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吴仰湘先生商榷：蔡锷《军事计画》篡自蒋方震《军事常识》吗（3）

摘要：吴仰湘先生在《历史研究》上撰文认为，蔡锷的《军事计画》是刘达武篡自蒋方震的《军事常识》。但研究表明，该文立论的前提条件并不存在，而且该文还存在明显的先入为主和方法不够科学、论据不够扎实、论证不够严谨等问题，其结论当然不能成立。大量史料证明，蔡锷的《军事计画》是一部在蒋方震协助下完成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军事著作，而蒋方震的《军事常识》则是其在《军事计画》基础上修改和扩充而成。历史研究必须坚持唯物史观，论从史出,以事实说话，力求实事求是，才能得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结论。

蔡锷（1882-1916） ，字松坡，号击椎生

三、《军事计画》确是蔡锷的著作

大量史料显示，《军事计画》确是蔡锷于1915年夏秋之际在蒋百里协助下完成的军事著作。

（一）有人证。从笔者目前掌握的史料看，当时在经界局任秘书长的周钟岳曾先后三次明确提及蔡锷在蒋百里协助下撰写《军事计划》之事。第一次是在蔡锷逝世后，周钟岳于1916年11月所作之《挽蔡松坡将军四十韵》中有“体国先经界，修兵生设防”之联，作者自注曰：“公(蔡锷)有《国防计划》一书，数十万言。”此处书名虽然说的是《国防计划》但点明是蔡锷在督办经界时所著有关于国防和军事方面的书。第二次是在其未刊之《惺庵尺牍》中，周钟岳点明蔡锷在京师“与蒋百里先生共拟《军事计划》方案”。第三次是1944 年12 月31日在《斥王公弢之妄言》一文中，周钟岳再次指出蔡锷“著军事计画书数十篇,其中有数篇,为蒋百里协作”。当时，蔡锷是上将衔陆军中将、将军府将军、经界局督办兼统率办事处办事员，而蒋百里只是统率办事处的少将参议兼经界局评议委员会委员；蔡锷有直接向大总统建言之职权，而蒋百里则只有参议的职责，所以周钟岳说蒋协助蔡是符合他们的身份和地位的，也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如果把这三条史料联系来看，作为当事人之一周钟岳一而再、再而三地述说蔡锷曾著《军事计画》，说明蔡锷在蒋百里协助下撰著《军事计画》之事并非子虚乌有，刘达武也并非“一家之说”。而且从周钟岳“每成一案，辄嘱钟为之提纲，密呈袁氏”之语分析，我们今天看到《军事计画》应为蔡锷和蒋百里将历次“密呈袁氏”之案修订、整理成书但由于时势变化（护国战争、蔡锷重病）的原因而尚未最后定稿之手稿。（吴文还以“今本《军事计画》（序文）仅有“邵阳蔡锷识”, 时、地一概不讲 , 与蔡锷风格差异极大”为由否定其为蔡锷所著，其说也是不能成立的）这不仅证明前文所述吴文关于蔡、蒋1915 年秋天曾制订过的3个计划和“今本《军事计画》”之四者其实就是一回事，而且亦可证明吴文所谓“尽管蒋方震在序言中肯定了蔡锷对他草拟书稿的启迪与推促作用, 但后人如果仅仅以此为据,就认为蔡、蒋合作撰写了《军事常识》, 或推断《军事常识》中闪烁着蔡锷军事思想的光华,则似乎过于牵强”之结论，也是不能成立的。

除了周钟岳，蒋百里本人和当时在京且与蔡锷往来密切的梁启超对于“蔡锷撰著《军事计画》之事”也有直接或间接的表述。

1917年，蒋百里在《军事常识》自序中说“乙卯秋,蔡公松坡述余以西南政略之大旨,又商所谓《军事计画》者,乃掇拾要旨,为事实上之研究”，后又于1917年4月上旬带着《军事常识》赴湖南长沙“临蔡公之葬，而慰其灵”。这就说明，蔡锷曾与其于1915年秋不仅“商所谓《军事计画》者”，而且还作了“为事实上之研究”。所以，他才带着刚刚出版的、由《军事计画》扩改而成的《军事常识》参加蔡锷国葬典礼，以告慰蔡锷的在天之灵。倘若其《军事常识》与蔡锷无关，为何刚一出版就特别携带至蔡锷墓前“而慰其灵”？

