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母亲被奶茶气哭过好几次，她恨奶茶

２０２０年，深圳某大厂女工张小满的母亲从陕南农村到深圳务工，成为这个城市保洁群体中的一员。这是一群用体力劳作填满超长工作时间的外来务工者，他们在深圳这座包容万象的城市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与污渍、垃圾为伴，支撑起城市文明对整洁细节的无限追求。他们在深圳寻找自己的生存缝隙，有自己的生活圈子，知道如何寻找机会，很清楚自己在整个阶层划分中的地位。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却总是处在城市生活的边缘，而他们身上所承载的命运本质，其实也映照着绝大多数的我们。张小满在新书《我的母亲做保洁》中记录下母亲的打工史，串联起超级城市运转的一个个侧面。

《我的母亲做保洁》

张小满著

光启书局

我的母亲做保洁

文｜张小满

我们遇到的很多体力劳动者，他们的手都很粗糙且关节变形，农民的手，建筑工人的手，环卫工的手，拾荒者的手，绿化工的手……他们为什么不戴手套？答案都和我母亲一样，不戴手套可以让工作做得更快。

母亲一般先清洁女厕所。

隔夜的粪便尿液发酵成黄斑污渍，滋生出霉菌和细菌。把坐垫掀起，用洁厕剂喷淋马桶内壁，刷洗，马桶内缘的污垢需要更加用力旋转刷洗。马桶外侧底座也要刷洗。用黄色干毛巾将溅在马桶边沿的水滴擦干。被母亲用毛巾擦干的马桶，洁亮如新，像一个完美的艺术品。

不是所有人都是文明人。母亲会碰到有人大小便后不冲水，排泄完盖上马桶盖就走；会遇到流在马桶边沿的经血，在地板上凝固成一朵鲜红的小刺花；会遇上有人像扯拉面一样一节节扯断纸巾，垃圾篓里的纸巾和卫生巾散落一地。母亲忍受着臭味收拾，但她没感到恶心。母亲说，这是工作。“一个新马桶刷只能用二十天，就光秃秃的了。要不是为了挣钱，谁去刷马桶？”

接着，母亲开始拖卫生间的地板，腰、肩膀和胳膊一起用力。

打扫男厕所的流程类似。最难处理的是小便池里的尿渍，母亲只能用更多清洁剂，用更大力气擦洗。

上午９点，当写字楼的白领来到工位，开启一天的工作，保洁员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大半。接下来，他们要保证的便是不要被“投诉”，应付各种突发情况，来回走动，不断擦拭，处理“污染”现场。

打扫男厕所对母亲来说是极其尴尬的，每次她都小心翼翼，把黄色挡板放在门口，但还是有对提示视而不见的人。有的人看到母亲在打扫卫生，仍会进去站在小便池前就开始解裤子，忽视正在打扫卫生的是一个老年女性。母亲只能在他尚未正式开始之前，撤出洗手间。

一位东北阿姨被租户投诉卫生做得不干净，她气不过，就跟投诉者吵了一架，对方吵不过阿姨，就去找了阿姨的经理。

大经理带着副经理，一个走前面，一个走后面，带着礼品、低着头，上门去给那家公司的领导赔礼道歉，说对不起。母亲是在东北阿姨突然走了之后才知道，她因为吵架被开除了。母亲既同情被开除的阿姨，也替大经理、副经理感到委屈，觉得他们的工作也干得不容易。在深圳做保洁员三年，母亲已经懂得如何在工作群里跟领导交涉。

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母亲，从一个把智能手机当砖头，只用来打电话的人，学会了在微信群里上传健康码、行程卡，申报身份信息，学会了把微信工作群当作自己争取权益的工具，遇到难处理的事情，她都拍图给领导反馈。

比如有一次，一个面积达四五百平方米的办公室刚清空，地板上全是灰尘。大经理让母亲去打扫，母亲在群里反馈，办公楼里面的清洁不属于自己的职责范畴。这事不了了之。后来是母亲的副经理上来把这活儿干了。

面对厕所被投诉的问题，最终妥协的还是母亲。敲厕所门无人理睬时，她总是走进去又退出来，等一等，走进去又退出来。无论母亲怎么用语言暗示，反反复复，对方就是不出来，手机一直响。

母亲感叹说，这里面的人，蹲厕所里干什么呢？哪个倒霉的老板请了他们？

我无法回答母亲，为什么年轻人要躲在厕所里，一待就是几十分钟。因为就我的职场体验来说，面对高强度的竞争压力，有时候厕所确实可以让人平静。当一个社畜被老板骂一通，没有比洗手间更好让人平息的地方。真正的职场人，哭完，洗完脸，还是要回到工位继续工作。有些电话和信息只适合在洗手间里回复。母亲无数次听到有人在洗手间里约见面时间，有人跟电话里的人小心介绍自己，似乎是为了换工作。

