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藏之间——以余任天寿崇德为例

杭州日报讯 书画家不一定是收藏家（当然，如吴湖帆、张大千、徐悲鸿、钱君匋那样的自可称藏家抑或大藏家），但手头有点收藏是必要的。一可“以藏养画”。随取随看，吸纳古今笔墨，充实自家根底；二可“以藏养眼”。眼高手低，在此是褒词。识见、想法到了，手不得不高。艺术家，决无手高眼低的道理。一个书画家，若未经眼过百千张古今佳作胜迹，连基本的真赝雅俗也难以辨识，其所作也可想而知；三可“以藏养心”。窗明几净，法书名画，涵弘性情，变化气质，不啻赏心乐事。

寿崇德与余任天为诸暨同乡，相识相交三十六年，谊在师友之间。曾读寿《平凡的生活，高超的艺术——忆念我的良师益友余任天先生》一文，写得情真意切，多有知者识者之言。余任天擅藏古书画、碑帖，寿崇德好收近现代书画家之作，也不乏古代藏品。寿于书画鉴藏时向余请益，有面谈的，也有通过书信往来交流的。

严格意义上说，余任天、寿崇德二位是不太具备收藏实力的。藏家大抵应具备的“财力、魄力、眼力、精力”四力中，二位基本的财力就很欠缺。余长期作自由画家，寿为中师教师，而维持生计养家糊口是基本义务。若了无情怀，没有对书画的挚爱，以至节衣缩食、清贫度日，也不会有后来的收藏规模。

书画收藏之高明者多为鉴藏家。以鉴带藏，以藏养鉴，相得益彰。余任天、寿崇德堪称鉴藏家。余任天的书画鉴定眼力，在业内早有口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杭州书画鉴定有几块牌子：朱家济严、张宗祥高、阮性山慎、余任天直。余先生曾风趣而不乏自信地说：“我这里是书画鉴定的高级法院。”其鉴判也是诸暨人脾气，真是真，假是假，不含糊。程十发说：“经他过目，真伪立判，很少有失眼和错落的时候。他晚年双目渐近失明，但他鉴定文物字画的真伪时，比一般眼目清亮者更要精确些。”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一绍兴画商，带了张八大山人的《空谷苍鹰图》，辗转杭州藏好，皆判伪而不售。后入余任天门，细看，一拍大腿，真的！即以三十五元买下。此画曾征藏广东省博物馆，继经张珩鉴定为假，欲退，余同意却依然坚认为真。后由中介人程十发用三幅明画换下，转而移藏上海博物馆，成为上博馆藏八大精品。又，上世纪60年代中期，杭州古籍书店有一古画出售，挂了好长时间无人问津，见者多以为假。余路过观赏，认为是明画真迹，遂购下。时任杭州市文化局局长的孙晓泉得知此事后，便与余相商是否可转为公藏。余爽快答应，即凭发票将此画原价让藏西泠印社。

书画鉴定因鉴定家之鉴、书画家之鉴、收藏家之鉴、画商之鉴而各有优长，各有差异。作为书画家，也曾一度鬻画，余任天长于古书画鉴定，侧重以笔墨、风格为依据。过眼愈多，其识也广，鉴而有得，便落墨为题为跋——这些数量可观的鉴定题跋，大都未公开发表。从已读到的部分看，其鉴识独立不群，以行带知，多有高明处。如能将这些书画（碑帖）鉴定题跋整理出来，加上自作书画印题跋，合为《余任天题跋集》予以出版，其意义自不待言。

寿崇德的书画藏品得以保存下来，实在不易，其收藏生涯中遇到的无奈、责难种种，已成如烟往事，试举二例以存：其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潘天寿被诬，而潘与寿有师生之谊。那张1962年两人合作的《松石图》，毁之不忍，存之一不小心累己亦累师，无奈之下便将画中潘作石头剪下混藏乱柴堆中，自作松树则毁去。1972年，寿在潘原石上接纸重补松树，并请吴茀之加题复归全作；其二，1982年，有匿名信举报，说寿崇德从事封建收藏，并将古画卖到海外，牟取暴利，后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寿崇德的收藏意义，至少有两点值得一说：一是他所藏的20世纪中后期的这批书画家的作品，正值他们创作的中晚年时期，多为年富力强或成熟之作，具有较高的观赏、时代、研究价值；二是这些收藏几乎囊括了现代一线画家的藏品，作者中的很大部分与寿有直接交往，并留有大量往来书信，其史料价值已溢出藏品之外。

收藏家到了晚年，其藏品如何安顿、归宿，略可见出其品位、志趣及文化自觉。古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说法，史上又有几家能守到五代呢？浙江毕竟人文荟萃，前贤多有藏私于公，化身千百，沾溉后人的捐赠义举。余、寿二先生的家属也不例外，捐赠给省内博物馆、美术馆的余、寿之作及藏品，数量可观。值得一说的，是现藏诸暨博物馆的陈洪绶《桐荫赏石图》。此作原为余任天的旧藏，上世纪60年代初，余以220元让与寿崇德。后寿捐诸，填补了诸暨博物馆公藏陈洪绶作品的空白。陈、余、寿皆为诸暨人，陈作又经余、寿收藏，最后回归桑梓，胜事也！

（作者系浙江省余任天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