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呈现“信息社会符号学”的理论建构

本文转自：中华读书报

《信息社会符号学》，唐小林著，科学出版社2022年6月，98.00元

学术研究创新通常从两方面推进：一是提出新理论概念，以完成对固有现实的独特阐释；二是开掘新材料，以解释旧问题中的争论与谜团。唐小林教授《信息社会符号学》打破学术创新固有路径，借助符号学范式预判信息社会演进朝向。对于预判未来，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各有其视角与方法。技术与资本的合力只催生某种现实，更多“可能世界”被掩盖在过去。《信息社会符号学》则参与到信息社会的未来朝向，从“元语言”视域廓清正在萌生的新趋势，捕捉正在剧变的社会问题，厘定身处其中的主体何去何从。

一、“未到来”与“已存在”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回顾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并对其未来下了判语：“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己的掘墓人。”如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仍在推动现实改造，未来尚未到来，这留给理论前瞻以压力与挑战。

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源于它始终关注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人类实践的劳动与商品的关系奠定了政治经济学基础，从此意义追溯，《信息社会符号学》潜在精神支撑是马克思主义，它处理的问题也是主体与意义世界的关系，包括信息社会的表意方式、文化景观、形态变迁与人的境遇关系。人始终作为意义发送与阐释主体存在，信息社会成为主体意义存在的场域。

对人境遇的深层关注源自唐小林的前瞻视野：《寻找灵魂：建立一种主体符号学》早已提出“主体符号学”的建构；《建设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呼吁建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如今，他系统呈现出“信息社会符号学”的理论建构，这既是“元时代”来临前的呼吁，也是直面“元时代”趋势的指引。

“主体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聚焦人与意义世界关系，“信息社会符号学”聚焦媒介变迁：“信息社会就是一个符号物主导、符号物过剩、符号物爆炸的社会。”虽有此危机意识，但作者对人这一主体依然自信，因为“离开人这个主体，使用符号、创造符号、利用符号均不可能”。他对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智能的末世论报以怀疑：“媒介，不分新旧，总是人的身体的延伸。”信息社会是人为实现自身意义而构建的。

从媒介切入信息社会，其底色仍是对人这一主体的关怀。作为身体延伸的媒介之作用是连接。唐小林认为：“连接既是渠道，又是行为；既是过程，又是关系；既是动机，又是目的。”通过连接整个人类社会才得以网织起来。连接解释了社会形态更迭的深层动因，“整部人类的历史就是努力连接的历史”。阅读产生知识连接，微信产生社交连接，B站构建社群连接……“连接”背后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人本质的精准把握：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连接”体现了社会形态、媒介、主体之间的关联，唐小林讨论的是“媒介社会、智能社会和消费社会”三位一体的信息社会。

二、意义三分的未来之思

《信息社会符号学》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底色之上运用皮尔斯“意义三分法”方法论，指导思想与分析方法贴合正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做的努力。在唐小林看来，“它（信息社会）不再是单一的社会形态，不再是一副面孔，而是三副面相，即它是媒介面相、智能面相与消费面相的结合”，“媒介、智能和消费分别充当了信息社会意义建构的表意机制、生产机制和动力机制”。静态层面的社会形态剖析与动态层面的社会运作兼顾，三个关键词统摄了对信息社会的总括。

作为面向未来的理论之思，未来始终建立在物之上。“没有物就无所谓符号。”“物的逐渐消失，必然是数字化社会整个符号体系的危机，更是一种文化风险。回归物，是数字社会的未来朝向。”与回归物密切相关的是回归身体，“回归身体就是回归意义之源，其实质是数字化背景下对社会秩序的重建”。在未来之思中，唐小林将问题的肇始归于“主体-客体”“人-世界”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统摄下，皮尔斯意义三分法赋予意义阐释以新活力。

三、真相在何处

《信息社会符号学》力图从“元时代”视域前瞻趋势，带有文化焦虑的紧迫感：“失去劳动或‘劳动毫无内容’，以及劳动条件与工人关系的颠倒，所导致的生活意义的消失，表现为人的异化。”人与人的关系直接被消解，物与物的连接将排挤人与人的连接，新的异化生成，未来可能走向真空。

悲观派认为人工智能将取代人类智能，乐观派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无法比拟人类智能，而《信息社会符号学》提出第三种论断：机器或能构建人类意识。在肯定未来技术可能性前提下，“机器完全可能发展出一套与人类智能不一样的人工智能，它可能不遵循自然智能的规律，而另创一套规则，并创构一个属于人工智能的世界。这个世界就人工智能本身来说是完满的”。总结来看，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发展不在一个符号系统中，核武器按钮仍由人类智能掌握。

何以判定此人工智能规则存在？它若可被辨识，或被人类智能改造；它若不可被捕捉，何以证明它存在？唐小林展露出他的未来观：“工具反客为主，对于人类而言早已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所以未来无法预测，或者预测准的未来不可能实现，因为人们早有预案，会使未来发生逆转，按照人的意志行事，预测准的未来往往落空。”我们看到被理论重构出来的多元与复杂，这即“元时代”所需的“元思维”。

《信息社会符号学》通过“提出—辨析—反思” 问题来重置问题，如作者认为：“越容易传播，就越容易毁灭。当《四库全书》转换为一张小小的光盘的时候，我们是否想到过这张光盘的命运就是《四库全书》的命运？”我脑中反而浮现出保管《四库全书》抄本的文渊阁毁于战火，可见纸媒的脆弱。深层次文化危机搁置于此，即承载所有文化的网络一旦“断网”或不复存在，人类知识积累将面临重创。由此来看，回归物，保存了文化的根基，同时也保存了主体之为主体的证明。

整个阅读过程，是与作者一起思考、相互辩论的过程。理论创新不囿于某种固定路径，创新永远具有怀疑与批判的精神内核。通过挑战过去的定论，质疑现有的争论，未来也正在持续的思辨中变得澄澈。

（陈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