即便如此，母亲还是认为，自己接了这份工，就得做好。在这栋写字楼工作期间，她还没有被扣过工资，也认为没有遇到过特别不可理喻的人。因为相比同事张阿姨所遭遇的，母亲遇到的事都只是小巫见大巫。

张阿姨跟母亲一样，负责三个楼层的清洁，也要负责男厕所卫生。这栋楼的男厕所每个单独的隔间里没有垃圾桶，意味着所有脏物都得靠马桶抽水冲下去。一位男士上完厕所后把脏纸巾直接扔在了地板上。张阿姨拦住他，说了一句，不要把纸巾丢在地上。第二天，张阿姨遭到了报复，有人把大便直接排在了厕所地板上。张阿姨跟副经理哭诉，说有人故意害她。但厕所里不会有监控，这件事最后还是以张阿姨自己打扫了污秽作罢。

另一种麻烦情况是碰到抽烟的。

写字楼是明确禁止抽烟的，但总有人偷偷抽，楼梯过道上总是有烟头和烟灰，还有令人恶心的痰。物业不敢提醒租户，就找环境公司的麻烦，环境公司就找该区域经理的麻烦，到经理这一层级，就意味着母亲有麻烦了。

好在母亲是一个敢于表达的人。

她的原则是不吵架，“一吵就瞎，一吵就要作怪，害的还是自己”。一开始，在楼梯道抽烟的人很多，母亲首先想到的方式是给这些抽烟的男人说好话。她叫年龄大一点的男人“师傅”，叫年轻一些的“帅哥”。

她常碰到一个瘦瘦高高、大概四十多岁的男人坐在楼梯过道上抽烟，一边抽，一边咳嗽。

见过两三次以后，母亲实在忍不住，走过去用方言跟他对话。

“师傅，你一天能抽一包？”

“抽不了一包。”

“烟瘾还不算大哦。”

母亲停了停又说：“师傅，甲方经理光投诉楼梯过道有烟头，你看，这墙上贴了这么大个牌子，吸烟要罚钱。要么你找张餐巾纸垫着，或者用一次性杯子接着，抽完了我给你扔。”

男人听懂了母亲的话，后来很少出现在楼梯过道了。即使见到，母亲也发现，他会主动用塑料袋把烟灰和烟头带走。

因为楼梯过道烟灰、烟头问题总被投诉，母亲的经理对抽烟行为也很厌烦，就帮着母亲一起向上反馈。经理不比母亲工资高多少，也照样要干活。面对这样的局面，可能是动了恻隐之心——打工的怜惜打工的。

女卫生间避免了尴尬的问题，母亲做起来更顺心一些。但难处是，洗手台和地板永远是湿的，需要母亲不断去擦拭。地板上、马桶里永远有毛发。母亲先用刮刀把毛发聚拢到一起，再用纸包起来，丢进垃圾桶。“一耙一大团，一耙一大团，多得很！”有一些女孩喜欢把束起来的头发解开，弯腰，低头，把头发从后脑勺甩到脸上，用手抓一番，再伸腰，仰头，把头发扎起来，像完成一种仪式，随之而来的是满地的头发。

垃圾桶里什么都有。有人为了图方便，会在洗手池洗碗，把快餐的饭盒及剩饭剩菜倒进厕所的垃圾桶。泡发的茶叶、果皮，胡乱塞在一起。垃圾袋拎出来的时候，底部流出脏水。

最可怕的是奶茶杯子。母亲处理过垃圾桶里无数奶茶杯子，但没有一杯奶茶是真正喝完的。奶茶从杯子里淌出来，粘到垃圾桶的纸上、塑料上，甚至滴到地毯上，变得湿淋淋、黏糊糊。她要用手去把杯子扶正，拿起来放在水龙头下冲洗干净，给垃圾桶换上干净的塑料袋，把洒到的地方用抹布擦干净，这样才不至于让废弃的奶茶液弄脏更多地方。

母亲被奶茶气得偷偷哭过好几次，她恨奶茶。从年轻到年老，她没有喝过一杯奶茶。她不理解这东西有啥好喝的，为什么年轻人如此热衷于它，又如此浪费？

母亲跟我说：“啥人都有，有的人文明，有的一点都不，人跟人的教养有差别，我也理解。我还不是为了要挣一点钱，只能慢慢做，能怎么办？你不知道保洁员受了多少气。”

（本文摘选自《我的母亲做保洁》，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