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阳明学在宁国府与徽州府的传播

汪尚宁，字廷德，号周潭，歙县竦川人，嘉靖八年进士。在万历《宁国府志》中也有此人的记载：“汪尚宁，本歙人，乙丑进士，历任副都御史，徙居占籍。”1在明朝中后期，“占籍”是指外地迁至新地，取得户籍。这也就是说，汪尚宁是从歙县迁徙至宣城县，取得当地户籍。事实上，汪尚宁与宣城的因缘不仅限于曾占宣城之籍，他与明嘉靖、万历年间宁国府士人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往，甚至对阳明学在宁国府和徽州府两地的传播也有重要影响。

一、汪尚宁的生平与学脉

汪尚宁出生于正德四年（1509），父汪昊，母胡氏。十岁时，因聪慧好学受到乡人程长公喜爱，收养为子，遂改姓程。十四岁补郡学生，嘉靖七年，以第四名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年仅二十一岁。按照明朝制度，进士年龄不满三十不授予御史职位。嘉靖九年，授行人司行人，后转司副。嘉靖十三年，迁户部员外郎。嘉靖十九年，升任兖州知府。嘉靖二十二年，升陕西副使兵备潼关。此时他上疏朝廷恢复汪姓。

嘉靖二十八年升云南按察使，次年转右布政使。嘉靖二十九年，云南亢江土司那鉴聚众叛乱，朝廷派兵镇压，那鉴诈降。时任云南左布政使徐樾轻信其言，接受投降时被杀。当时汪尚宁上疏请求发兵镇压，那鉴畏惧，服毒自杀。嘉靖三十三年，迁南京光禄寺卿，次年春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地方。此后不久，因得罪朝中权臣，时年四十七岁的汪尚宁被免职归乡，离开官场。万历六年（1578）九月去世，享年七十。汪尚宁一生著述宏富，督修《新安郡志》，著有《周潭集》《广资录》《日录》《四书晚抄》《事物图说》等书，现仅存《新安郡志》一种。

从学术归属上看，汪尚宁属于明代心学一派，受当时湛若水、王守仁等人的心学思想影响较大。

首先，汪尚宁最早与心学的接触源自于祖父汪淮的影响。汪尚宁九岁时曾问祖父汪淮：“今天下有圣人乎？”祖父告诉他：“南海有白沙先生者，明圣人之道，其高弟子湛若水方为时明卿。”2白沙先生，即明代心学开创者陈献章，广东新会白沙里人，时人称“白沙先生”。湛若水，号甘泉，广东增城人，拜陈献章为师，与王守仁同为当时提倡心学的著名学者，因此心学在当时也被称为“王湛之学”或“阳明甘泉之学”。汪淮告诉其孙汪尚宁的正是这一心学思想。

其次，汪尚宁亲自接触到心学是在其进士及第后。他结识了江西的罗洪先和欧阳德、广东的薛侃、贵州的孙应鳌等阳明学者，与他们“兢兢讲业都下，庶几东越、南海复兴，先生则从之游，曰是真吾党也”。3当时湛若水在南京为官，汪尚宁在回乡省亲途中特意转道南京拜访，“为述童时所向往，称门下士，请业所为圣人者而后归也。”4

再次，嘉靖三十三年，汪尚宁罢官回乡后，一心传播推广心学。“一时学士若邹文庄公则师之如湛先生，若蒋道林、钱绪山、周都峰则兄事之，他如贡受轩、沈古林、梅宛溪诸君子列在雁行矣。”5邹文庄即邹守益，蒋道林即蒋信，钱绪山即钱德洪，这三人都是王守仁的亲传弟子。周都峰即周怡，贡受轩即贡安国，沈古林即沈宠，梅宛溪即梅守德，他们都是宁国府的阳明学者。

