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历史深处，探寻文物背后的故事

可移动文物普查让国宝“活”起来

走向历史深处，探寻文物背后的故事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王峰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正在进行，它针对的是不可移动文物，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记忆和见证的文物，除了不可移动文物，还包括可移动文物。

2012年至2016年，国务院统一部署开展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南京共登录近14万件文物藏品。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陶塑人面像、孙吴青瓷釉下彩盘口壶、东晋鹦鹉螺杯、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明代黔宁王遗记金牌等早已为众人所熟知的“国宝”，完成了登记登录，可移动文物“家底”摸清。

通过普查，我国建立起可移动文物登录体系和管理机制，最重要的是，通过普查，将有可能实现国有可移动文物面向社会开放，真正让文物“活”起来，让文物背后，隐身在历史深处的故事被看见。南京的可移动文物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让我们跟着业内专家走近那些熠熠生辉的文物，捕捉时光之美，深入认识中华文明的绚烂与辉煌。

涉及八个类别，

登录文物藏品近14万件

南京地处长江下游，先民们在此开垦生产，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数千年的悠久历史，给这座城市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物遗存。

2012年，为了摸清家底，推进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南京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正式启动；至2016年9月底，总计完成了139586件（套）可移动文物的数据信息采集和平台登录，涉及玉石器、陶器、瓷器、铜器、金银器、漆木器、书画和文献资料八个类别。这些文物从宏观和微观，展示了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演变和文明更迭，映射出中华文明历史上闪耀夺目的瞬间。

此后，为了充分展现普查成果与收获，南京还举办了“南京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精品成果展”，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近年来，随着“源·流：99件文物里的南京”“从秦淮河到扬子江——古代南京段长江文物特展”等展览的举办，南京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再次走近大众，并诞生了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镇馆之宝”。

与此同时，南京还选出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物藏品，予以编纂出版，包括通史性的《故都神韵——南京市博物馆文物精华》，六朝专题《六朝风采》，明代金银玉器专题《明朝首饰冠服》《金与玉：公元14—17世纪中国贵族首饰》《金玉满堂：江苏南京出土金银玉器珍品集》等。

南京市博物总馆研究员邵磊告诉记者，正是在负责入编文物精品的遴选工作中，他对南京历代可移动文物有了更深切的认识。通过不同文物之间的联系，他对学界的很多争论点又有了新的见解。

六合出土陶纺轮，

再现5000年前的烟火气

浦口区营盘山遗址，是今人探究南京地域文明起源的一处重要遗址。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处墓地，其随葬品彰显出南京地区独具魅力的玉文化。

南京市博物馆藏有一件泥塑人面像，高9.8厘米，正面刻塑的人面形象，面部轮廓和五官十分夸张：前额宽平，额上戴冠，大眼高鼻，双耳招风，口唇微启，神情憨厚而不失威严。作为南京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面孔”，它已有5000多年历史，被称为“金陵先祖”。殊不知，浦口区营盘山遗址还出土了散发着南京5000年前烟火气息的牛头形灰陶罐。

“所谓牛头形灰陶罐，其实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据邵磊介绍，该陶罐塑造的并不只有牛头，在牛头下方还刻出了蜷曲状的牛腿和牛蹄，牛头顶部的牛角极其夸张地弯曲向上，表明陶罐表面雕饰的是用罐身隐喻躯体的水牛全形。众所周知，生活在远古时期的古代先民，主要以采集、狩猎和渔猎生存，后来他们发现，如果能将自然界中的动物驯服，就可以保障基本生活需求。牛头形灰陶罐原型究竟是一头耕牛，还是将献身于神灵的“牺牲”，已无从知晓，但今天的人们依然能从中辨析出，水牛眉眼低垂、温顺驯良，似乎被人驯化过。

无独有偶，出土于六合羊角山遗址的兽首人身纹陶纺轮，同样具有浓郁的烟火气息。纺轮是纺织工具纺坠的部件，利用重物旋转的力量将纤维拧成线。在邵磊看来，纺轮虽小，却是人类步入文明的重要标志。“它的出现空前提高了纺线的效率，使得柔软的纺织物取代兽皮、树叶等原始的‘遮羞布’成为可能。”

两件商周青铜器，

或能佐证“楚王埋金”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长河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载体，而商代青铜文明的兴起，又直接推动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之间的互动与交融。

“南京溧水、高淳、六合等地均从大型土墩墓中发现了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这些大型土墩墓还随葬有兵器。”邵磊介绍道，南京铜铁矿藏资源丰富，今六合“冶山”与江宁“铜井”，都因古代富蕴铜铁矿藏而得名。西汉初在南京江北棠邑设“铁官”，属于棠邑的今六合、大厂出土的汉代铁器也极为丰富，如六合李岗楠木塘出土的西汉铁锛、铁臿、铁斧；六合三云等地汉墓出土的铁刀、铁剑、卜字形铁戟、铁鼎、铁釜等；六合程桥东周墓出土的铁丸，经金相检测，系白口生铁铸成，比欧洲出现生铁还要早1900多年。

