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之父”司徒兆敦去世，享年85岁

8月31日，据多位知情人士证实，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司徒兆敦于8月31日凌晨去世，享年85岁。

司徒兆敦。图源“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微信公众号。

司徒兆敦，曾用笔名佐楠、梁梧舞等。1938年11月，他出生于中国香港，祖籍开平赤坎，1951年随家人移居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同年留校任教。曾任导演系主任。

司徒兆敦曾拍摄电影《竹》《青山夕照》《父子婚事》；电视纪录片《路》《环境艺术》《光辉的历程》《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编著有《世界影坛佳话》等著作。退休后，他担任青岛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导演系主任，继续组织从事教学活动。

《父子婚事》《青山夕照》海报

司徒兆敦是中国电影界最受人尊敬的泰斗之一，他致力于纪录片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被誉为中国纪录片之父。

司徒先生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78级的班主任，黄金“第五代”的伯乐。可谓是高徒遍天下，像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等著名导演都师从于他。作为纪录片师者，他毫无保留地、热情地教导很多青年导演、学生创作纪录片，杨荔钠、张经纬等无数人都得到过他的指点和鼓励。

司徒先生曾在采访中谦称自己“很有幸带了第五代”，回忆起第一次跟他们讲话时，他说，“我们学习的时候都是苏联那套东西，我们是从《战舰波将金号》起步的。经过这么多年了，电影怎么样了，我们完全不了解，对西方电影都不知道。所以我也不敢说教你们，但是我有个优势，因为我父亲是管电影的，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大量的影片，对第五代这批学生的能力，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他们人生态度、生活阅历，他们都有，这是现在的很多学生没法比的。我说那我们就一起看电影，看了大量的电影，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从这开始起步，因为商业电影我教不了，那个时候中国还是计划经济的社会， 对商业社会完全不了解，也不懂。”

除了辉煌的职业生涯，司徒兆敦的家族历史更加令人侧目。

司徒兆敦的家族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华侨世家。爷爷司徒盛赞是北美华侨领袖、国民党元老。司徒兆敦的父亲司徒慧敏，是上世纪30年代的著名电影人、地下党。因为父亲地下党的特殊身份，司徒兆敦从小就见惯了“大场面”。

正因为父亲的特殊身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司徒兆敦一家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1968年，司徒兆敦因卷入“二流堂”和“上海藏书楼”事件被捕，那一年，他30岁，之后的五年，他在监狱中度过。

有着不同凡响的家族历史，几经时代命运的影响，司徒兆敦依然塑造出朴实无华刚正不阿的性格。

在父亲的影响下，司徒兆敦自小就爱上电影。他在电影厂是从做杂活一步步做起来的。他自称，是属于中国第一代的“电影厂的孩子”。

在司徒兆敦撰写的《司徒兆敦谈纪录电影〈演员〉：“真实即美”的审美观》一文中，他笔触犀利地抨击现实亦真诚地触及心灵。

“看《演员》，于蓝、于洋、秦怡这‘二十二大’的代表们，他们一直在强调演员不能只追求表面，要深入到角色的灵魂深处，只有深入生活，经过艰苦的努力，从思想到行为磨练自己，达到脱胎换骨的程度，才能塑造好人物，没有捷径……在那个年代，演员不论大小，角色不管正反，都是庄重的，有尊严的工作。我长时间在拍摄现场工作，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它让我永远怀念。”

教书育人，司徒兆敦可谓没有任何架子，总与学生平起平坐来谈，一起研究电影。

在教学中，司徒兆顿会建议学生扎根自己熟悉的精神土壤，从本土中寻找创作根本，他一直认为，“到西方去学，你其他都可以学，电影你学不了。学完了你也不能在那生存，这是我的观念，学技术没关系，学录音没关系，学故事片创作，你就根本没法生存。 ”

对于电影创作，他一直是观点明确：“纪录片是大家的，不是你的专利。故事片专业的第一阶段必须学纪录片，第二阶段学故事电影。我越来越坚定一个观点，电影没什么了不得，电影就是一门技术，它必须跟其他学科知识结合，它才是有价值的。电影可以是各种样式，它也可以是商品，它也可以是政治宣传，它也可以是科学。”

因为剧情片烂片太多，司徒兆敦就强迫学生看纪录片，“不喜欢也得给我看，看够了纪录片你就发现，原来这些普通的脸是最漂亮的。”他强调，必须要从纪录片开始抓，通过纪录片的教育、渗透，转变我们的民族审美观。

有一位电影学院的学生说：“所有的老师看了我的片子后，都把我骂一顿，只有你教我如何将坏作品变成好作品。”

内蒙古籍青年导演呼可夫也是司徒兆敦的学生，毕业前夕，司徒兆敦曾私下问呼可夫毕业后的打算，他不假思索地表示要留在北京。司徒兆敦却建议他“不要留在北京，应该回到内蒙古，好好走一走看一看，等小有成就之后再回来”。

当时，呼可夫听从了司徒兆敦的建议，回到了内蒙古寻找发展方向。

呼可夫说：“我是在城市长大的蒙古族，从前对自己的民族没有概念，直到上大学的某一刻，我突然对自己的民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看了大量历史文化类作品。因为我在大学期间一直在拍消失的游牧文化，老师就让我回内蒙古扎根牧区，好好走走看看。如今才知道老师的建议是对的，因为我如果留在北京的话，现在也许就很难创作出好的作品了，也许就是拍拍广告什么的。”

从内心里希望学生可以成才，从长远的角度去规划学生的未来，司徒兆敦从没有疏忽或冷眼旁观过任何一个学生的问题。

2003年，司徒兆敦应邀来到纪录片导演魏时煜所任教的香港城市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这也成为了魏时煜制作的第一部纪录长片《记录之旅：原始档案》（A Piece of Heaven: Primary Documents)的契机。

《记录之旅：原始档案》海报

这部关于司徒兆敦的人物纪录片，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在香港授课、寻根的过程，魏时煜还以司徒兆敦为核心，延伸到了他周围的人。电影人父亲司徒慧敏、雕塑家弟弟司徒兆光、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和他的妻子罗丽丹等等。在这些珍贵和原始的影像片段里，我们得以见证时代的许多注脚。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作为师者的司徒兆敦是如何启蒙学生的，但同时，他更像一个朋友，和学生对话，激发他们对日常的思考。

“纪录片所记录的东西，常常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替代性就是价值”，纪录片伊始，司徒兆敦在香港城市大学授课，他以中国电影先驱之一黎民伟拍摄的孙中山为例，介绍纪录片的价值是如何产生的。

在纪录片中，能看出司徒兆敦一生坚信的信仰和对电影深入骨髓的热爱。在举行告别派对时，司徒兆敦对着镜头说，“Louisa（魏时煜）以后会和这个摄像机结婚的”。活泼又风趣！

在北京电影学院，司徒兆敦说的一句话很有名：我可以原谅我说错话，因为我已经说了很多错话，但是，我不能原谅我说假话。他说：“什么是真事、真相、真理？这是我给学生必上的第一课，因为纪录片就要实事求是。”

敢说真话，认真做事，是司徒兆敦先生一生的本色。大先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