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辽王家族本是贤良开明的亲王，为何会变成克扣宗室的恶人

前言：在今北京西城区中部有一条能仁胡同，得名于元末明初的大能仁寺。本寺虽今已不存，但在宣德年间，能仁寺却和慈恩寺、隆善寺和宝庆寺一起名列京师四大藏传佛教寺院之一。

由于有着明宣宗朱瞻基的支持，寺中的番僧不但在京师之中横行无忌，甚至还假借皇帝名义敲诈勒索到了各地藩王的头上。最终在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的时候，封国湖广荆州的辽王朱贵烚（音xiá）愤而上奏，才把能仁寺番僧孤纳芒葛辣给送进了大牢。

辽王奏之，遣人执至付三法司鞫治具实，于律应斩。上曰：“出家为僧，本欲绝去尘累，乃伪造惑众取财。既犯国法，亦是其教之罪人。大抵此辈辈愚夫多信向之，不可不治，俟秋斩之。”—《明宣宗实录卷七十九》

这里的辽王殿下看上去疾恶如仇，正义感满满，一副宗室贤王的做派。此时此刻，谁也想不到朱贵烚日后竟然会堕落成一个令整个辽藩蒙羞的悲剧人物。那么宣德年间的辽王家族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看上去像一个贤王

永乐末年的时候，辽简王朱植的两个儿子：第三子远安王朱贵爕和第五子巴东王朱贵煊，曾秘密赶赴北京，打算状告父王谋反。幸亏半路之中朱棣驾崩，新继位的仁宗朱高炽烦透了父子兄弟之间的互相仇视，以父死不奔丧的罪名将二王废为庶人，并进封朱植次子长阳王朱贵烚为辽王。

不过仁宗对二人还算优待，因为他们身为庶人，还各自有一千石的岁禄（封国兰县的肃王朱赡焰知道这个消息会不会气晕过去）。二人就此还请求诣阙谢恩，估计目的还是为自己辩解。此时仁宗已经驾崩，新天子宣宗朱瞻基一面将此事转告辽王，一面告诫二人要洗心革面，迁善改过。

壬午，辽府庶人贵爕、贵煊奏蒙赐食米一千石，请诣阙谢恩。上遣书辽王俾知之，且俾谕二人宜思前过，勉图改行。—《明宣宗实录卷十二》

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分析过，远安王朱贵爕疑似是朱植的嫡次子，即开国元勋武定侯郭英的亲外孙，而现任辽王朱贵烚基本可以断定为庶出。由于朱植嫡长子朱贵煐早夭，和朱贵烚相比，朱贵爕更应该进封辽王。

因此对于朱贵烚来说，他这个辽王根基并不稳固，所以在进封之初一方面要努力表现出贤王的样子，一面又要加意提防已经成为庶人的朱贵爕。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位辽王殿下在宣德初年的表现。

改善辽府待遇

辽简王朱植原本的封国是辽东广宁，在边疆也曾经屡立战功。但他在靖难战争时期站队建文帝朱允炆，响应朝廷的号召放弃封国，克服困难从海路也要返回京师，从而得罪了四哥朱棣。

朱棣登基之后，将朱植的封国改为湖广荆州府，原本骁勇善战的广宁三护卫全部由朝廷收编。根据《明史》的记载，朱棣对朱植的态度是“嫌之”，此后更是在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以莫须有的罪名削去辽王荆州中护卫，仅给弟弟留下军校厨役三百人以供使令。

己亥，辽王贵烚奏府中军校止二百人，不足于用。上命行在兵部于荆州三卫实拨军旗三百人以益之。—《明宣宗实录卷十七》

偌大一个辽王府，这点人自然是不够。故而朱贵烚向新天子乞恩增加本府军校人数，也得到了宣宗的同意。毕竟此时皇帝最大的目标是二叔汉王朱高煦，其他宗室的要求，只要不离谱都可以答应。

