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在西汉王朝抗击腐败进程中的作用

西汉于公元前202年建立，至公元8年王莽代汉，共历十二帝，享国二百一十年。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西汉王朝在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通过采纳不同的学说思想，制定了相应的治国策略，适应了当时西汉社会发展的廉政要求，保障了其统治的稳定。

西汉承秦大一统后开创了中国王朝的第一次繁盛局面，无论是在经济建设方面，还是在制度的构建方面，都步入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构建了以廉政思想为指导、廉政制度为约束、廉政文化为引导的廉政建设体系，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西汉王朝最终也同样走上了腐朽没落的道路，但其在初期在廉政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产生了一系列的积极影响，为后世所称赞。

廉政思想：西汉初年“黄老思想”受到推崇，不过受到腐败问题的影响，最终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黄老思想被儒家思想所代替

西汉王朝取代秦朝重建统一帝国。对于西汉的开国集团而言，秦朝的覆灭令他们震惊与疑虑。以刘邦为代表的汉初统治阶层开始总结秦亡教训，由此在汉初社会思想界引发了一股强大的反思思潮。秦朝覆灭以前，一直是以“法家思想”为主导思想而构建的国家行政制度。西汉初期本想也继承秦朝的这种制度。但是“天下苦秦久矣”，如果西汉统治者仍然以发家思想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势必会遭到百姓们的反抗。

与此同时，西汉初期国内经济一片破败，整个社会经济濒临崩溃，急需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来指导恢复国家生产。因此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黄老思想”应运而生，并迅速推向全国，成为影响整个汉初政治生活的主导思想。在黄老思想的影响下，汉初的廉政思想建设也就不同于前代。

无为而治

在“黄老思想”确立汉初思想统治地位的过程中，陆贾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陆贾是汉初积极进行秦亡反思的著名思想家，也是汉初黄老政治的基本理论框架的构筑者。汉高祖刘邦立国之后，沉浸在“所置产业多”的自得之中，妄图以“马上治之”的策略安顿天下。陆贾对此提出反驳并向汉高祖提出了以秦亡为教训的“行仁义、法先圣”的治国主张。

基于此种“无所不为而无所为”的认知，陆贾提出“无为”的治国思路。由此，汉初统治者在继承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同时，采取了“无所为而无所不为”的治国之道，而黄老思想也就成了汉初政治统治的指导思想。

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在清静无为的政治大背景下，是背地里暗涌凶滔的腐败堕落现象，这种现象伴随着西汉国力的增长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与此同时，随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多被“文景盛世”局面掩盖下的社会矛盾开始凸显并越发变得尖锐，严重影响了西汉王朝统治的稳定。因此黄老思想已经不再适合当时的西汉王朝。

汉武帝

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的廉政需求，另立新的治国思想成为西汉统治者必然的选择。当此之时，已经开始向实用性转变的儒家学说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廉政需求，成为治国思想转变中无可替代的选项。此后，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被西汉思想家重新解读的“儒家学说”正式替代了“黄老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

董仲舒

儒家思想成为主导思想以后，西汉董仲舒开始糅合各家思想重新整合儒家学说在董仲舒的学说中，天是宇宙间最高主宰，有绝对的权威，而人为天所创造，君权也是天所赋予。如此一来，君权的法理依据就在于天命上，即君权天授。人君受命于天，奉天承运，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因此天下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即“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董仲舒的新儒学塑造了君主的绝对权威，迎合了汉武帝巩固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的需求，完成了实用性新儒学的构建。

在此之后，西汉政权的统治开始趋于稳定。西汉王朝通过前期积极的秦亡反思以及在“黄老治国”和“儒术独尊”等一系列的统治思想转变过程中，通过积极的探索，逐步构建起一套成型的廉政思想体系，起到了保障王朝统治的历史作用。

廉政制度：在完成思想建设后，西汉统治者又开始着手廉政的制度建设，将权力置于制度的约束之下，形成对官员贪腐的外在预防与震慑，使官员不能腐败也不敢腐败

西汉的廉政思想建设不仅为构建大一统封建政权廉洁高效的行政体系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而且与西汉廉政制度建设相辅相成，构成了内外互补的防腐反贪堡垒。西汉王朝继承前代廉政制度建设的成果，进一步完善创新，设立了一套中央及地方多级监察的管理体系，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廉政制度体系。使得大部分官员不再敢贪污腐败。中央监察机构主要包括御史府、司直、司隶校尉。

