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战争发生次数多且影响深远，造就了魏晋战争时的辉煌

魏晋是中国古代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这一时期政权更替频繁。在这期间，战争发生次数多、规模大且影响深远。战争是魏晋诗歌的重要题材之一，战争题材诗歌亦是魏晋时期的经典代表性诗歌之一。且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承前启后，对后世文坛的影响巨大。

战争诗歌作为魏晋时期诗歌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这一时期“人的觉醒”与“文学自觉”表现形式之一，也是这一特定时期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反映。

一、魏晋战争诗创作的背景及其概况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混乱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战争频繁，为战争诗的创作提供了不竭的题材。

汉末三国时儒学的衰微促进“人的觉醒”和“文学自觉”，使得当时战争诗的出现第一次创作高潮，但是魏晋之交由于佛道思想的兴起发展和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玄学思想的发展与蔚为流行，加之晋代时社会政治的种种原因，致使两晋十六国时期的战争诗创作走向低沉。

（一）魏晋战争诗创作的背景

首先是战争频发、时局动荡的影响。东汉末年到天下三分期间，国家本就战火不断，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战争和抵御少数民族的战争也连续不断（如诸葛亮五次北伐、吴蜀夷陵之战等）。等到西晋建立，司马炎统治后期的尚奢靡及实行落后的分封制度，各地方的王侯拥兵自重、发展自己的势力，这给西晋中期的社会满下了隐患。

其次是儒学衰微、佛道兴起的影响。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后，汉室皇权没落，军阀割据不断，社会的动荡时局使儒家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纲常遭到了巨大的冲击，儒学开始已经不能适应战乱年代的时代要求、逐渐走向衰微，各种思想开始活跃。使得出现了难得的“人的觉醒”。在“人的觉醒”的影响下，文学创作也随之走向自觉，“文学自觉”自魏晋时代开启。

再其次是统治阶级的重视与倡导。汉末三国时期，曹操为了实现其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大肆招揽天下文人贤士为自己效力，对人才加以重视，为文人提供了实现人生社会价值的机遇，激发了文人的建功情怀。又如曹操个人以古乐府写时事的文学创作风气，也影响了其下的文人墨士。

（二）魏晋战争诗创作的概况

按逯钦立先生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收录的魏晋诗歌整理出现存魏晋时期战争诗的数量共151首（不含残篇），书写战争诗的诗人共计44人。其中汉末三国时代的有17位诗人创作战争诗，共计102首。两晋十六国时代有27位诗人创作战争诗，共计49首。

魏晋战争诗从数量上看，魏晋战争诗从魏到西晋再到东晋大致上是呈一个递减的趋势的。从战争诗创作的主体上看，魏战争诗创作的代表诗人大部分是包括君主在内的统治阶级和受重视且政治地位较高的文人；而两晋创作战争诗的代表诗人，大多是政治地位不高的文人。

从战争诗的诗体上看，魏时期的战争诗以四言体和五言体为主，也出现了七言体（如曹丕的《燕歌行》和缪袭的《旧邦》），也有一部分三言体诗、杂言体诗和骚体诗。两晋时期的战争诗以五言体为主，其次是四言体和骚体诗。最后，从地域上看，魏晋战争诗创作的地域是由魏时期的北方到东晋时期的南方，呈现由北往南的趋势。

二、魏晋战争诗的思想情怀

魏晋时期的社会时局总体上是动荡的，社会的动荡激发了时代“英雄”和文人志士的乱世建功情怀，使他们为社会安定而去建立功业，这在战争诗中的表现为英雄成就霸业的情怀和积极的建功立业情怀。

战争给文人志士提供了建功立业的机遇，但是也给人带来了灾难，战争诗中反映人在战乱中的苦困情境是对生命关注的内容，体现了战争诗中的悲悯情怀。此外，一些文人在战后奉诏而作的战争诗中的表现为一概的歌颂战争事件、宣扬战争，是战争诗中颂战情怀的体现。

（一）平定天下的英雄及英雄情怀

战争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也促进了尚武风气的形成。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的产生往往是在国家动荡、内忧外患之时。何谓英雄？刘劭《人物志中卷英雄》中可见，刘劭认为英雄是文才与武艺的结合体，强调英雄是“才”与“武”兼备的，但是刘劭所谓的英雄是与古代的圣贤有区别的，这一时代的英雄可以成就霸业，是比较重“武”而不重“德”的。

英雄是文才与武略兼备之人，魏晋时期的文人受时代尚武精神及英雄崇拜的影响常以武艺高强的游侠、壮士等自况，表达自身建功立业的情怀，其主要代表诗人有曹魏政权盛时的曹植、魏晋政权过渡时期的阮籍和西晋时期的张华。