纵观汪尚宁一生，他自幼接触明代心学思想，科举中式后结识当时众多心学学者，又拜湛若水为师，致力于传播推广心学思想。汪尚宁的著作未留存于世，我们无法得知其心学思想，但在王畿、欧阳德、邹守益、蒋信等人的著作中保存有与汪尚宁论学的文章和书信，使我们能窥见其思想之一斑。

民国时期竦口村村貌概况图

二、汪尚宁与宁国府士人的交游

虽然汪尚宁生于歙县，但其一生与宁国府的渊源颇深，无论是早年求学期间，抑或是成年以后的交友和讲学之时，都与宁国府的士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汪尚宁早年在宁国府的求学经历。汪尚宁之父名汪昊，早年科举不果后在乡里以教书为业，他特别重视儿子汪尚宁的学业，“初都宪年十一时，公遣从今莆田簿旌德方先生文易授经学。”6道光《旌德县志》中有两条关于方文易的资料：一是“方文易，一都人。莆田簿，著《琴山集》，年九十八。”7二是：“主簿方文易《端午记事》云：金粟透黄包角黍，玉杯浮绿饮菖蒲。”8上述资料可以互证，方文易是宁国府旌德县学者，汪尚宁早年在旌德向其求学。

（二）汪尚宁乡居后，与宁国府士人交往十分密切。据《行状》记载，汪尚宁“晚年一意问学，优游新安、宛陵间，务以奖进人才，阐明斯道为己任。……一时学士若邹文庄则师之如湛先生，若蒋道林、钱绪山、周都峰则兄事之，他如贡受轩、沈古林、梅宛溪诸君子列在雁行也。”9汪尚宁与周怡、贡安国、沈宠、梅守德四人的交往资料如下：

一是，周怡的著作中有《与周潭汪中丞》。信中写道：“今岁违远，不获一面候，怀仰殊切。每阅《安阳》《六一》诸集，见前辈家居，不远数百里，彼此访会，或旬余及月，其情趣超然，必有深契。”10这封信中，周怡不仅自述阅读汪尚宁的《安阳》《六一》等著作，而且表达出希望前往拜访之意。

二是周怡的著作中还记载了汪尚宁与沈宠的交往：“今春夏间，龙溪先生过水西聚处，时汪周潭、沈古林二兄连榻半月，似有指授。”11“今春夏间”是指嘉靖三十六年。据《周恭节公年谱》“嘉靖三十六年”条记载：“春，龙溪主泾县水西会，先生与焉。一时赴会者，汪周潭、管南屏、沈古林、王岩潭、翟震川、江砚山、包士旗、王滨甫、王汝贞，暨先生从兄洛泉公，侄子德诸人。从来水西赴会，惟此最盛。”12嘉靖三十六年，王畿主持泾县水西会，期间沈宠与汪尚宁“连榻半月”，可见二人交谊之深。

三是汪尚宁的《学绝窥斑序》记载了与贡安国的交往。《学绝窥斑》是贡安国的著作，现已佚失不存。《学绝窥斑序》是汪尚宁为其撰写的序文，保存在万历《宁国府志》中，文中记载：“（贡安国）守东平，力行所志，父老赴阙下乞留。予旧守兖，故吏吏予乡，语次先生辄咨嗟或涕泣下，先生之政感人若是。”13嘉靖十九年，汪尚宁任兖州知府时，贡安国离任东平知州，此时二人已经相知。

四是梅守德的《无文漫草》中保留有与汪尚宁论学的语录，“周潭汪先生问于宛溪子曰：《鲁论》论学，以说字为首，愿发其义，与诸友商之。”14在梅守德的回答中，阐述了良知与欲念的关系。