御史大夫，与丞相、太尉并列三公，肩负着辅佐丞相的职责，感觉像是秘书的工作，但他又区别于秘书，因为他不受制于丞相的制约，而是直接听命于皇帝，因此它的存在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吧。

司直，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是统领百官的最高行政长官。丞相的职权十分广泛，上可以匡正君王得失，下可以纠察百官不法。为了更好地配合丞相工作，丞相府亦有一定的监督职责，司直即是专掌监察的最高属官，而他的主要职责也就是协助丞相纠察百官不法行为。

司直的设置，是汉武帝进一步完善西汉监察体制的开始。直属皇帝管理的御史大夫系统，有更多三公制衡的因素。相比于御史大夫，丞相司直虽是隶属于行政系统的监察机构，但相比御史大夫系统却是更为专业的监察官吏。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监察权与行政权会逐渐分离，司直作为行政监察官，直到东汉末期，仍隶属于丞相，至“北齐、隋时，司直已彻底退出行政系统而为大理寺的属员，历史最终摆正了司直的位置”，但作为监察官的司直也对西汉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监察系统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隶校尉。司隶校尉是京师与京师周边郡县的监察官，有地方监察的性质，但因其在京师行使监察权，故将其归入中央监察机关。司隶校尉即是中央职官，纠察京师百官，但同时“外部诸郡”，并领一州，所以具有地方职官性质。“司隶校尉职权范围较广，集监察、司法诸权于一身，除了拥有对公卿王侯的刺举弹奏之权，又可在京师范围内行使刑讯捕杀之权”。司隶校尉的设置对于略显单一的监察体制而言，是一项有力的补充措施，既有利于监管各级官吏，又有利于相互制约各监察部门。

中央监察制度中的御史府、司直、司隶校尉共同构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中央监察体系，“检察官僚有皇帝的直属监察系统，亦有行政官僚内部的自我监察系统，而行政官僚内部的自我监察系统，又有属于文官系统的司直与属于武官系统的司隶校尉”。如此相当完备又相互制约的监察机构对于西汉王朝的统一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与中央监察机关相类似，西汉时期在地方又设立了监御史，刺史，督邮等一系列地方官员，从而形成了中央与地方彼此分离，又紧密联系的多元监察网络。“当时专门监察组织与行政机构内的监察组织既分体运行，又互相交叉，彼此制衡”。这种多方位的监察体系使皇帝对于朝廷百官，中央对于地方各级官吏的监察与控制更加完备。

廉政文化：西汉繁荣背景下廉政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形式，其中以歌谣最具有代表性，在揭露了社会中的腐败现象的同时透露了底层人民的廉政要求，对推进西汉廉政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西汉廉政思想建设不仅为构建大一统封建政权廉洁高效的行政体系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而且与西汉廉政制度建设相辅相成，构成了内外互补的防腐反贪堡垒。西汉王朝继承前代廉政制度建设的成果，进一步完善创新，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廉政制度体系。

歌谣是人民口头创作的、最贴近百姓生活的社会文学，具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性，直接表达了底层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理想信念，也成为了反映当时大众舆情的主要方式。在汉代，“与乐曲配唱的韵语便是歌，不配乐曲的韵语，则称谣”。歌谣不仅在民间流传，更是进入庙堂之中。

汉武帝时期，扩大了乐府的规模和职能，广泛征集民间歌谣加以整理配乐，形成了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乐府民歌。歌谣表达的内容有很多种，其中就包含了有关廉政文化方面的内容。在廉政文化方面，歌谣主要表达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表达对清官廉吏的歌颂赞美，另一方面则是充满对残暴酷虐时政的抨击和对贪官污吏的痛斥。

写在最后的话

未央宫

西汉立国之初，统治者积极反思秦亡教训，接受黄老“无为”的治国思想，以“不扰民”为廉政指导，进行国家的恢复建设。汉武帝即位以后，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并大力进行廉政思想、制度的革新。西汉王朝在长期的廉政建设过程中确立了以民为本、倡导节俭、选贤任能和以德本法制为核心的廉政思想。

西汉建立了以御史大夫、司直、司隶校尉为核心的中央监察体系和以监御史、刺史、督邮等为主导的地方监察体系，并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法规，由此构建了一套贯穿中央与地方的全方位的监察网络。进一步加强了官吏管理的廉政建设。西汉王朝虽然对廉政建设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在以人治为主的古代社会，要想有效地预防腐败，是不可能实现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历史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