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盗窃案中的法律伦理

本文转自：法治日报□ 韩伟 闫强乐

与抢劫、“故杀”一样，盗窃可以算是人类最古老的犯罪之一。盗窃侵害私人财产权，是个人道德不彰的重要表现，故其历来受到人们的愤恨，乃至唾弃。然而，是否所有的盗窃行为都“十恶不赦”，理所当然应该得到人们的憎恶，并受到国家法律的严厉惩处？事实似乎又不尽然。20世纪从甘肃敦煌出土的中古法律文书中，记载了一起特殊的“盗窃案”，让人们有机会反思盗窃的另一面以及惩处盗窃犯罪的法律伦理。

后来被命名为“行盗侍母”的这一案例，大约发生在唐代。盗窃案的“主人公”名叫秦鸾，他为人忠厚，对父母孝敬，无奈家庭突遭不幸，其老母罹患很严重的疾病，终日卧病在床。孝顺的秦鸾十分希望为老母亲做些什么，即便不能医治好她的病，至少可以让其享用一餐难得的美味。然而，贫寒的家境，又让秦鸾心有余而力不足。眼看老母亲病情日日加重，为其准备一餐的愿望仍没有着落，秦鸾连日寝食难安，心情失落到了最低点。就在秦鸾左右为难之际，一次偶然的机缘，使他决定铤而走险。秦鸾伺机盗取了附近市场中的财物，换成金银，并用它买来了非常丰盛的晚餐。老母亲在弥留之际，终于吃到了一生中最可口的晚餐，带着欣慰的笑容离开了人世。她不知道，秦鸾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盗窃的行为，很快被当地捕快侦查清楚，秦鸾也因盗窃被拘捕归案。

同当时世界多数国家的法律一样，盗窃在唐朝当然亦属于犯罪。《唐律疏议》规定：“诸窃盗，不得财笞五十；一尺杖六十，一匹加一等；五匹徒一年。”疏议解释说：“窃盗人财，谓潜形隐面而取。盗而未得者，笞五十。”面对唐朝法律的这一规定，以及秦鸾“行盗侍母”的现实，主审此案件的法官作了难，特别是在法律“一准乎礼”的唐朝，符合“礼”的孝道，与强调秩序的国家法律规范，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如何定罪科刑，成为面前的一道难题。

秦鸾的母亲患了重病，卧床不起已经多日。作为孝子的秦鸾，自然心生忧惧，无时无刻不在为母亲的病情忧虑，他当然希望母亲的病能快快好起来，即便不能如此，至少能减轻母亲的病痛，哪怕是一顿美味的晚餐带来的片刻欢愉，孝子的这种心理，完全是人之常情。但现实是，秦鸾家徒四壁，搜遍家什，也找不出一点值钱的东西，他的心意自然无由实现，只能徒然地愤恨自己。于是，秦鸾因其家贫，犯下盗窃之罪，虽然有违国家律令，但伸张了“孝道”，顺了老母亲的心意，这样看起来，为了“膝下之福”而取“梁上之资”，一切似乎是理所应当，秦鸾的“盗窃”行为几无可指摘之处，甚至还应该是受到奖励的孝行。

事实果然如此吗？主审法官转念再想，如果不是秦鸾“行盗侍母”，而是以盗窃之资供奉佛祖，以“梁上之资”供养亲斋，那就是以盗窃之资财，树立了某些人的孝名，成就了某些人的“果业”，这样说来，一斋一饭是盗窃的原因，而“佛”与“孝”倒成了犯罪的根源。若因盗窃而获得福报，那恐怕世间人人都要效仿此行追逐未来之“果业”，家家追求至孝的名声，若真如此，岂不是极度的荒谬无理吗？因此，按照事理，秦鸾的行为也不能完全算是“孝道”，而依照法律，更有明确的罪名制裁，行孝这一人子情分因手段的违法，导致了结果的违法，在情法冲突中需要维护法律的尊严，盗窃财物就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最终，秦鸾之盗窃罪，根据财物所值“匹数”的多少，依照唐律确定量刑。

一千多年前秦鸾的盗窃案以“入罪”终结，由判词分析这一审判结果，很大程度是基于其社会效果的考量，维护了唐朝律令的权威。然而，由秦鸾“行盗侍母”出发，有关盗窃法律伦理及正当化惩罚的思考并未画上句号。几百年后的《元史》中记载了另一件非常类似的盗窃案，结果却判然有别。当时，有“庾人”母亲病重，无以为食，遂盗窃“糟糠”意图让母亲吃，被官府发觉逮捕。这一疑难案件一路被送到皇帝那里，皇帝亦感到为难，有大臣奏议说，盗窃糟糠，固然违反了大元法律，是可恶的行为，但是依律“杀之，恐乖陛下仁恕心”，也就是有违皇帝忠孝仁恕的主张。皇帝听从了大臣的建议，下诏赦免了“庾人”死罪。

提出对盗窃处罚的伦理道德考量，绝不是要为某些盗窃罪开脱，正如唐代的那份判词所言，如果人子孝道、佛之“果业”都可以作为托词，那么犯罪的根源岂不是“孝”或者“佛”？但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也需要不时地提醒“法律人”，设定盗窃犯罪，惩处“盗窃”等犯罪行为，其最终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涉及财产的法律的实施是否要锱铢必较？假若保护财产权的目的，与保障孝悌的伦理价值，乃至与维系个人生命的急迫需求发生了冲突，法律又应该作何抉择，这不仅体现出刑事法治的智慧，更蕴含着刑法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