1977年底，考古人员在浦口林场长山子调查发现了一座竖穴土坑墓，距离山坡地表有2米深；墓中出土了鼎、鬲、矛、戈、剑共8件青铜器及箭镞30余枚；其时代约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其中，有一青铜鼎，其造型与湖北随县曾国铜鼎、湖北武汉出土“曾伯从宠”鼎基本相同；而侧附耳、蹄形足构造的垂鳞纹青铜鬲，不但与中原西周晚期青铜器迥异其趣，甚至还流露出某些“越式”器的意味。

此外，作为南京商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对六合程桥三座东周墓的发掘，推动了吴国与江淮诸国关系的研究。考古学界据此认为，浦口长山子墓及其随葬青铜器的发现表明，南京地区具有的吴文化内涵土墩墓与楚式风格竖穴土坑墓，二者并非“此起彼伏”的先后关系，而是“双峰并峙”的平行关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都听说过，对于南京为什么被称为金陵，是因为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灭越，在今南京清凉山设立金陵邑。传说楚王在此埋金，以镇金陵王气。浦口龙王荡发现的商末兽面纹青铜铙与溧水东屏小金山顶发现的西周青铜甬钟，由于其发现地点都比较独特，且均属于单独出土，与墓葬或窖藏并没有关系。这或许能佐证埋金镇压王气之说的真实性。

据邵磊介绍，事实上，这种在山顶或山前、水边单独掩埋青铜铙、甬钟等乐器的现象，在东南各省的商周考古中并非个别现象，所以有学者认为，这些都是祭祀山川神灵的特殊祭器或礼器。由于缺乏文献佐证，邵磊并不认可这个观点。在他看来，无论是浦口龙王荡这样的水边，还是溧水东屏小金山巅，其地点的独特性，都表明掩埋“吉金”或许是为了压制政治敌手。“如果是这样，那么楚威王或秦始皇在金陵岗之类的地点埋金，以厌镇金陵王气的文献记载，或许就不是无稽之谈。”

北宋墓出土石砚，

一睹南唐文房四宝芳华

到了战国秦汉时期，虽然青铜器仍备受珍视，但作为食具，其化学稳定性已远远不够，取而代之的则是光泽悦目且轻便耐用的漆器。南京六合、江宁等地西汉墓出土木胎的笥、奁盒、案几、耳杯等漆器，色泽鲜艳，光彩夺目，充分说明漆器业在南京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中，湖熟砖瓦厂汉代朱氏家族墓出土随葬的漆耳杯，介于成品与半成品之间，可见南京汉墓出土漆器有相当一部分是本地出产的。

南京出土的漆器文物中，折锋校尉薛秋名刺大名鼎鼎。“名刺”是一种细长的薄木片，相当于古代的名片。2004年12月，它从南京大光路一座砖室墓出土，墓主人即是孙吴时期的薛秋。

湖熟砖瓦厂汉代朱建墓还出土了一份墨书告地册，上书墓主的生平、生卒年月、籍贯、事迹和下葬年代。由册文可知，墓主朱建为丹杨郡胡孰都乡安平里人，曾在永平八年（65年）为书佐。

邵磊认为，书佐只是小吏，但在中国书法史上却有不寻常的标识意义。汉魏时期，官署置办金石简牍文字，往往都出自书佐手笔，所以书佐可谓最早供奉官署的职业书写者，其书法取向糅合了上流社会的制度与审美。朱建墓中随葬的告地册，应为其书佐同僚所书，“其墨迹或为汉代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公文书风的一种成熟面貌，这对于探讨汉代南京地区书法艺术的特点很有价值。”

“肤卵如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润，冠于一时”，这是美术史家对纸中奇葩澄心堂纸的描述。澄心堂纸有如此声誉，则与南唐后主李煜有很大关系。南唐三主对文化尤其是文艺的推崇，带动了文房四宝的发展，其时，南唐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石砚都是名噪一时的铭心绝品。

1991年，南京江浦县（现浦口区）星甸农科村北宋墓出土“风”字形砚，内壁锥划“婺水李少徽细样龙石砚皿”11字。据邵磊分析，“细样”，即精致如样板之意；“龙石砚皿”即龙尾石砚，以取材歙州万安乡（今婺源县溪头乡）龙尾山石料而得名，称婺源砚、歙砚。宋代《歙州砚谱》载：婺源砚以“温润大过端溪”而“天下始传”，至“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歙守献砚，并荐砚工李少微，国主嘉之，擢为砚官。”

邵磊认为，“砚工李少微”，应是星甸北宋墓龙石砚皿的作者“李少徽”之误。由于时代久远，岁月消蚀，南唐三绝之澄心堂纸与李廷珪墨已无从寻觅，但南唐国主李煜“嘉之”并“擢为砚官”的李少徽所治龙尾石砚，却依然可从星甸北宋墓出土的实物中而“一近香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