵上也遭受了惨绝人寰的伤害。他们中只有极端少数的人，能够出人头地，爬到太监群体中的高层。

极度自卑导致他们都有造谣的癖好

对于那些地位低下、自我认可度低的太监来说，他们为了提升自我价值，引起他人关注，得到他人的肯定与赞扬，亦或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往往会捏造谣言，或是将事件添油加醋地形容出来，以期达到引人注意的目的，这亦是他们内心自卑的体现。他们热衷于打探消息、散播谣言，对此雍正帝也甚为头疼：

“宫禁之中，凡有外言，不过太监等得之市井，传闻多有舛误，……嗣后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觉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

太监们特别喜欢将宫中之事向外界传说，例如：乾隆四年太监李蟠趁着放假的空隙，返回原主家里“将宫内之事信口传说”；他们要么将身边发生之事向主子、宫女、太监等传说，以达到迎合主子，享受身边人瞩目的目的。宫女们想要打听消息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太监，如宫女荣儿回忆：“我们得消息，只能从小太监的嘴里。为了逢迎主子，他们也会四处打听消息，然后将其添油加醋的说给主子听，主子爱听什么，他们就四处寻觅什么，但凡有一点相关的消息，他们便将其极力描绘。

对太监来说，自卑并不是一件坏事

自卑具有两面性，自卑心态向下发展对人造成负面消极影响，太监群体因为惨遭阉割而备受生理上的痛苦与心理上的歧视，又因为自身地位的低下且常常受到欺凌压迫而使他们备感自卑，这些负面情绪往往会使太监们会不思进取、浑浑噩噩、万念俱灰，沉迷于酗酒赌博。

然而自卑心态向上发展便会产生积极的作用，自卑可使人对自身产生正确的认识，从而使自己有一个更加明确的定位和前进的目标，从而转化为无穷的动力。

自卑的积极面体现在太监身上则是奋发向上，以求出人头地，不再受欺凌和压迫。而这种不向命运低头的太监也有很多，如小徒弟努力学得快，学得好，讨得师父喜欢，就有‘发迹’的希望了”。

又如李连英在做事的时候，那一双精灵的眼睛却把什么都看在肚里，又记在心里。他细心研究安德海以及较次等太监的一切习惯，学做他们的事，准备万一机会来到时就可以脱颖而出。”可见自卑心态造成的双面影响，还是取决于每一个具体的太监个人。

太监的内心充满怨恨

清代太监由于其经历了生理上的痛苦，心灵上的歧视和主人以及上级无情地压迫和盘剥，使得他们的内心往往充满凄苦和怨恨，而日复一日的工作和封闭森严的禁宫生活使得他们的心态愈加孤独。

他们非常忌讳谈到自己的身份——太监，对这个身份往往充满了怨恨与愤懑，在他们看来太监两字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他们也不忍回想起自己当初被阉割送入宫的过程，那段痛苦的回忆，是他们决不愿再想起和提及的，因为一想起来，心就像挨针扎一样疼啊!然而这种根深蒂固、刻骨铭心的痛苦与怨恨却注定伴随他们一生。

由于自己身份的特殊性与敏感性，以及内心饱受怨恨痛苦的折磨，使得太监们在日常当差与生活中，充满了不满与抱怨的情绪。雍正帝曾指出太监当差时表现出的痛苦表情，并对此大加指责：“近来尔太监等私下相聚，未尝不图欢笑，及见主上时，便似拘束太苦，全无和顔悦色。”

雍正还指出太监沈自明看似可用，当指使其去撑伞时，“乃差未经手，先已露出愁苦不堪之状。《清宫二年记》记载小太监在太后身边伺候时从早到晚，都是满脸愁容。甚至连太后的吩咐也没听清，只得出来后彼此互问，或是求助于宫女。从清代太监的这些动作、语言、神态中，可窥探出他们当差时痛苦、怨恨、麻木、得过且过的心理状态。

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中多数也是不知满足，时刻处于抱怨、怨恨的心理状态，例如晚清慈禧养的学戏的小太监便是这样一种心态：“比如他们会唱戏的，不给他们机会登台，他们一定有怨言，若唱了得不了好，也是有怨言。对于那些因唱戏唱得好而提拔上去的太监，他们往往也不知感恩，还是充满了怨恨，比如背地里咒骂太后。

太监逃亡与其痛苦、怨恨的心态。从康熙时期开始，太监逃亡问题便开始出现，嘉庆以后，太监逃亡现象便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逃亡的人数，逃亡的次数都呈上升趋势。逃亡的人数从乾隆五十七年到五十八年占总人数的0.8%，到嘉庆四年到五年的1.6%，再到道光五年到六年的2.9%。逃跑的次数也从康乾时期的一次两次上升到嘉庆时期的三、四、五次已是常见，而到了道光时期甚至有了逃跑八九次的情况发生。

纵使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对太监逃亡的惩罚措施，也并不能减少太监逃亡的现象。究其原因，这与清代太监们无聊、压抑的生活，痛苦、怨恨的心态密不可分。下层太监长期处于被压迫、被责打的状态，这对其心理和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使其产生怨恨、痛苦、逃避的心理，为了躲避责打，或是憧憬宫外的自由生活，亦或是不堪繁重的差使，他们纷纷选择逃亡，远离这个是非之地。然而天下之大却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他们终究躲不过内务府和地方的追捕，被抓获的太监在遭受责罚之后仍要继续当差，其中又有大部分人谋划着下次的逃跑。