此外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的时候，朱贵烚再向朝廷上奏，称当初将荆州前卫衙门改建为辽王府之时工程过于潦草，以至于本府连正门都没有。每次都只能从偏门进出以迎接朝廷圣旨，实属大不敬，希望朝廷能予以补建。堂堂亲王府，竟然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连一座正门都没有，实在也是不像话，因此宣宗痛快地答应了辽王的请求。

乙卯，辽王贵烚奏：“本府正门自前未建，迎送诏敕表笺俱于偏门出入，揆礼未安，请向南置门。又宫殿外房舍墙垣多因雨坏，亦请修治。”从之。—《明宣宗实录卷五十二》

照顾官属及弟妹

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六月，朱贵烚向朝廷举荐前荆州府学教授陈绍先，称其“端重有学”，希望能将他任命为辽王府纪善。纪善是明代亲王府属官，掌讲授之职，秩正八品。

行在吏部认为选才授官的权力来自于朝廷，辽王此举形同僭越，应该赐敕书予以申饬。话是没错，但宣宗认为宗室亲王愿意亲近有学问的儒生，是好事不是坏事，不必过于计较，可以破例允许。

上谕行在吏部臣曰：“王欲亲近儒者，讲论经史，以资辅导。此意良嘉，其从之。”—《明宣宗实录卷四十四》

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十月，朝廷册封荆州左卫千户杜俊之女杜氏为兴山王妃，荆州左卫指挥佥事胡清之妹胡氏为松滋王妃。又命枝江县知县赵溥之子赵庆为宗人府仪宾，配以辽简王朱植长女江陵郡主。

到了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九月的时候，朱贵烚向朝廷上奏，称已经受封的三个弟弟益阳王朱贵烰、湘阴王朱贵焻、衡阳王朱贵㷂，已选仪宾的三个妹妹江华郡主、泸溪郡主、竹山郡主都没有居宅。此外第十二弟朱贵㸎、第十三弟朱贵㸅年已十六岁，第十四弟朱贵熠年已十五岁，第十五弟朱贵燏年已十四岁，第十六弟朱贵燠年已十三岁，然而均尚未被册封为郡王。希望朝廷酌情为本府宗室创建居宅，并尽快对几位弟弟进行册封。

上谓行在礼部曰：“宗室子孙众多，国家之庆，第宅岂可无？今农事将毕，宜令工部遣官督有司次第营建。其郡王当封，郡主当嫁者，亦须及时行礼。”—《明宣宗实录卷五十八》

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十一月，朝廷册封朱贵㸎为应山王，朱贵㸅为宜城王，朱贵熠为枝江王，朱贵燏为沅陵王，朱贵燠为麻阳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将此时的辽王称为宗室贤王，一点也不算过誉。然而随着地位的稳固，朱贵烚的狐狸尾巴也越来越藏不住了。

一代贤王的堕落

在朱贵烚的心中始终有一块心病，就是被勒令在辽简王坟园中面壁思过的庶人朱贵爕。此外这位“贤王”还有一个毛病：贪酒好色。

结果一次和荆州府老百姓李彦芳等人喝花酒喝醉之后，朱贵烚彻底暴露本性，调动兵力包围朱贵爕的宅子，甚至还想将其杀害。此事被宣宗知道后，特意给辽王赐了一道敕书，希望他“毋纵肆背理以招物议”。

然而让宣宗没有想到的是，此后的辽王竟然在放飞自我之路上一条道走到黑。我们就举朱贵烚在宣德末年的两个案例来看一看这一代贤王的堕落史。

总旗薛冬保案

上文说到宣宗从荆州三卫拨三百名军士到辽王府服役，里面有一人名叫薛冬保，任职荆州左卫总旗。朱贵烚先是将薛冬保的大女儿纳为妾室，接着又看中了他的小女儿，打算姐妹通吃。