（三）嘉靖三十九年，汪尚宁的父亲去世后，汪尚宁不仅请好友梅守德和周怡为其父撰写《墓志铭》和《墓表》，而且将其父葬在了宣城。据梅守德的《墓志铭》记载，汪尚宁的父亲汪昊“晚自旌德过宣城游，见宣俗文而实，力本而尚义，悦之，乃家焉。”15汪昊晚年迁居宣城，去世后也就葬在了宣城。梅清的《瞿山诗略》记载：“周潭先生生于歙，宦游于四方而归老于吾宛，今城东十里有祖墓存焉。余瞻拜想见其为人，慨焉有不及亲炙之感。”16正是因为汪昊迁居宣城，又葬于宣城，才有《宁国府志》记载汪尚宁“占籍宣城”之说。

三、阳明学在宁国府和徽州府的传播

王守仁，号阳明，故后人称其思想为“阳明心学”。明代嘉靖、万历年间，阳明学在各地都有传播。宁国府和徽州府同隶属于南直隶，加之两地山水相连，时人将两地并称为“徽宁”，因此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两地的阳明学者一并归入“南中王门”。包括上文所述汪尚宁在内的宁国府和徽州府两地士大夫是一个联系紧密的阳明学者群体，他们不但交往频繁，在本地传播阳明学，而且多次延请外地学者至徽宁两府各处讲学传授阳明学，一度形成了阳明学在徽宁传播的盛况。

然而，阳明学在宁国府和徽州府传播的情况却明显不同：阳明学在宁国府传播的较为成功，形成了以贡安国、沈宠、梅守德、查铎、周怡、杜质等阳明学者为核心，以宣城志学书院、泾县水西书院、太平九龙会等为载体的宁国府阳明学。然而阳明学在徽州府的传播却不太成功，有学者称之为“心学在徽州为‘不结果实的花朵’”。17对于造成阳明学在两地传播不同结果的原因，尚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但从阳明学在两地的传播过程看，宁国府和徽州府之间阳明学的联系十分密切，在一定程度上说两地阳明学是密切互动的统一整体。

首先，由于宁国府和徽州府两地相连，因此阳明学者在宁国府讲学时，往往顺道前往徽州府，反之亦然。例如，王畿作为嘉靖年间最为重要的阳明学者，多次往返宁国和徽州两地之间讲学。嘉靖二十八年，王畿参加泾县水西讲会，“发自钱塘，由齐云，历紫阳，至水西。”18嘉靖二十九年，邹守益出游新安、泾县，在新安举行了“斗山会”，在泾县举行了“水西会”。19嘉靖三十六年，王畿主持泾县水西会后，又赴婺源参加了“星源会”。20嘉靖三十七年，王畿过宁国，由九华抵新安开展教学活动。21

其次，宁国府和徽州府两地的阳明学者交往也十分密切。前文已经列举了汪尚宁与周怡、贡安国、沈宠、梅守德等宁国府阳明学者的交往。此外，周怡撰写有《潘尚书传》，从中可以看出他与婺源阳明学者潘旦父子交往密切。22嘉靖三十一年，沈宠积极参与刊刻徽州程敏政编撰用以调和朱陆关系的《道一编》，并为其撰写序言。23歙县许国不仅早年在泾县学习，而且嘉靖四十一年，与查铎一起讲阳明学于泾县台山。

《查铎行实》记载：“（查铎）屡赴春官不第，乃与新安少师颖阳许公、太邑主政洪潭焦公、同邑大参拙斋萧公，聚集台山三年。于兹而萧都御史念渠公、赵侍御中宇公、赵宪副肖轩公、萧学使慕渠公、张太和、尹东山公、郑明经印台、王国子维材，俱先君门下，互相淬励。”24许国和查铎在泾县培养了大批当地阳明学者。梅守德和梅鼎祚父子编撰的万历《宁国府志》完成时，梅守德亲自撰写书信请徽州汪道昆撰写序言。25以上仅为笔者所见部分宁国府和徽州府两地阳明学交往部分资料，从中已足见他们有着共同的学术信仰，并积极互动交流。

宁国府和徽州府两地山水相连，两地学者之间的交流十分频繁，无论是汪尚宁生平交往抑或是阳明学在两地的传播，足见两地之间文化纽带之联系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