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历史上真实的太监王振

一提到明英宗，人们总会联想到土木堡（pù）之变，这一事件差点让大明亡国，而王振这个死太监正是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因为王振，明英宗从一国之君沦为瓦剌的阶下囚。明英宗复辟之后，首要之事便是杀掉于谦，祭祀王振！明英宗难道是不辨是非，还是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原因呢？从君主沦为囚犯，又从囚犯再次成为君主，明英宗怎么可能对王振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呢？接下来就让笔者为您揭开历史上王振这个太监的真实面目吧！

王振少年入宫，哪里是什么秀才举人！

其一、所流传的王振档案。

王振（1410年？-1449年），字美旭，为大明山西宣布政使司大同府蔚州薄家村之人，此地即现今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涌泉庄乡卜北堡。王振入宫之前的身份，在其同时代之人那里就已有记录。大明学官黄润玉之孙黄溥在《闲中今古录摘抄》里提到，王振为“学官”，属于“教职”，并且还表明王振育有子嗣，如此看来，王振要比仅有女儿的赵高、魏忠贤更为优越。由于王振未能通过考评，一气之下便净身了。最初，我还以为这个黄溥是和朱祁镇的九叔代王朱瞻垍（ji，与朱瞻基同名，有意思吧？）同岁之人呢。

后来这一说法被王世贞所著的《弇（yǎn）山堂别集》、黄景昉的《国史唯疑》、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等所援引，与严从简有别，前两位是带着怀疑态度援引的。到金庸（查【zha】良镛）的先辈査继佐（本名査继佑）撰写《罪惟录》（原名《明书》）的时候，就添枝加叶地把王振描述成以儒士身份担任教官（主管教育的官员），庸庸碌碌九年毫无建树而差评连连，按规定应当发配去戍守边疆。要是不想被发配，那就可以进宫，但前提是必须育有儿子，因为是要净身入宫来赎罪的。瞧瞧，这场景多么似曾相识，一下子就让我联想到了司马迁，虽然司马迁仅有一个女儿。王振要是有儿子的话，他后来飞黄腾达了却不提拔自己的儿子，反而提拔自己的侄子王山、王林，还认了一大堆朝臣做干儿子呢！很明显，王振是没有儿子的。人们总是传播错误信息，到后来王振竟被传为秀才甚至举人，还做过辅导班教师，就连明英宗都亲昵地称他为先生！

第二、对王振的身份进行探析。

王振算得上是帝师吗？显然并非如此！明太祖朱元璋对太监干政极为厌恶，他在招收太监时首先强调的就是太监不能有文化，并且还以《皇明祖训》来要求后世皇帝遵循这一规定，即便如此他仍不放心，在洪武十七年还立下一块铁碑，碑上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这般严苛的规矩。然而，明史学者胡丹老师依据《明太祖实录》未曾记载等因素，判定这是《明史》中的虚构内容。这太监必须是文盲的规矩最终还是被明太祖自己打破了。他安排一些略通文墨且机灵聪慧的内使监太监负责图书与文件的管理事务。明太宗更是挑选年少的太监去上学，他们的老师是四品翰林。这个为太监扫盲的补习班便是内书堂。《明史·王振传》里清晰地表明“（王振）年少时被选入内书堂”。此句话包含诸多信息，既表明王振聪慧机灵，又说明他年少时就进入宫中，自然也就不会有子女了。

其三，考证王振的出生年份。

如今的少年是11岁到15岁这个年龄段，那明朝的少年年龄范围又是怎样的呢？咱们来探究一下王振的出生年份。在明太祖洪武元年的时候，朱元璋颁布命令，依照《朱子家礼》的规定，只要男子年满16岁，女子年满14岁，就能够结为夫妇了，并且严禁娃娃亲。这表明在明朝，16岁的男子就已经属于成年人了。由于严禁“早婚”，王振也不可能在16岁之前成婚，更谈不上做父亲了。

智化禅寺乃是王振的家庙，王振亦是一位佛教信徒。他宣称自己本为一介平民，恰逢绝佳机遇，早年便进入宫廷，在太宗在位之时就已经成为太监中的一名官员了，得到朱棣的宠幸，而且能够接受教育。

王振于哪一年入宫？我觉得应当是永乐迁都的1420年。朱棣把都城迁至北京，必然需要一批小太监，王振或许就是此时入宫的。由于蔚县距北京较近，加之王振家中儿子众多且极为贫困，他的父母才狠下心来让他做了太监。在内书堂就读的小太监也就十来岁，王振入宫时的年龄极有可能是10岁，这也就意味着王振出生于1410年的可能性非常大。死了都要背黑锅的太监王振

其一，王振未曾鼓动朱祁镇御驾亲征，更谈不上是“挟帝出征”。

1449年，瓦剌兵分三路进攻明朝，也先攻打大同，阿剌知院进击宣府，脱脱卜花攻伐辽东，并且大同参将吴浩阵亡。朱祁镇一边积极筹备战事，一边打算御驾亲征，网友不是说“天子守国门”嘛，敌军都打到跟前了，守边的将领都战死了！在出征当日，也先又于大同以东的阳和将大同总督宋瑛、总兵官朱冕、右参将都督石亨打得惨败。惨到全军覆没，仅有石亨一人骑马逃回，还遭到了免职的惩处。明英宗朱祁镇忍无可忍，他也清楚前方急需支援。卫所的军队抵挡不住瓦剌的精锐部队也先所部，必须出动大明的王牌——京师的京军——三大营，对也先展开反攻，从而扭转败局。

