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吴仰湘先生商榷：蔡锷《军事计画》篡自蒋方震《军事常识》吗（2.1）

摘要：吴仰湘先生在《历史研究》上撰文认为，蔡锷的《军事计画》是刘达武篡自蒋方震的《军事常识》。但研究表明，该文立论的前提条件并不存在，而且该文还存在明显的先入为主和方法不够科学、论据不够扎实、论证不够严谨等问题，其结论当然不能成立。大量史料证明，蔡锷的《军事计画》是一部在蒋方震协助下完成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军事著作，而蒋方震的《军事常识》则是其在《军事计画》基础上修改和扩充而成。历史研究必须坚持唯物史观，论从史出,以事实说话，力求实事求是，才能得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结论。

蔡锷（1882-1916） ，字松坡，号击椎生

二、吴文考论的结论并不靠谱

吴文说：“历史研究毕竟不能凭空塑造完美无缺的伟人形象。”同样，历史研究也不可能凭空“考论”出任何有价值的结论。既然吴文立论的基本前提不存在，那么其结论也就不可能成立。事实证明，吴文存在以下三方面较为严重的问题：

（一）方法不够科学。在历史研究中，研究方法至关重要。只有运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得出正确的结果。研究方法错误，结果自然谬误百出。吴文研究方法不科学，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不合逻辑。1943年是蔡锷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是年6月李文汉所撰《蔡公松坡年谱》（以下简称“李《谱》”）问世。7月，刘达武所编《遗集》发行，其中第一册中编有《蔡松坡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刘《谱》”）。这两部在蔡锷工作过的云南昆明和蔡锷出生成长的湖南邵阳几乎同时问世的蔡锷年谱都简要地记述了蔡锷短暂的一生，是研究蔡锷的重要资料。然而，吴文为了证明《军事计画》的不存在，却以李《谱》“毫未提及蔡锷著《军事计画》之事”作为否定刘《谱》所记载的《军事计画》重要证据。笔者认为，吴文所运用的这种研究方法不合乎逻辑，因而也是不科学的。李文汉不知道蔡锷在北京曾著有《军事计画》，并不能证明蔡锷的《军事计画》就不存在。

首先，刘《谱》与李《谱》各有所长。如前所述，刘达武所编《遗集》收入蔡锷遗著190多件，约50万字，为刘《谱》所记蔡锷生平事迹提供了丰富而扎实的素材，因此年谱利用蔡锷遗著所作的记载较为详实。而李《谱》对于当时的报刊资料和云南资料的搜集较多，因而利用这些外部资料中所反映的蔡锷活动较多。

其次，刘《谱》与李《谱》也各有所短。刘达武搜集的蔡锷遗著虽多，但其中有许多时间并不准确，因而在利用过程中难免有时间和事件脱节或不合的情况（吴文中有所指正）。李《谱》所利用的报刊资料和云南资料本身也有不少问题，而李文汉在利用时又疏于考证，因而存在的错漏也不少。例如，1900年条中说蔡锷于是年发表《军国民篇》《国际公法志》《支那现势论》（应为1902年），1913年条中说蔡锷任“参政院参政”（应为1914年），1914年条中说蔡锷任“经界局督办”（应为1915年），等等；且对于蔡锷在京师的活动记述并不多，对蔡锷1915年所编之《经界三书》等更是只字未提。

以上情况说明，刘《谱》与李《谱》既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因而我们在研究中应当以史实为根据，而不应当简单地以一方有而另一方无来作为判定事物存在与否的依据，更不能以本身就不完善的某一方作为标杆来评价另一方的正确与否。倘若按吴文这种推演方法和逻辑，刘《谱》记载了蔡锷的《经界三书》，而李《谱》对此只字未提，蔡锷的《经界三书》岂不是也不存在？同样，吴文还以“李剑农在为《蔡集》作序时追述蔡锷的著述事业,仅论及《曾胡治兵语录》与居留北京时主持编纂的《经界三书》,……根本未提《军事计画》”之语来进一步否定《军事计画》的存在。但李剑农所作之序中对于蔡锷《军国民篇》《国际公法志》等绝大多数著作也只字未提，那么是否也意味着蔡锷的这些绝大多数著作都不存在呢？

由此可证，吴文以上的演绎推理方法并不科学，也不合逻辑，因而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还值得指出的是，为了证明《军事计画》篡自《军事常识》，吴文在第二部分中说：“在刘达武编印《军事计画》之前,蒋方震的《军事常识》早已蜚声于世。所以,这两本书名有异而内容雷同的著作如果存在抄袭问题,最有可能的应该是晚出的《军事计画》抄自《军事常识》。”笔者认为，这种简单地以发现（出版）时间来判定写作时间的方法并不科学，更不符合逻辑。众所周知，宋教仁1905-1907年在留学日本期间所写的日记《我之历史》发现并出版于1920年，我们能认定其写作于1920年吗？同样，我们能以吴文的这种方法判定20世纪发现的四川三星堆青铜器的风格和造型篡自乾隆年间青铜器的风格和造型吗？显而易见，吴文上述以不科学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当然是不正确的。

