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武皇帝有可能复兴明朝吗？

明绍宗隆武皇帝朱聿键，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唐定王朱桱的八世孙，是南明的第二位皇帝，弘光元年七月登基于福建。经常有人称隆武皇帝是南明王朝五位君主中最可惜的一位，说他是最有可能光复明朝的人，只可惜手中没有真正听命于自己的力量，最终饮恨而死。但事实真是这样吗？其实这里已经给出答案了：他没有真正听命于自己的力量。甚至可以这么说：隆武帝，本质上是一个愤青式的皇帝，虽然他的人品可能不错，而且愿意去积极地收复失地，但是这对整个明清战局而言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这一点实际上在隆武政权瓦解的过程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1646年八月二十二日，清军越过浙闽边境的仙霞岭，不到一个月之后，也就是九月十九日，清军进入了福州，此时城内的百姓已经逃了十之八九，按照《思文大纪》的记载，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殉国者有：上游巡抚吴闻礼、首辅路振飞、延平巡抚王士和、上游巡按兼守关御史郑为虹、礼部尚书曹学佺、右卫指挥使胡上琛等人。其中真正进行抵抗的只有上游巡抚吴文礼临时组织起来的乡兵。

数年之后，清廷册封已死的贝勒博洛为多罗郡王的册文记载清军攻灭隆武政权“继入福建、诛伪唐王朱聿钊等、伪亲王郡王七人。世子一人将军二人总督一人。伯一人巡抚一人。共败敌兵二十四次收降伪国公郑芝龙等、大小官二百九十一员马步兵十一万三千人八府一州五十八县地方悉皆平定”，也就是说，在整个针对隆武政权的作战期间，明清两军之间发生了不少于二十四次的激战，但是联系一些目前可见到的资料来看，这所谓的“激战”恐怕不会比之前的荻港“大战”要激烈多少，更不要说隆武朝廷灭亡之后，清军接受了大约113000名明军的投降，其中军官人数就达到了291人。在清军占领福州二十多天前，隆武皇帝在汀州被满洲兵以及协同作战的李成栋部绿营兵追上，护驾的明军参将周之藩部500余人全军覆没，周之藩本人在掩护皇帝逃跑的路上阵亡，隆武帝一说当场被射死，一说和众皇室成员一同被押回福州斩于市，刚刚建立不到一年的隆武政权就此宣告灭亡。

从清军进攻仙霞岭到隆武帝被击杀仅六天，到福州失守仅一个月。清军以极少的伤亡迅速收取了福建几乎所有的城市，同时又增加了十余万可战之兵，向着彻底灭亡明朝的目标又近了一步，这便是“励精图治”的隆武政权对抗清斗争的“贡献”。

首先，隆武政权的崩溃自然要从郑氏说起。注意啊，是郑氏，不是郑芝龙。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朱聿键最早的武力支柱，并不是郑芝龙，而是他的弟弟郑鸿逵。《续补明纪编年》记载“（朱聿键）会赦出，避乱边浙，鸿逵因奉之俱南。至福州，福建巡抚张肯堂、巡按御史吴春枝、礼部尚书黄道周、南安伯郑芝龙等共会议立王监国。时拥入者艳翊戴功，咸请正位。诸大臣多言监国名正，出关尺寸，建号未迟。郑芝龙亦固争，以为不可。李长倩亦有：急出关、缓正位，示监国无富天下心之疏。惟郑鸿逵请正位，曰：不正位，无以压众心，以杜后起。遂定议。于闰六月十五日奉王即皇帝位于福州”可见郑芝龙最初是反对朱聿键继位的，只同意其监国，隆武皇帝真正的武力后盾还是郑鸿逵从长江撤出的镇江水师。但登位之后，郑芝龙也并未做出过激反应，福建依旧以郑氏为“长城”。

不久双方就发生了矛盾，就是之前我们在讲鲁王的文章之中所写到的鲁监国总兵陈谦事件，陈谦作为鲁监国政权的将领到福建，在地方有不法之事，又向隆武朝廷索官，隆武帝恼怒，又忧虑“陈谦为鲁王心腹，与郑至交”害怕其成为大患，于是将其送上了刑场，郑芝龙闻听自己这位好朋友被皇帝杀死，非常悲伤，他说“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从此对隆武帝心怀异志，双方的裂痕已经隐约显现。之后又发生了朝班事件和何楷事件，隆武皇帝广招人才，而郑芝龙却对这些被皇帝招聘而来的文官颇为傲慢，在上朝时，郑芝龙要求自己要位列前班，排于文武诸臣的前面，这个要求遭到了大学士黄道周的反对，最终在隆武帝的支持之下，黄道周取得了胜利。

一日，郑芝龙和郑鸿逵兄弟二人在上朝的时候“挥扇去暑”，当着皇帝的面扇扇子，这种行为无疑是十分不礼貌的，皇帝很不高兴，给事中何楷上书弹劾郑氏兄弟无人臣礼，隆武帝于是转怒为喜，立即给了他左佥都御史的官衔，郑氏兄弟于是恨上了何楷，指使部将杨耿在何楷回原籍的路上袭击他，割掉他一只耳朵，以此向皇帝示威。

不得不说，郑氏兄弟的这些行为真的是不像话，但隆武帝自身也有问题，尤其是陈谦事件。经常有人说隆武皇帝受到郑氏的挟持，根据真实历史来看，虽然郑氏的跋扈毋庸置疑，但是如果说隆武皇帝自身被郑氏挟持，那就有些夸大了。可以以隆武皇帝和郑氏兄弟的关系对比一下后来永历皇帝和孙可望的关系，在安龙的永历皇帝不要说皇帝的威严，就连日常生活都未必能保证，完全处于孙可望的控制之下，对孙可望破口大骂的李如月被抓到贵阳剥了皮，反对孙可望的“十八先生”惨遭凌迟处决，而和隆武皇帝穿一条裤子的何楷却只掉了一只耳朵。最重要的是，郑芝龙根本就没有对隆武皇帝采取任何有力的措施，比如将其强行软禁到某地，隆武皇帝仍然保持着较强的自主性。

所以说隆武帝和郑氏之间的关系才是真正的合作关系，而已经完全落入孙可望掌控之中永历皇帝只是大西军内部斗争的棋子。因此，皇帝对以上三件事的处理（朝班事件、何楷事件、陈谦事件）还是不太明智的。

在发现郑芝龙已经愈发不可靠的情况之下，隆武帝决议“亲征”准备前往江西。1645年12月，隆武帝就离开了福州到达了建宁，准备前往江西，然而一直到第二年的三月，隆武帝仅从建宁移到了延平，也正是在这个月，清军开始进攻赣州、吉安等地，停留在延平的隆武帝进退维谷，而总督何腾蛟派出的迎驾军却在湖南境内磨磨蹭蹭，观望不前，而隆武帝本人也继续滞留当地。直到清军入闽，隆武帝大惊失色，抛弃大队在周之藩的500多士卒的护卫之下逃往汀州，最后被清军追上。而实际上在其被俘的前夕，赣州已经陷入了包围，就是他真能突围到江西也无济于事了。

所以根据以上分析可得，隆武一朝除了接纳大顺军余部，为湖广明军添兵添将之外好像还真没有什么值得说一说的闪光点了。隆武帝本人虽然拥有爱民之心和恢复之志，但根据他的实际表现来看，这位皇帝还是担不起“南明皇帝中最可惜的一位”如此盛名的。南明十八年，真正有机会恢复河山的只有永历一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