1926年11月，蔡锷的恩师梁启超在《蔡松坡遗事》一文说：“他回到北京以后，觉得那时所谓新军，要拿来对外作战，程度差得很远，非另起炉灶做一番不可。他在袁世凯面前条呈意见，现在的军事教育，将来的军事训练都有具体计画。……袁世凯很敷衍他，不说他的计划不对，可是一点实行的意思都没有。”在这段话中，梁启超把蔡锷当年在京师研究和撰写关于军事教育、军事训练等军事改革的“具体计画”，并条呈袁世凯等情况，也说得清清楚楚。此事当然也仅限于当时在京的蔡锷友人知道。

以上梁启超、蒋百里关于“蔡锷撰著《军事计画》之事”的史料，吴文虽有提及，却刻意将其排除在“刘达武的一家之说”之外，同时为了与其梁启超等人“没有提到蔡锷撰著《军事计画》之事”之说发生冲突而对其均作了别样的解读。如对蒋百里所说与蔡锷共商的“所谓军事计画”,吴文认为是“想要解决的都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实际军事与国防问题”。对梁启超所说蔡锷向袁世凯提议的“具体计画”，则认为“也是有关军事教育、国防建设、对日作战的‘具体计划’”。前文已证，吴文的这些别样的解读是不能成立的。

蒋复璁 主编之《蒋百里先生全集》

除了当时的周钟岳、蒋百里、梁启超，蒋家后人和蒋氏好友对蔡锷著《军事计画》之事也是认可的。如前所述，蒋百里逝世后，曾有多部文集问世，但均未收《军事常识》。1971年，由蒋百里“生前所最钟爱”之堂侄蒋复璁和蒋百里“生前同事中最亲近的一位”薛光前主编，由蒋介石题写书名，于斌作序，蒋百里的女儿蒋雍（二女）、蒋华（四女）作前言的6卷本《蒋百里先生全集》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该集虽然没有收入《军事常识》，但却在第一辑中收入《蔡松坡〈军事计画〉跋》一文，并注明：“原载：刘达武编《蔡松坡先生遗集》之三，页十三—十七。”同时，他们也注意到《军事计画》与《军事常识》两者部分内容雷同的问题，因当时无法找到《军事常识》对比研究，只好在该集《后记二》中遗憾地说:“《国防论》一书中,有若干章节与《蔡松坡先生遗集》不无重复之处,不知是否为蔡氏采用百里先生之原稿,抑百里先生根据蔡氏原著加以引用,或扩而充之。因迄未发现蔡氏或百里先生的说明,后人当难臆断。至《军事常识》中,百里先生或注明原委,亦未可知。但因无原书,亦无法证实。”这充分说明，蒋家后人和蒋氏好友是认可蔡锷的《军事计画》的，只是对《军事计画》与《军事常识》是前者“采用”后者，还是后者对前者“引用,或扩而充之”的关系因无确凿证据而无法判定而已。但这一点，在2015年谭徐锋主编的《蒋百里全集》第2卷兵学（上）中得到了解决。因为该卷不仅收录了《军事常识》，而且也收入了《蔡松坡〈军事计画〉跋》。这样，蒋复璁和薛光前以前找不到《军事常识》遗憾已不复存在，蔡锷的《军事计画》与蒋百里的《军事常识》之间的关系无疑就是他们所曾预想的“百里先生根据蔡氏原著加以引用,或扩而充之”。因为1916年11月就故去的蔡锷不可能“采用”1917年4月出版的《军事常识》。

还需要指出的是，吴文曾多次引用《蒋百里先生全集》，但对其中早已收录《蔡松坡〈军事计画〉跋》一文却只字未提。如果是其未发现，只能说明是其相关史料搜集工作中的重大疏漏；如果发现而不对此做出正面的“考证”，则只能说明其有意隐瞒或说不清楚。无论如何，这都是吴文的重大疏漏和“硬伤”。