大臣们一开始并未阻拦明英宗亲征。而后，大臣王直想到亲征太过危险，于是对明英宗进行劝说。但明英宗年少气盛，又逢边疆局势危急，便想要仿效明太宗。彼时，“仁宣之治”被视作明朝的“文景之治”，文景之治过后便是汉武帝时期，明英宗也期望成为明朝的汉世宗（汉武帝）啊！

王振身为皇帝的亲信老仆，必然是支持皇帝的，如此一来，与王直等人产生矛盾便在情理之中了。况且，三大营乃是大明的精锐部队，屯聚在边疆，皇帝又怎能放心得下呢？

第二，王振根本就不具备指挥军队的资格，更谈不上胡乱指挥了。

朱祁镇不但率领着大明的精锐之师，还把大明的优秀重臣都带在身旁。在我看来，朱祁镇这么做有两个目的：其一，阻止暂代职责的弟弟朱祁钰产生别样心思；其二，汇聚众人智慧，文臣武将齐心协力，企图一举彻底消除也先带来的威胁。朱祁镇带着文臣武将和王牌军队是去打仗的，指挥权理所应当属于皇帝，怎么会是王振呢？明英宗即便再宠幸王振，也不可能把大军交给一个外行啊！哪怕王振是内行，皇帝也不见得放心让他来指挥军队啊！三大营即三千营、五军营、神机营，其中五军营是皇帝的第一道防护，三千营为第二道防护，神机营为第三道防护。即便有这三层防护，明英宗最终还是战败被俘虏了。

其三，王振并非为樊忠所杀，而是因“忠君报国”而亡。

明英宗被俘并非是他以不懂行之人指挥内行之事所造成的结果，那些一同随行的大臣哪一个不是出类拔萃之人呢？明英宗西征去探寻也先的主力部队，不过明英宗得知也先打算在大同设伏袭击明军，再加上接连多日降下大雨，于是明英宗决定撤军返回。王振提议走紫荆关，这是基于三个原因：其一，距离京城比较近；其二，远离边疆，可避免被合围；其三，离自己的家乡很近。可是，明英宗却选择走居庸关。他大概有两个理由：边疆有宣府这样的重要城镇；边疆有精锐的兵力。明英宗在后退的同时，先后派遣吴克忠（蒙古人）和吴克勤兄弟率领精锐部队在野狐岭之战中负责断后。吴氏兄弟兵败之后，明英宗又让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在鹞儿岭断后，结果再次被也先消灭。明英宗惊慌失措，便率领大军驻扎在土木堡。也先从后面追击而来，控制了桑干河的水源，阿剌知院接连攻克独石、马营。明军断绝了水源，连挖井都挖不出水来，被敌军包围，明英宗迫不得已答应与也先进行和谈，要求也先让出桑干河。也先让出桑干河之后，明军争先恐后地去抢夺河水，也先趁机发起攻击，明军于是四散溃逃。

皇帝身旁的文武大臣多数都已战死，王振想必也是阵亡的。清朝谷应泰所著的《明史纪事本末》称王振为樊忠所杀，然而在《（大明）英宗谕祭王振碑》里，朱祁镇表示王振是自杀的。臣子因君主受辱而死这种情况并非不存在，王振为保护英宗而死的可能性更大。英宗复辟之后，对于“王振被樊忠所杀”这一“传闻”非常恼怒地宣称：“（王）振杀于虏，乃朕亲见！”当事人都这么讲了，我们难道还能相信谷应泰的说法吗？这件事在明人陈建的《皇明通纪法传全录》以及黄光升的《昭代典则》中均有记载。

王振身故之后哀荣背后的真实情况。

明英宗复辟之后，首当其冲的大事便是诛杀于谦、祭祀王振！于谦之死众人皆知，明英宗这么做是为了名正言顺以及实施报复，而祭祀王振之举则是出于对王振的感激之情。

第一、感激王振。

明英宗自小就与王振相伴，对王振存在着某种依赖。除了王振能为自己舍命之外，王振在诸多事务上都对朱祁镇有所助力。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明英宗进入叛逆期后，他和他的奶奶太皇太后张氏之间产生了代沟。明英宗需要王振给自己出主意，以便应付甚至是“对抗”太皇太后。而太皇太后发觉王振教唆小皇帝时，差一点就将王振斩杀。

第二、亏欠王振。

土木堡之变的责任本就在明英宗身上。王振是皇帝极为信任且宠爱的人，可土木堡之变的所有责任却都由他来承担了，这种承担并非仅仅是死后被动为之，生前也承担了一部分。王振死后，他的亲信马顺被人活活打死，他的侄子王山、王林也被处斩，其余家族成员被流放，家产被没收充公。朱祁镇复辟之后，觉得王振及其家族落得如此下场都是因自己而起。

其三、对曹吉祥进行拉拢。

曹吉祥隶属于王振，石亨则为土木堡之变时的将领，从某种程度上讲，朱祁镇在内心深处与他们二人更为贴近。况且石亨与曹吉祥皆精通军事，正是他们二人助力朱祁镇这位太上皇复辟，重新登上皇位。祭祀王振、为王振昭雪、饶恕王振的家人，这也是做给曹吉祥看的。曹吉祥更是首位被封伯爵的太监，即便他手下有不少人冒名受封，明英宗也并未太过在意。待明英宗的权势稳固之后，石亨、曹吉祥先后因谋反罪名被诛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