薛冬保自然是不想让两个女儿都跳进同一个火坑，于是就用已经招了一个赘婿的说词来拒绝辽王。朱贵烚勃然大怒，随便找了个借口诬陷薛冬保，把他送进了刑部大牢。刑部官员都是老狐狸，自然知道这是朱贵烚故意打击报复。在既不驳辽王的面子，又不昧着良心的前提下，判了薛冬保一个“赎罪复原卫”。

未曾想朱贵烚不依不饶，一定要置薛冬保于死地，于是向朝廷上奏称刑部官员黄昱收受贿赂，胡乱断案。宣宗有些脑壳疼，也只能让刑部去将此事调查清楚。刑部也很恼火，既然给你辽王留面子你不要，那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

在回复皇帝之时，刑部指出本部并无任何名叫黄昱的官员，另外对于薛冬保的审讯也并无私弊。辽王所言，必是被其王府官员欺瞒，请陛下将其治罪。宣宗考虑到此前辽王的“贤名”，本次未予以追究，只是写信对朱贵烚进行告诫。

复书辽王曰：“王前所言薛冬保事，验之皆非实。盖近例赎罪者，军复原伍，民复原籍，非独冬保然也。且刑部官未尝有黄昱姓名。此小人之妄言，而王之过听也，法司必欲究治王府官巫罔之罪。朕虑伤王意，姑置不问。王自今宜戒慎，勿惑邪说，庶几享福于悠远。”—《明宣宗实录卷九十四》

衡阳王朱贵㷂案

辽简王朱植第十一子衡阳王朱贵，乃夫人谢氏所生。作为首封郡王，他的岁禄是二千石，米、钞中半兼支，于湖广布政司支给。然而这笔岁禄，需要本府亲王出面领取，衡阳王本人并不能自已去收，这就为日后二人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谢氏上奏朝廷，称儿子衡阳王朱贵㷂因为没有及时收到禄米，和兄长有些口角，结果就被朱贵烚用鞭子狠狠抽了一顿。宣宗再次写信告诫辽王，表示兄弟之间“同气至亲”，弟弟有过错应该“从容委曲训谕”，怎么可以“遽加笞辱”？对于朱贵烚“入朝面诉”的要求，宣宗表示大可不必，你们兄弟之间“友爱如初”即可。

然而很可惜，宣宗的纵容态度，助长了辽王的气焰。朱贵烚先是不容衡阳王母子拜谒本府家庙，又将其身边左右使令之人全部拘拿。至于朱贵㷂应得的禄米，更是一石米都不给。衡阳王母子二人走投无路，哭诉无门，史书上对他们的惨状用了四个字来记录：“忍饥终日”。然而宣宗得知此事之后，依然只是写了一封信给辽王，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举措。

复以书谕辽王曰：“向者之事，朝廷置而不问，盖欲全王兄弟之欢。今王所为如此，于友爱之道何如？兄弟之谊乖，则于孝道亦亏矣。然朕所闻未知虚实。如有，即当速改，庶副朝廷亲亲之意，不然而欲独安于富贵难矣。”—《明宣宗实录卷一百十一》

结语：在明宣宗宣德年间，朝廷最重要的任务是削藩。朱瞻基最在意的亲藩，是汉藩、赵藩、秦藩、晋藩、楚藩、蜀藩这样或者野心勃勃，或者实力雄厚的强藩。像辽藩这样连护卫军都没有的宗室，自然不在宣宗的处置清单之中。

而辽王朱贵烚在进封辽王之初颇为注意个人形象，无论是在宣宗还是文武大臣的眼中都口碑甚佳。因此尽管在宣德末年多有不法之行，朱瞻基对这位堂叔还是以劝谕为主，并未真正想对其进行惩戒。

朝廷的纵容，让本就心术不正的朱贵烚误判形势。等到宣宗驾崩，年仅九岁的新天子英宗朱祁镇登基之后，辽王更是彻底放飞自我，终于在正统初年得到了迟来已久的报应。这位辽王殿下一直忌惮前远安王朱贵爕，只是他恐怕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在父王的坟园之中和弟弟相会。这些故事，我们放在正统时代的辽王篇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