二是全盘否定。吴文说：“刘达武说蔡锷1914年5月以《军事计画》上呈袁世凯, 更与今本《军事计画》所述某些事实相矛盾。例如,今本《军事计画》在论武力的第二项原质时写道: ‘近世之战,其准备极于一针一线之微,其影响及于一草一木之故(德国开战后令公园竹草改植薯芋) ……'所述德国实施国内经济动员与食品限制的情形系在‘一战'爆发后,这里竟然见之于‘一战'爆发之前就已成书的《军事计画》,亦是奇谈。今本《军事计画》所附《蒋方震跋》说:‘……合肥不能成小站于甲午之前, 转使成功于庚子之后; 项城不能用邵阳于癸丑以后, 转使革命于云南,天乎人乎!'跋中盛赞蔡锷反袁之功,但反袁发生于1915 年, 这与《蔡谱》所言蔡锷于1914 年就以《军事计画》上呈袁世凯之说法又有抵触。”刘达武上述说法在时间表述上确有错误，因此吴文指出这一点是对的，但对于“以《军事计画》上呈袁世凯”之事则不应一概予以否定，而应当一是一，二是二，更正其时间上的错误，而对其他内容则需另外考证后，再确定其正确与否，不能采取“把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的全盘否定的方法。史实证明，“以《军事计画》上呈袁世凯”之事发生在1915年5月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之后（详后）。这样，其时间就在“一战”爆发之后，吴文所谓的“抵触”也就不存在了。至于吴文所谓蒋百里“跋中盛赞蔡锷反袁之功”之“抵触”说, 其实也很好解释，蒋百里的跋并末署明日期，其可作于数年甚至数十年之后，并不一定就在1915年（1916年7月至11月8日之前，蔡、蒋两人一起从成都经重庆、上海到日本，形影不离近四个月之久，完全有可能又在一起讨论、研究和修订他们之前共同撰写的《军事计画》草稿）。

三是刻舟求剑。吴文认为，《军事计画》中宣扬的民主政治理念，“与蔡锷在民国初年批判自由平等主义、力主建立‘强固有力之政府’,支持袁世凯实行中央集权 ,并公开主张将政府凌驾于宪法、人民和国家之上的言行、思想截然有异,说明今本《军事计画》不可能出自蔡锷之手”。

笔者认为，吴文此说是以静止的、片面的而不是发展的、全面的方法看问题。无庸讳言，南北统一、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后，蔡锷一度主张中央集权，宣传国家主义。但进京后，随着对袁世凯认识的加深，尤其是袁政府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失败之后，蔡锷对袁世凯及其政府的态度逐渐有所转变。就在吴文所引用的蔡锷1915年5月致曾广轼函中，蔡锷表示：“中日交涉，不出吾人所料，可为慨叹。来日方长，真不知税驾之所。……主峰曾语兄：交涉完，须咬定牙根，思一雪此耻。此言若信，诚吾国无疆之福，兄誓以血诚报之，如仍旧贯，则惟飘然远引，打个人之穷算盘已耳。”这充分说明，此时的蔡锷对袁世凯及其专制政府已经失望，其以前主张“中央集权”和“建立强固有力之政府”的思想也产生了动摇。特别是入京后，蔡锷又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军事理论（详后）。所以，《军事计画》中“军事之组织,有恃乎国家之行政能力”,“欲行政能力之发达,莫要于分权制。分权之基础定, 而国家一令乃能直达诸人民之身。各国今日人民之一饮一食, 政府有能力得以干涉之,分权制之效, 而非集权之效也”等学习西方民主政治的言论，正是蔡锷当时思想变化的反映，并为他不久之后与袁世凯分道扬镳，毅然走上反袁护国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吴文以上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四是缘木求鱼。吴文在第三部分“今本《军事计画》篡改《军事常识》的痕迹与破绽”中以较长的篇幅，试图通过比较《军事计画》与《军事常识》异同的方法来证明所谓“今本《军事计画》篡改《军事常识》”。如前所证，吴文所谓“蔡锷的《军事计画》篡自蒋方震《军事常识》”的前提并不存在，况且《军事计画》和《军事常识》完成于不同的时期，又经不同人之手，且后者书名改了、内容也增了，本来就是两部不完全相同的著作，两者在某些文句、字词或章节及其名称上出现不同也不在话下，所以吴文将它们进行比较后断言甲本篡自乙本之本身也就毫无意义和价值可言，其中之歧误也就不言而喻。例如，吴文所谓刘达武“妄加注文而留下的败笔”的“篡改《军事常识》的铁证”，即“今本《军事计画》”在“盖至是又不能不三复斯言矣”后面,“想当然地添加夹注‘按: 此上当有脱文。’”和在“今举兵器项下之最重要诸件,表列之”句后,“再次想当然地添注‘此表脱漏’四字”“这两处自以为是的蛇足”，就经不起推敲。众所周知，历史人物遗著的整理者对原文不易理解之处或有脱漏之处加注是十分必要，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况从前者原文的上下文分析，在“自其横者言之，以类合也”之后接上“盖至是又不能不三复斯言矣”之语确实显得突兀，不知所云。而后者要“表列之”的“兵器项下之最重要诸件”既不见于文中，也未见诸文末。所以，刘达武对这两处的加注并无不妥，无可厚非，不仅不能成为其“篡改《军事常识》的铁证”，相反恰恰反映了刘达武经过仔细阅读《军事计画》原文后指出其不足而对读者认真负责的态度，并非蛇足。这也反映了蒋方震1917年将《军事计画》扩充为《军事常识》出版时对原书没有完全读懂，以致未能发现原书中的遗漏并做出相应的补救。所以，刘达武对这两处的加注恰恰证明其不是“篡改《军事常识》的铁证”。这样，吴文通过两者比较得出“痕迹与破绽”来证明其所谓“蔡锷的《军事计画》篡自蒋方震的《军事常识》”结论的方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其相关结论也无法成立。

（原载《军事历史研究》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