《蒋百里先生全集》 中《蔡松坡〈军事计画〉跋》

（二）有物证。刘《谱》说，《遗集》中所收入的《军事计画》，其“底稿现存昆明王申五咨议家”。如前所述，李《谱》附录《蔡邵阳全集》目录中有蔡锷《赠王申五格言》和《致王申五书》两篇。此外，笔者还在蔡锷故居纪念馆发现，蔡锷还曾将其在云南“重九”起义成功后身着清军协统服拍摄的照片题赠王申五，上书：“申五学兄惠存”，落款为“蔡锷”。这些不仅证明刘《谱》所说的王申五确有其人，而且与蔡锷的关系非同一般。因此，蔡锷《军事计画》的手稿存于其处亦属情理之中，同时也证明刘达武所言不虚。在动荡不定年代里，将重要资料交好友保存也是常有之事。例如，宋教仁1911年初由日本回国之前，将自己的日记手稿交好友陈犹龙保存。直到1919年陈犹龙在日本逝世，次年其子伯华将手稿带回国并整理出版，人们才发现宋教仁曾留有记载着其早期革命经历和同盟会成立及其初期的活动情况的日记。

蔡锷题赠王申五照

（三）有旁证。蔡锷进京后所从事的一系列军事活动为其撰写《军事计画》提供了大量的旁证。

一是蔡锷进京后努力学习和研究西方军事理论，为其参酌和运用外国军事的经验，解决中国的国防军事问题提供了条件

梁启超说，蔡锷在京师“约好青年军官二十余人组织一个军事学会，请好几位各国军事有名的军事学家演讲，自己还是像当年学生一样的去听，每礼拜又有一二次的聚会，讨论各种计画，各种军事上的问题。”梁启超此说并非虚言。当时京沪的报纸上有相关的报道：

《申报》说：“北京组织军学会，以黎副总统及蔡锷为正副会长，以法国陆军中佐白里桑为管理部长，入会者有高等军官七十人。”

北京《群强报》报道更为详细的：“副总统入京后，一切政治问题均不甚闻问，常言大总统励精图治，此时宜放手为之。故副总统除延宾客外，日读书若干卷。近以蒋（百）[伯]器、蔡松波等组织军事研究所，聘法国军事大家白利苏、德国军事大家丁克满主讲，副总统亦见猎心喜，又不便亲听讲，乃派覃中将师范前往上课，日携讲义，归而读之，颇以为乐。”

以上史料不仅可以直接打消吴文关于“蔡锷能够撰写今本《军事计画》这种大量吸取西方特别是德国和日本新近军事动态和军事观点的理论著作”的疑虑，而且证明蔡锷在京师仍然在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努力研习西方军事理论，以为其撰写《军事计画》，提出军事和国防改革方案打下厚实的理论基础。

二是蔡锷当时正在参与或主持研究的问题，为其撰写《军事计画》提供了相关的素材

蔡锷于1913年11月入京后，颇受袁世凯重视，先后担任总统府军事顾问、将军府上将衔陆军中将昭威将军、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等重要军事职务。1915年9月，陆军部、海军部、参谋部及统率办事处组织国防会议，又“以王士珍为总会长、蔡锷为副会长”。当时还曾盛传蔡锷将接替黎元洪担任参谋总长。其中将军府昭威将军，是蔡锷在京师期间任职最久的重要职务。将军府系大总统军事上之最高顾问咨询机关，将军府将军承大总统之命，除了会议军务，还有校阅陆海军之职能，如陆军部先后在长辛店枪炮试验场实地试验试制改良陆山炮、自制新式步枪和在南苑实地试验新式改良机关枪和炸药，每次均请将军府将军到场参观。所以，这一时期，蔡锷参与或主持研究的也正是义务兵役制、军区制、军队装备等军事和国防的重大问题。例如，1913年11月8日，段祺瑞主持将军府会议，研究规划军区问题，“约定扬子江以南为三大区，扬子江以北为三大区”，拟以“蔡锷为第三区区长”。又如，1915年1月17日，蔡锷主持军事会议研究征兵制度和军区制度等问题。同月26日，将军府又开会研究各军区之要义、军区之权限、军区之审计、划区之手续等问题。1915年5月，段祺瑞因病“迭次呈请开去各项差缺”，袁世凯批准“给假三个月”。到8月底，段祺瑞“复呈称病难速愈，续请开去差缺” 。于是蔡锷代替“在西山养疴”的陆军总长、将军府府长段祺瑞主持军事会议，与军内重要将领冯国璋、李纯、丁槐、蒋尊簋、蒋雁行等研究“划一军械及划分军区各问题”。由此可见，从1915年5月开始，将军府实由位列“威”字号将军第一位的蔡锷主持工作。

