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夏的威胁，北宋是怎么争夺陕北的

隋唐之后，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逐渐出现出南移的趋势，唐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统一王朝建都关中，因此陕北地区的战略地位相对于汉唐时期有所下降。但西夏的崛起及宋夏百余年间的冲突使得陕北地区在宋代一下成为边关重地，军事战略地位异常突出。

唐末五代时期，夏州李氏据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内卫畿辅，外御诸族，成为中原各王朝西北重镇。周宋禅让之后，夏州李氏继承以往惯例，继续臣服于北宋王朝，以图维持现状。而自北宋建国至靖康之变，宋夏之争贯穿北宋王朝始末，夏州李氏问题成为北宋历代统治者必然要面对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从交好到交兵，从属邦到敌国，百余年间，宋夏关系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一、太祖至仁宗时期：从“交好”到“交兵”

北宋立国之初，强敌环伺，国内外局势皆不稳，为巩固统治，太祖、太宗时期对夏州李氏等藩镇采取拉拢之策，而夏州李氏也多次出兵配合宋军行动，“宋初，加（李彝兴）太尉。北汉刘钧结代北诸部来寇麟州，彝兴遣部将李彝玉会诸镇兵御之，钧众遂引去。”

“开宝九年（976年），（李克睿）率兵破北汉吴堡砦，斩首七百级，获牛羊千计，俘砦主侯遇以献，累加检校太尉。”“太宗征北汉，继筠遣银州刺史李光远、绥州刺史李光宪率番、汉兵列阵渡河，略太原境以张军势。”因此，夏州李氏对赵宋政权的友好态度得到了北宋朝廷的好感，太祖、太宗不仅对夏州李氏的独立地位予以默认，且多次对其首领加官进爵，双方互动不断，礼遇有加。

“乾德五年（967年），（李彝兴）卒，太祖废朝三日，赠太师，追封夏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李克睿）卒，太宗废朝二日，赠侍中”。总的来看，在宋初朝廷大力削减藩镇背景下，迫于北汉的压力，夏州李氏不仅未被波及，且一直受到北宋朝廷的优待，实力不断壮大，北宋与夏州李氏关系总体上较为和谐。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军攻灭北汉政权，除燕云十六州之外，北宋基本统一南北，北宋的统一使得夏州李氏的存废问题被提上日程。以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李继捧入朝为契机，宋太宗试图削除夏州藩镇，和平解决夏州问题，将夏州纳入北宋王朝管辖范围之内。

夏州自唐末被拓跋思恭占据以来，李氏经营数代，因此北宋的削藩之策遭到了以李继迁为首的党项部落的强烈抵制。北宋与夏州李氏围绕党项藩镇的存废问题，从“交好”逐渐演变为“交兵”。李继迁内联党项诸部，外结契丹为援，与北宋围绕所据地盘展开周旋，试图迫使北宋承认夏州李氏之独立性。

北宋数次出兵不利，朝野罢兵议和之大兴。“咸平五年（1002年），继迁大集藩部，攻陷灵州，以为西平府。六年春，遂都于灵州，诏遗张崇贵、王涉议和，割河西银、夏等五州与之”。宋真宗为罢兵息战，被迫承认夏州李氏的独立性，归还五州之地。

自景德元年（1004年）李德明主政夏州后，采取与宋交好的政策，臣服于宋，“景德三年（1007年），（李德明）復遣牙将李仁勖奉誓表请藏盟府。”宋真宗重拾太祖时期拉拢之策，“乃授（李德明）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国，充定难军节度、夏绥银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藩落等使，西平王。”

北宋与夏州李氏之争以北宋承认夏州之独立性、夏州李氏臣服于北宋而告一段落。综上所述，夏州李氏虽独立于北宋军政系统之外，但仍作为北宋王朝的下属藩镇而存在，隶属关系清晰而明确。但随着时局的演变，北宋朝廷试图削减夏州藩镇，而夏州李氏以武力对抗之，双方以夏州政权的独立性为中心，战争主要在原属夏州李氏的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展开。

通过与宋的斗争，夏州李氏的独立性大大加强，虽仍臣服于北宋，但双方已然离心离德，宋廷与夏州李氏之间的隶属关系越来越模糊。北宋满足于名义上对夏州的统治，而夏州李氏则致力于向西扩张，直至夏州李氏完全有能力独立建国，与北宋分庭抗礼。

二、仁宗至神宗时期：从“属邦”到敌国

李德明时期，夏州李氏作为独立藩镇政权臣服于北宋以换取经济利益，但夏州政权内部独立意识迅速发展，并形成一种以元昊为代表强大的政治势力。宋史记载元昊屡次劝谏其父毋臣宋：“数谏其父毋臣宋，父辄诫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藩性所便。

