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会一课”制度是怎么来的？

“三会一课”制度是怎么来的？

无产阶级政党诞生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就对政党的组织制度建设提出过要求。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对党内的权力机关、权力关系、组织原则和支部活动频次等作了初步要求。他们主张，“支部、区部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至少每两周开会一次”，“盟员至少每三个月同所属区部委员会联系一次”等。这些规定，可以看作是我们党“三会一课”最早的源头。

列宁在领导创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与孟什维克展开斗争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成为一个有着铁的纪律、有着严密组织体系、有着严格党内生活的先进部队。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有组织的整体，必须实行集中领导，坚持严密的组织原则，党员不但要承认党纲，而且要“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这一思想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得到党内多数人的支持，并逐渐丰富发展为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指引党把自身建设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整体。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四大上，民主集中制被正式写进党章。俄国革命胜利后，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民主集中制被写入《共产国际章程》，以指导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公开宣布自身的政党属性。1922年7月，早在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中，就对党小组、党支部、地方全体党员会议等作出了具体规定。党的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规定：“各支部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支部书记召集之。但已分成小组之支部，其小组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小组长召集之，至支部全体会议，至少须每月举行一次。各地每月至少召集全体党员会议一次。”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执委会召开四届二次扩大会议，强调党的建设的重要性，要求高度重视支部的工作与建设。会议指出，必须纠正过去把地方的组织当作党的基础的错误，强调“今后要把党的真正基础建筑在各支部上面”“建立强有力的支部干事会”。这个主张开了加强党支部建设的先河。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1929年12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会议通过的《决议》是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纲领性文献。这个《决议》要求“从党内教育做起”，通过党报、简报、小组会、支部会、党员大会等18种教育方法，来解决“思想上建党”的问题。同时特别强调，“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会议结束后，红四军把决议当作党课教材，逐条对照学习，检查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古田会议的这些论述，被公认为是我们党党课制度的最初文献，红四军贯彻会议精神的做法则是党课的实践源头。古田会议形成的《决议》要求，通过小组会、支部大会、党员大会、政治讨论会等教育方法，来解决“思想上建党”的问题。至此，“三会一课”制度的雏形已依稀可见。

之后，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党始终重视加强党支部的组织建设，坚持在各级党组织推行党内教育的做法。1931年5月，《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案》就提出，各级党组织要组织列宁读书班。1932年10月，中央宣传部在有关文件中，要求开设短期训练班、流动训练班、列宁小组、为特殊问题的读书会或研究会，帮助新党员了解党的理论和主张，实现理论武装。

油画《古田会议》 何孔德 1972年作

1939年5、6月间，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发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等文章，系统阐明党员的标准、支部的基本任务和地方组织如何领导支部等问题，要求党员做到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党的决议，努力学习，做群众的模范；要求党支部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和教育党员的学校，并在各项工作中起领导作用。同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党内生活的制度建设开辟了一个新境界。

1940年10月，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党支部教育的指示》，明确要求开展党章和中国革命政治常识学习，规定党小组必须兼具学习小组的作用，“每月一次至二次小组会议作为学习会”等。这个指示，是我们党开展党课教育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央出台《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加强组织纪律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组织生活。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多次到中央党校和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给党员干部、学员讲党课。这表明，“三会一课”制度已经初步确立， 并在实践中很好地得到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