太监的生活充满孤独

《老太监的回忆》曾有这样一段记载说太监群体中有条件和能力者都热衷于养狗，这与他们孤独的心态有较大联系。书里是这样解释太监喜养狗这一现象的原因：“太监每日供奉差使于上，提心吊胆，整年整月不一定何时得出宫洒脱一两次，人生苦之已极。每日下班时，先逗逗小狗，说些犬话，一切苦恼也就都消释无有了。”

对于下层太监来说进了宫便再难回家了。纵使家人可以探望，但是时间、地点都有限制，且旁边还有人监视，这使得他们仅有的亲情慰藉也被打了折扣，内心的凄苦孤独也越来越沉重。除了养狗，他们也会养油葫芦，或是千方百计的寻找着一些能排解孤独和寂寞的小玩意儿。

正如《宫女谈往录》里荣儿所总结的那样：“宫里的人，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断子绝孙的太监、一是混吃等死的老寡妇。他们都是无聊到了极点，千方百计地找寻寄托，但无论如何也排遣不了那种不幸的寂寞，于是到各处拣选玩物。”可见他们内心的苦闷与孤独。

大多数太监都是极度自私

由于绝大部分太监是年幼阉割，自幼身体便有缺陷，使得他们更容易形成自私的心态。心理学家阿德勒曾说过：“所有在器官上有劣势的孩子,都很容易卷入和生活的战争，其社会情感因此受到抑制；这些人倾向于一种性格模式，他们总是很关注自己，以及自己在他人面前的影象，而不在意他人的利益。

虽表现形式不一，但多数太监呈现出自私的心态，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不顾他人利益与想法，表现最明显的是极强的控制欲与占有欲。太监娶妻现象自古就有，清代也不例外，特别是到了晚清时期这一现象更为普遍。而太监夫妻的结合多数不是出于你情我愿，大部分女性嫁给太监多是被指婚，或是被卖给太监为妻的，不过也不乏贪图富贵甘愿嫁人的。

太监们娶妻纳妾之后，对妻妾的控制和占有表现的更为明显与激进，他们极力想将妻妾们栓在自己身边，时刻监视她们的日常举动，太监虽不能人道，而性情奇妒，对其妻妾之防闲，更甚于常人。既不许其单独归宁，又不许与男子接触，稍不如意，即鞭挞随之，故妇人畏之如虎，因此太监妻妾几乎没有有红杏出墙之事。

慈禧身边侍奉的宫女荣儿便被慈禧指婚给了给光绪梳头的刘太监，她曾提及做太监妻子的不易：“因为太监心毒，没度量，嫉妒心最强，又心眼多，而且尽歪心眼。书中是这么记载的：老刘平常绝不让我跟男人说话，更不许我上街，也不许我走亲戚串街坊我就像在盒子里生活一样。”

太监嫉妒心特强，痴迷暴力手段

有关太监们谋杀伤人的记载也时常见诸史料。虽然当事人作案时的心理状态我们无从了解，但这与他们的极端心态必然有较大的联系，生理上有缺陷的太监，他们的情绪存在不稳定性且对外界的反抗情绪强烈，与外界发生冲突时，其往往产生极端的心态，采取极端的方式来解决。例如：小德张曾把逃跑的姨太太“大卸八块，装入皮包，埋于郊外”。李连英在慈禧咨询他如何惩罚不小心梳掉她头发的太监时，李给出的建议是“何不打死”。另外，清代太监与家人产生矛盾，谋杀家属，与他人斗殴，将他人殴打致死的事件时有发生。

这些极端的、疯狂的行为，都是由于内心的期望值与现实情况产生了巨大的落差，使其心理失去了平衡，产生了极端心态，以至于他们认为自己只能采取激进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

工作中慵懒散漫

与电视剧里活灵活现太监角色完全不一样，真实的清代太监工作中都是慵懒散漫的，能少干一点好一点。康熙五十四年，康熙帝指出巡幸时本应太监搬运行李，但由于太监懒惰散漫，竟然把这个活转交给牵骆驼的运输人员，任凭他们随意搬动。雍正曾对太监日趋滑懒这一现象提出了解决措施，即差别对待勤劳者和懒惰者：

遇朕有恩赏之处，亦要分出等次。其当差勤谨之首领太监，可分别头二三等赏赐。至狡猾懒惰者，不但不必入等，竟不必赏，令其自知愧惧，常思学好习勤，勉力当差，庶几太监等劳逸均匀，风俗渐次整顿。

然而这些措施并不能根治懒惰。到了乾隆年间甚至出现了看管画舫斋、得性轩的太监连续十几日未曾打扫，致使失窃后良久才被发觉的情况。总之他们是想尽办法让自己少干点累活，遇到主子令其跑腿时，地位高一点的太监便会指使低等太监前去跑腿，如慈禧让太监小周前往李连英处送菜，小周便因懒惰以及担心雨淋湿蟒袍，便在殿外把菜交给不穿蟒袍的做粗活的太监给李连英送去，被慈禧发觉后便挨了十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