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火可亲 有枝可依

本文转自：毕节日报

我向来不记春节的日子，只看街面上的路灯装点上红灯笼，姥姥开始准备做蛋饺和梅菜扣肉的材料时，就知道要过年了。

一年四季节日颇多，各个节日虽有自己的特色，却不足以撼动春节的地位。于我而言，春节不仅礼节隆重，食物繁多，还是一大家子团圆的好时机。临近春节，一大家子人总是早早聚到姥姥家开始准备：提前几天买鲜鱼回家养着，拎回鸡鸭收拾干净，接着揉芽菜做梅菜扣肉、烙蛋皮做蛋卷、蒸糯米做八宝饭……都是花时间费工夫的菜式，除非过大年，平日里可是难得在家里的餐桌上见到它们团聚。待姨妈舅舅们闲话着家常，把这些菜式一件件地完成，除夕也就到了。

从记事起，家里对除夕团圆饭这事分工明确：姥姥在家，带着姨妈舅舅们备菜；姥爷外出，带着孩儿们置办年货。因为怕冷，我总是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本来就短小的腿就更加迈不开步子。姥爷牵着我，溜达着出门，见到不少行色匆匆的路人，手里抱着春联和大红灯笼，满脸喜气洋洋。我指着他们手上的灯笼，一会儿说要这个，一会儿说要那个，姥爷慢悠悠地回：“不急，去了再看看。”

可等到了公园路，见到整条街全是写春联卖灯笼的摊位，我挑不出来了，反而被街上转画糖的、射飞镖赢面人的、打气球赢奖品的吸引，简直不知道往哪儿看好。姥爷紧紧拉着我，在各个写春联的摊位前转悠，先看字漂不漂亮，再想用黑墨还是用金色。走完一圈，选定摊位，才开始挑选写春联用的吉利话。

姥爷选好春联，示意我：“挑灯笼的‘重任’交给你了。”我学着他的样子，挑来挑去，最后要了个又圆又大的。姥爷不驳我，请摊主拿来新的，塞我怀里抱着，点钱付款。回家的路上，我们也像刚刚遇上的行人，手里拎满了年货。虽然整个过程姥爷都是悠然自得，却让我感觉到一种不同于往日的认真。

等晚上灯笼挂起来点亮时，姥爷笑着说：“过年了。”姥姥把做好的菜用纱笼扣住，笑着回：“过年了。”

备好菜，挂上灯笼，贴好对联和窗花，我便觉除夕真的到了。

到了下午，窗外爆竹声次第响起，一家人围在案桌边话家常，流水线般默契地配合着包饺子。和面、擀皮、捏饺子，一个个白胖胖的元宝饺子变魔术似的蹦出来，很快摆满一个个簸箕。小孩子眼巴巴地凑上前想帮忙，却被大人们揪一小块面团塞到手里，“自己玩去。”倘若我们嘟嘴抗议，大人就会笑着哄，“等你们长大了换你们。”

大姐是家里第一个学会擀皮的小辈，小舅说大姐擀皮的手指灵得很，像五个猪儿虫蛄蛹，引得大家大笑，气得大姐扔了擀面杖“罢工”。小舅只得掏出红包，把大姐哄回来继续“卖劳力”。我凑上去也想擀皮，姥姥把我带到一边，给我塞好吃的糖葫芦，给我讲北方过年的故事。

姥姥是北方人，按照她的说法，北方过年，小孩子都爱吃冰糖葫芦。除了串起来的冰糖葫芦，还有裹满雪白糖霜的“糖雪球”。“拈一颗糖雪球含在嘴里，上下牙轻轻一嗑，又酸又甜的滋味霎时裹住牙齿，在舌尖踢踢踏踏跳起舞来。”说着，姥姥眼中闪着我不认识的光，“孩儿们穿红棉衣，手里捏着冰糖葫芦，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放鞭炮，和书上的画一样。”那时只觉羡慕他们，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姥姥在想她的童年和她远方的家。

自从听姥姥说过糖雪球，我开始不受控制地馋这个没有见过的零嘴儿，盼着过年时也能吃上一口。很多年后，毕节来了个做糖葫芦的东北人，我才终于得见糖雪球的身姿——娇滴滴的白，浓艳艳的红，像穿着红棉衣站在雪地里乐呵的年画娃娃，从遥远的北方横跨数千公里，来到西南圆一个“馋嘴猴”的梦。

转眼多年过去，曾经跟着姥爷买春联的“小短腿”早已长大，我也开始像长辈们一样，站在案桌边和面，揪一小块面团塞给试图凑过来小侄女，用长辈们说过的话“等你长大了再来帮忙”哄她去边上玩。姥姥靠在沙发上，招呼小侄女吃糖雪球，把对我说过的故事又对她说了一遍。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其实无论是否过年，只要有家可回，有人在等，有人愿意陪伴，漂泊的“鸟儿”，总是有枝可依，有盏暖灯为你守候。

窗外爆竹声不断，小侄女依偎在姥姥怀里，奶声奶气地背起新学的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姥姥抱着她，笑得见牙不见眼：“看着你呀，就想起你老姨小时候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