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御史言官对皇权的约束与影响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于洪武十三年废除了丞相制度，皇权得以高度集中。理论上来讲，从这个时候开始，皇帝的权力已经不受约束了。可实际上，从朱元璋乃至明亡，皇帝仍然不能为所欲为，因为在体制上还有一种力量可以有限度地约束皇权，这就是御史言官。

明代负责监督百官的是监察御史，负责监督皇帝的是六科给事中。实际情况来看，两者的分工并不是很明确，御史和给事中都有上疏劝谏皇帝的权力。终明一代，御史的品级不高，但地位十分重要，皇帝虽然不喜欢但也得让他三分。比如明武宗时期就发生了“御史挡驾，天子惧怕”的故事。

了解明代历史的读者都知道，武宗一生无所事事，最喜欢做的事情便是到处巡幸，名为巡幸实际上就是游山玩水。不过在正德十二年之前，他的巡幸还仅限于京城周边，况且也不敢宣谕外廷，明目张胆地到处游玩。而自十二年正月以后，武宗就有点特立独行，不管朝臣的反对了。

这年正月，祭祀礼毕，武宗不待回宫举行“庆成礼”，便公然率人去南海子打猎，群臣无可奈何。三月，他又骑马出北安门，仅率数人微行，来到顺天府大街游乐，直至深夜才回宫。时至八月前，他频频出游，几同儿戏，当他感到臣下已对之无可奈何时，便胆子大起来，声明要到北边要塞宣府巡幸。

七月间，武宗刚把北巡的风放出去，巡视居庸关诸关的御史张钦就专疏劝谏，言辞极严，其中有段话说得很有力：

“比者人言纷纷，谓车驾欲度居庸，远游边塞，臣度陛下非漫游，盖欲亲征北寇也。不知北寇猖獗，但可遣将阻征，岂宜亲劳万乘！英宗不听大臣言，六师远征，遂成己已之变（指的是正统十四年的土木之变）。且匹夫犹不自轻，陛下奈何以宗庙社稷身蹈不测之险。今内无亲王监国，又无太子临朝；外之甘肃有土番之患，淮南有漕运之艰，巴蜀有采办之困。京畿诸郡夏麦少收，秋潦为诊。而陛下不虞祸变，欲观兵绝察，臣窃危之！”

同时，朝臣们纷纷劝谏，武宗均不听。张钦再上第二道疏，指出出巡有三不可：一是人心动摇，供应浩繁；二是远涉险阻，两宫挂念；三是蒙古势盛，难与之较量。并表示：“臣职居言路，奉诏巡关，分当效死，不敢爱死以负陛下！”武宗对此概不理睬。

八月初，武宗微服至昌平，大学士梁储、蒋冕、毛纪等追至沙河，疏请回朝，无效。不数日，武宗来到居庸关，欲从此出关北上。张钦见武宗真要北巡，便命令守军军官孙玺闭关，亲将关门钥匙收藏起来。

这时，镇守宦官刘嵩想出关门朝谒武宗，张钦厉言止之，说：“车驾将出关，是我与君今日死生之会也。关不开，车驾不得出。违天子命，当死；开关，车驾得出，天下事不可知，万一有如土木，我与君亦死。宁坐不开关死，死且不朽。”刘嵩果然不敢离关。

不久，武宗差人召孙玺。孙玺对来使说：“御史在，臣不敢擅离职守。”随后，又召刘嵩，刘嵩对张钦说：“我是天子家奴，敢不应诏！”张钦听后，一手拿敕印，一手握剑，坐在关门下，说：“敢言开关者，斩！”吓得刘嵩后退了几步。

当夜，张钦再上第三道谏疏，疏还没来得及上达，武宗的使者又来了。张钦见状，大怒，拨剑将其喝退。武宗听说后，大动肝火，对着钱宁说：“快给我捕杀这御史！”

正在这时，梁储等大学士终于追到了行在，他们再次联名疏请回宫。其他如礼部尚书毛澄及在京勋贵们的谏疏和张钦的第三疏也同时转到。武宗怕事情闹大，只好由昌平怏怏回京。

二十余天后，张钦到白羊口巡视。武宗又出德胜门，夜宿民舍，白天直趋居庸关。他再临居庸关，仍心有余悸，几次问左右：“御史在哪儿？”当他听说张钦已到白羊口巡视了，便迫不及待地率人疾驰出关。

张钦很快得知武宗又微服来到居庸关，急忙追赶，但已经来不及了。他想再上疏谏止，可武宗为了不让任何人扫自己的兴，过关后即留所宠宦官谷大用守居庸关，声言禁止任何人出关，奏疏自然也送不到武宗手里。张钦绝望之余，感愤万分，只是西望痛哭而已。

由于张钦闭关谏阻，很快他的声名便在京城传开了，人们都奉他为英雄。第二年，武宗才从宣府回京，当他过居庸关时，得意地笑道：“前御史阻我，我今已归矣！”虽然武宗痛恨张钦，但对他并未有任何惩罚。到了嘉庆朝时，张钦一度出任汉中知府，官至工部左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