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之初盛行“黄老学说”，为何会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西汉建立后，汉高祖刘邦时常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才能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以确保刘氏江山绵延不绝、永世长存？

当刘邦与大臣陆贾谈论起此话题时，陆贾认为，专任刑法是秦朝存世短暂、迅速覆亡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建议刘邦吸纳儒家学说，“行仁义，法先圣”，以求邦固家宁。

陆贾的思想反映了汉初封建统治阶层中的部分人认识到，单纯地依靠严刑峻法统治天下是危险的，应该寻求别的思想工具予以补充，甚至是替代。

刘邦虽然觉得陆贾说的有道理，但他没有完全接受。这是因为，儒家学说原本是奴隶制下出现的意识形态，如果不加以改造，是不能满足封建王朝的政治需求的。

最终，汉朝初期的上层统治者们经过一再地探究、比对发现，“黄老学派”的思想理论有利于汉王朝初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有利于巩固封建政权。

“黄老”即黄帝和老子。黄老学派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的一派，它提倡刑名之学，接近法家的学说。

“黄老学说”主张统治者“无为而治“，又并不提倡完全无所作为，而是要求统治者“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这与韩非所主张的“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等理论观点，是一致的。

随着汉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一锤定音，黄老学派的某些思想被改造，使之成为了“以法为主，以礼为辅”的一种理论形态。

这种理论形态赋予“道”以新的解释，强调“道生法”，守道就是遵法，法和礼仪相辅而行，追求“清静无为”，从而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目的。

但是，汉高祖刘邦没有彻底否定秦始皇的法治传统，主张在“汉承秦制”的前提下，兼用“德治”，“守而勿失”。

当时，有些儒生在竭力倡导“仁义”、“德政”的同时，也主张“无为”。如，陆贾在他的《新语》中说：“夫道莫大于无为”。

汉初推行黄老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曹参。他在担任齐国的国相时，听说胶西有一位盖公，“善治黄老言”。于是，曹参就派人将其请来求教。

盖公跟曹参讲了一些“治道贵清静而民定”之类的道理后，曹参就照着去做。结果，曹参相齐九年，使得齐国出现了相对稳定的良好局面。

曹参继萧何为相后，更是在全国积极践行黄老学说。直到汉景帝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黄老学说在汉初的政治舞台上盛行了六十多年。

它帮助汉王朝在秦末残破的社会经济基础上，站稳了脚跟，重建了封建统治秩序。

不过，“黄老政治”提倡的“无为而治”，也使得一些地方割据势力得以恣意妄为，不断谋取政治、经济力量，以至于严重威胁到了中央政权。

吴、楚两个诸侯王国引领的“七国之乱”，就是汉朝初期，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对抗朝廷，进行叛乱分裂活动的一个突出而典型的事件。

这一事件，根源于汉高祖刘邦的一个治国思路。他认为，秦始皇废弃“分封制”，招致了秦王朝的“孤立之败”。

因此，刘邦在剪除异姓诸侯王之后，大封同姓诸侯王，企图以此加强对全国各地，尤其是偏远地区的统治。

令刘邦没想到的是，时日一久，随着吴、楚等同姓诸侯王国势力的日益壮大，他们竟然成了一个个心怀异志的独立王国。

汉文帝时的政论家贾谊就当时的天下形势，曾冷静地指出，汉王朝就像一个全身患肿病的人，手指头不能随意屈伸，疼起来要命。如果不及时治疗，就会成为痼疾，就会葬送汉王朝。

汉文帝刘恒根据贾谊的意见，让部分王国“瘦身”，使之由大变小，以削弱诸侯王的力量。同时，把自己的儿子刘武封在梁国，作为都城长安的外围屏障。

汉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提议“削藩”，剥夺诸侯王国的部分领地，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

当汉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着手整治严重威胁着中央政府的诸侯王国时，一场酝酿已久的、西汉封建王朝和同姓诸侯王之间的战争爆发了。

汉景帝刘启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等七个诸侯王国联合发动了武装叛乱。

“七国之乱”虽然来势汹汹，但它违背了天下苍生“休养生息”的意愿，故而没有得到广大民众的响应、支持。叛乱爆发三个月后，就被太尉周亚夫统帅的大军平定了。

“七国之乱”警醒了汉王朝，并促使它尽快解决诸侯王国的问题。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汉景帝把各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同时，裁减了各王国的官吏，降低了他们的职位。

这样，各诸侯王国的独立地位被取消了，变得如同朝廷直辖的郡县。

“七国之乱“，从反面教育了汉朝的统治者，必须进一步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加强对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和奴隶主残余势力的斗争。

如此一来，“清静无为”可以融通各种势力，使之相安无事的理论破产了。事实证明，地方割据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乱为”，就会为所欲为；就会兴风作浪，就会危及中央政权！

于是，至此，已经不能适应汉王朝统治所需的黄老学说，悄悄地退到了历史的帷幕后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