综上可知，蔡锷在京期间正在主持或参与研究的军区制、义务兵役制、征兵制度以及军械统一等军事计划和军事改革方案，正是《军事计画》中所研究和涉及的内容，为其后来将这些研究成果整理成《军事计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三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为蔡锷撰写《军事计画》提供了历史的契机。

1915年1月，为应对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曾向各地将军们征求军事方略。外地将军如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靳云鹏、奉天的张锡銮、江苏的冯国璋、湖北的段芝贵等曾奉召入京，“其原因即在关于今后对日之种种问题及军事计画征集意见，以便详悉研究无遗缺”。阎锡山于2月奉召入京时向袁世凯进呈《军事问答》。阎锡山后来回忆说：“我见袁总统时，曾特地向他陈述：‘我们应以备战而止战，以强兵而睦邻，万一因国家权利不得已而决裂，须切实有战胜他国之把握。战胜之要，不外完全之物质与良好之精神，前者可操战胜权十分之三，后者可操战胜权十分之七。所谓完全之物质，极重要者厥为二事：一为军械制造之进步，一为征兵制度之实行……所谓良好之精神，就是要养成最后五分钟之精神……'”阎锡山回晋后，即将向袁世凯进呈的《军事问答》修订后更名为《军国主义谭》，于1915年7月出版。

袁世凯不仅征求京外将军关于军事、国防方面的意见，对于京师的将军府的意见更为重视。1915年5月，袁世凯下令：将军府“须将该府议决关于军事上改革之件，务于每星期报告一次，以备核阅”。当时主持将军府日常工作的蔡锷责无旁贷，于是就出现了周钟岳所述蔡锷撰写《军事计画》“每成一案，辄嘱钟为之提纲，密呈袁氏”的情况。

以上史实充分证明，蔡锷当时研究和撰写的正是《军事计画》中的主要内容。

还值得一提的是，如前所述，吴文为了将“蔡、蒋1915 年秋天所商的‘军事计画'”与其所谓“今本《军事计画》”区别开来,而将前者定性为“内容相当具体的御日作战计划”或“抵御日本侵略的军事计划”，其实这是违背军事常识的。因为蔡锷当时只是军事顾问咨询机关将军府的将军，既非陆军总长亦非参谋总长，袁世凯不会要求蔡锷提供、蔡锷也不可能提供如吴文所说的“内容相当具体的御日作战计划”或“抵御日本侵略的军事计划”。蔡锷所能提供的也只是具有战略性、全局性、长远性的《军事计画》，如阎锡山的《军事问答》然。

（四）有反证。从文本分析，蒋百里的《军事常识》是一部不太成功的作品，存在两大明显的败笔：

一是题不对文。蒋百里在《军事常识》中的“释名第二”中对本书的取名作过解释，认为“盖闻有所谓军事秘密者矣，未闻有所谓军事常识者也。自孙子有诡道之说，而兵书以阴符握奇名。东方流之兵学家，遂好言奇，好言秘，而各国乃亦有所谓军事秘密者，则尤以不得一闻为憾……常识云者，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放诸四海而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此军事常识所由名也。”也就是说，为了使此书中的内容成为大众所掌握的常识，蒋百里将其定名为《军事常识》。但是，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梁启超曾于1910年在《说常识》一文中说：“常识云者，非必其探赜索隐炫博搜奇也，而一身之则，当世之务，庶物之情，其荦荦大端，为中人以上所能知者，不可缺焉。”是故，所谓“常识”，就是一般人通常之知识。显然，蒋百里要将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军事改革计划变成一般人通常知识之举，不符公众阅读习惯和思维习惯，因而并不被社会所接受。北京图书馆1994年所编之《民国时期总书目》一书中根据《军事常识》的书名而将其归入军事类“普及读物”之列，也非事出无因，反映其本身就存在题不对文的问题。至于一本名为《军事常识》的书先后被吴仰湘称为“纯粹探讨理论问题”，或“中国近代军事理论的奠基之作”，或“一幅富国强兵、振兴国防的宏伟蓝图”，则既不知其所云，更匪夷所思。所谓常识就是对已发生事情的认知和归纳，而蓝图则是对未发生事情的策划或规划，两者显然不可混为一谈。可见，蒋百里将蔡锷所撰之《军事计划》改名为《军事常识》是为一大败笔。