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后元昊主政夏州后，便仿照汉制进行积极地政治、军事改革，为独立建国作准备。宝元元年（1038），元昊称帝建国，立国号“夏”。宝元二年（1039），元昊遣使宋廷，希望仁宗“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对夏国政权予以承认。北宋朝野无法忍受夏州政权的“僭越”，宋夏战争正式爆发。

康定元年（1040），夏军以近十万的兵力围延州，延州知州范雍急忙求援,刘平、石元孙、万俟政、郭遵、黄德和武将共万余人汇合后救延州。在三川口一带为元昊大败，刘平、石元孙被俘延州城困了七天后，因天气严寒以及宋兵其他路的支援，元昊被迫退兵，但此战宋丢失重要城寨金明，又损兵折将，以失败告终。

庆历元年（1041），好水川之役，宋军将校士卒亡者万余人，关右震动；庆历二年（1042），元昊破定川寨，宋军大将葛怀敏和手下十四员大将全部战死，并损失兵马的数量接近一万左右。宋军三战三败，损伤巨大，使得朝野沸然。庆历四年（1044），宋夏议和，北宋被迫承认西夏独立，并册封元昊为夏国主。

至此，宋夏之争发生实质性转变，由原有的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矛盾演变为两个对立政权之间的矛盾。宋夏议和之后，双方围绕侵耕、榷场、逃人等问题冲突不断，互筑堡寨以加强防御，此阶段宋夏冲突主要围绕对西夏看作生命线的横山山脉展开。

“横山山脉延过千里,多马宜稼,人物劲悍善战,且有盐铁之利”，又有无定河滋养给西夏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粮食、战马及经济收益。因此，北宋历任边防将帅都把经营横山作为防守和进攻西夏的基地。神宗即位后，积极开边，大量任用主战派官员，宋夏大规模军事冲突再起。元丰四年（1081），宋军五路伐夏，结果大败而归。

五年（1082），永乐城之战，宋军死者将校数百人，士卒、役夫二十余万，钱粮绢帛不可计。神宗时期，宋军虽有数次大败，但凭借强大国力仍取得了不少的进展，尤其是熙河路的设置，使得北宋疆域扩大，并形成东西围攻西夏的态势，至此北宋在宋夏冲突中逐渐占据主动地位。由此可见，仁宗至神宗时期，是宋夏关系中最为重要，冲突最为激烈之时。

西夏赫然崛起，成为西北大患，双方围绕横山地区征战不休。长时期的冲突对宋夏两国影响极大，西夏因战而兴，但也急剧损耗自身国力。而北宋虽屡战屡败，但也凭借雄厚国力摆脱了原先的被动局面，逐渐从战略防御转为长期的相持阶段。

三、哲宗至钦宗时期：从弃地求和到西夏弱势

哲宗即位后，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并起用司马光等保守派人士。对西夏采取绥靖政策，“诏自元丰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归我陷执民，当尽以给还。”后因诸边将的反对而作罢，但仍于元祐四年（1089）“以葭芦、米脂、浮屠、安疆四砦与之，而划界未定。”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表示要恢复神宗时期各项变法政策，罢免旧党官员，军事上重启河湟之役，收复青唐地区，并发动两次平夏城之役，迫使西夏臣服。徽宗即位后，新旧党争愈演愈烈，执政者为建功勋，多希望通过对外战争的胜利来巩固地位。

“崇宁三年，蔡京秉政，使熙河王厚招夏国卓罗右厢监军仁多保忠。”事泄，夏国以此为借口，发兵攻延州、渭州、庆州等地。蔡京为推卸责任，遂主张大力招降西夏兵将。崇宁四年（1105），“诏西边能招致者，毋问首从，赏同斩级令”，宋廷的招降之策引来西夏大规模报复，“自是兵连者三年”。

政和五年春（1115），宋廷以童贯为帅，出熙河、秦凤之师二十余万攻夏，斩首三千级。同年秋天悉出环庆、泾原、鄜延、秦凤四路之众攻夏，败绩，死者十四五。此后，童贯

四、总结

北宋对陕北地区的经略是北宋治国方针的一个重要表现。陕北战略部署的基础是解决西北边防困境的同时，又不能对中央造成威胁，是北宋重内轻外政策的重要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崇文抑武”、“强干弱枝”、“重内轻外”等治国方针均有所体现。

北宋君臣对于西北的党项平夏部及其所建的西夏的态度消极，固然与西夏骑兵作战能力强及宋军边防实力较弱有关，同时与北宋对武力战争持抵触态度也不无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北宋在外的军事统军体系，也是北宋“崇文抑武”政策的直接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