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没想到八旬院士也是朝九晚六的“上班族”

2023年10月20日，北京八中京西附属小学，汪景琇院士正在讲课。 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摄

中国科学院院士，太阳物理学家，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天文学领域最高奖项张钰哲奖获得者……面对拥有众多头衔的大科学家，内心总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尤其是担心作为一名文科出身的记者，无法准确理解院士讲述的专业内容。

采访定在汪院士在国家天文台的办公室，初冬的北京天气寒冷，一进汪院士的办公室，他就招呼我们坐下，倒了热茶让我们暖手。办公室并不大，他和助理一前一后坐在窗边，上午的阳光细细碎碎照进来，在摆放整齐的各种石头上投下光影。我们好奇地凑上前去观看。见我们好奇，汪院士索性放下茶杯，带着我们先参观起了办公室。

汪院士很喜欢植物，办公室里摆放着仙人掌、兰花、碰碰香等不同种类大大小小近二十盆绿植，柜子上还吊着一串栾树蒴果、长桌上铺着一堆紫色的干花。“这是之前他们送我的花，我觉得扔了可惜，就在桌子上晒干花，也很好看。”汪院士笑着说道。他说，或许与青年时曾在农村工作八年的经历有关，侍弄花花草草时十分开心。

初见面的紧张在汪院士的几句闲谈中渐渐消散。聊起曾经的求学经历，汪院士特意提到，当时的北大学生周末经常自发去参加义务劳动，跟着农民一起下地干活，“不是农村的孩子就看农民怎么做，跟着人家学。有时候头发也脏了，手上、鞋子也脏了，从来不说什么。北大的学生其实挺不错的。”

受当时的大环境影响，汪院士真正在北京大学静心读书的日子并不长，也就两年半左右，距离当时6年的学制相比，还不到一半时间。但在汪院士看来，恰恰是这段时间的学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才让自己能够考研成功并最终走上了太阳研究的道路。在谈及为何要选择太阳作为研究对象时，汪院士提到最多的词是“有用”，太阳与天气密切相关，对国家未来发展也十分有用。当时国家一穷二白，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青年的努力。深以为然并主动担起责任，汪景琇身上有着老一辈科学家最大的特点：爱国。

让我印象格外深刻的是他强大的自学能力。考上硕士研究生之前，汪院士已在东北农村当了8年的农村教师和气象员，工作之余并没有多少时间去看书学习。对于太阳物理这个领域，他甚至不懂最基础的日珥是什么。专业课没有本科基础，之前学习的外语是俄语，英语水平基本为零。

他从未自怨自艾，而是从零开始，一步步啃专业书、啃原著。最后他不仅顺利通过硕士研究生英文的资格考试，后来英语还达到了可以出国访学、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英语论文的水平。

但汪院士十分谦虚。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之后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我国第一批天文学领域的博士生，两个“第一”加持，很难让人不点赞。汪院士却连连摆手说道，不希望过于强调这些。甚至于“院士”这个头衔，他也直言更多感受到的是“责任”，而非“荣誉”。

“中国的太阳物理研究下一步怎么走、我们能不能始终或者保持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甚至于走向比较领先的地位，责任很大。”汪院士始终认为，院士也是普通的研究人员，不能以院士自居。所以，已经年近八旬的他，还自觉当着“上班族”，“台里（国家天文台）并没有规定我必须每天来上班，是我自己要求的。每天早九晚六来上班，有时晚上回家再赶些紧急的任务。”

我至今还记得，汪院士所在的办公楼在一楼大厅有一个展板，上面有众多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科研人员的头像和简单介绍。一眼就能认出眉眼弯弯的汪院士，但在职务上一栏中并没标注“院士”，只写了三个字“研究员”。

新京报记者 杨菲菲

编辑 缪晨霞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