二是画蛇添足。一本结构严谨的著作，其内部各章节之间应该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而《军事常识》的前7章都是关于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内容，而第八章《中国近古军事史纪要》及附表《湘军以来世界变局年表》则概述自湘军兴起到护国战争的中国军事变革，属于是军事史的范畴，与前7章运用西方军事理论提出的军事改革方案没有任何内在的、有机的关系，因此与前7章不是一个整体，更不可能是1915年周钟岳所眼见的蔡锷在蒋百里协助下为了“力请备战”而呈送袁世凯的《军事计画》的一部分，显然就是蒋百里在1915年协助蔡锷完成的《军事计画》后面匆匆忙忙硬加上去的。吴文说：“蒋方震也一再将该书某些篇章加以修订刊印,如 1923 年《申报》五十年纪念时,蒋方震应邀撰文,‘乃掇拾旧著《军事常识》中之附表,为之增补修改而系以说明’，写成《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1937 年蒋方震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讲学时,编印《国防论》作教材,又选录《军事常识》第一、二、三、六等四章, 题作《二十年前之国防论》。”这些正是第八章与前7章不是一个有机整体的最好说明。由此可见，《军事常识》的第八章《中国近古军事史纪要》及附表《湘军以来世界变局年表》相对于前7章而言纯为蛇足。

还需要指出的是，《湘军以来世界变局年表》中错误也较多，例如，民国元年条曰：“正月，清帝退位。二月，袁世凯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民国二年条曰：“八月，袁世凯就大总统职。”但史实是，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在紫禁城太和殿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大总统。又如，民国五年条曰：“六月袁世凯卒。九月黄兴卒。十月蔡锷卒”。但史实是，黄兴逝世于1916年10月31日、蔡锷逝世于1916年11月8日。蒋百里曾在黄兴逝世后为时在日本治病的蔡锷发送吊黄兴电及祭文、挽联等。蔡锷逝世时，蒋百里又为其整理发送遗电并料理后事。对于亲身经历过的黄兴、蔡锷逝世的重要日子，蒋百里竟然不到五个月就都记错了，这更能说明，《军事常识》是蒋百里于蔡锷逝世之后的三四个月之间匆忙之中完成的，其在原《军事计画》之外自行添加的部分很不系统与严谨，显然与《军事计画》大异其趣，不可同日而语。

《军事常识》 中关于黄蔡逝月的记载

《军事常识》中的这两大败笔可以反证，蒋百里的《军事常识》是在其协助蔡锷完成的《军事计画》的基础上改题扩充而来，而且是不成功的改扩。这也可能是蒋百里后来一直未将《军事常识》再版而只是分别利用其中部分内容的原因之一吧。

综上可证，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军事计画》是蔡锷于1915年秋间在蒋百里协助下撰写的一部军事著作，而《军事常识》则是蒋百里在《军事计画》基础上经改题并修改扩充但并不尽善的作品。从1902年的《军国民篇》，到1911年的《曾胡治兵语录》，到1913年的《五省军事联合计划草案》，最后到1915年的《军事计画》是蔡锷不断研习西方近代军事理论，不懈探索中国在未来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战争中处于不败地位的军事改革方案之艰难历程的客观反映，其间始终贯穿着一根闪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光芒的红线。

四、余 论

在历史研究中，历来就有“论从史出”和“史从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前者坚持唯物史观，从事实出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详尽地占有材料，再从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后者则违背唯物史观，从先入之见出发，再去寻找一些有利于己的材料，甚至误读误用相关史料，以证明其观点之正确。大量的历史研究实践证明，前者史实充分，结论正确；而后者则往往顾此失彼、漏洞百出，得出的结论也似是而非。以上案例再次警醒每一位历史研究者：在历史研究中，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论从史出”的科学研究方法，坚决摒弃“史从论出”的错误研究方法，从而得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结论。否则，就会偏离科学的研究轨道，给研究工作和研究对象造成不良的影响。（全文完）

（原载《军事历史研究》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