（二）文人为社会安定而建功的情怀

汉末三国时期群雄割据各自征战，社会动荡不安，现存战争诗中三国时期的诗人大多是具有亲身征战经验的，如曹叡、王粲、阮瑀等人，他们的战争诗多是积极征战的作品，其中以王粲的《从军诗》为主要代表。

现存西晋时期写作战争诗且表现他们为社会安定而积极建功立业情怀的诗人主要有枣据、左思、陆机等人，其中西晋前期主要以左思《咏史诗》中其一和其二诗歌为代表。东晋十六国时期表达平定社会的建功情怀的战争诗以张骏《薤露行》为代表。

（三）关注生命的悲悯情怀

悲悯情怀是中国儒家“仁”的思想的体现。孔子提倡“仁”，悲悯是对人，也包括由己及人的，即可概括为悲己悯人。

魏晋频繁的战争导致的危害直接影响到百姓的生活，战乱灾祸是对人的命运的摧残。战争诗中除了表现帝王将相、文人的建功立业之情怀的作品外，还有指向、关注人的生命的诗作：包括对受战乱百姓生命、征夫和征夫之妇的悲悯。这种悲悯情怀在魏晋战争诗中的表现具体可概括为对百姓的悲悯之情、对征夫的悲悯之情和对思妇的悲悯之情。

（四）吟咏战争的颂战情怀

魏晋战争诗中体现颂战情怀的集大成诗歌多是奉诏之作，这些战争诗或以称颂开国战争和战争领导者为目的，或以鼓舞士气和酬答将士目的，主要收录在《鼓吹曲辞》中。

魏晋战争诗中表现颂战情怀的诗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诗人奉诏而作的称颂开国君主的诗歌，如缪袭《魏鼓吹曲辞》、韦昭《吴鼓吹曲辞》和傅玄《晋鼓吹曲辞》；二是诗人对战争出征、凯旋称颂的诗歌，如张华的《晋凯歌二首》。

三、魏晋战争诗的艺术特色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代之一，也是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的时期。儒教的崩坏、老庄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的发展，“人的觉醒”让文人们关注自身的发展，在文学中积极表现自己的个性化情感；“文的自觉”也使文学摆脱经、史束缚，使文学艺术特色呈现多样化发展，战争诗歌艺术特色亦然。

（一）语言由简朴自然到工丽绮靡

魏晋战争诗总体上与魏晋文学发展的趋势相同，是由建安文学前期的“质胜文”发展到邺下文人时期的“文质彬彬”再发展到西晋的“文胜质”，语言由简朴自然发展到工丽绮靡。

魏晋战争诗在建安文学前期的语言上的特点是简朴自然的，这一时期主要是征战的时期，战争诗多是诗人在征战中的所作，多是直接呈现征战时之所见所感，语言没有经过仔细雕琢，情感真挚。

如曹操《苦寒行》，全诗按行军的路途对所见所闻一一叙写：太行上之高、军车行进途中车轮被毁……再到迷路持冰作羹，都是按照行军的顺序记叙，用语平白如话，简单易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一诗也是这一时期战争诗语言简朴自然的体现。

到两晋时期，引领西晋文坛的太康诗人们（以陆机为代表）继承发展了建安文学后期的文字形式美，将文字形式朝着绮靡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大多数人没有参与过实际战争，他们的战争诗多是拟前人之作，因而他们的战争诗中抒发的情感较为空洞，“缘情绮靡”是此时的战争诗歌的一大特色。

西晋这种重视文章语言绮靡、轻真挚情感的文坛现状，首先与当时的文学风气有关；其次与当时西晋统治阶级纵情享乐的奢靡之风相关，这种奢靡之风在文学上的体现为重形式技巧；

再次与黑暗的政治环境有关，西晋时政治黑暗，大部分出身低微的文人即使入仕为官，也得不到统治阶级的重用，因而文人们只好依靠文学抒发自身的情感，但是他们战争诗中吟咏的是非真实经历的情感，所以难免会显得空洞。

（二）悲哀式抒情主调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基调的确是悲剧性的，魏晋战争诗的悲剧性基调尤为突出。

魏晋时期虽有过短暂的大一统安定时期，但总体上都是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的时期，战争给社会、人带来的灾难都是无可估量的，所以在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文人，他们在战争诗中关注到战争对人的摧残，抒发的情感大多带有一种浓厚的悲哀特质。这种悲哀式的情感几乎贯穿整个魏晋战争诗，是魏晋战争诗的抒情主调。

面对国家的衰微与百姓的苦难，身为统治阶级的文人也忍不住为此感到悲哀。曹操纪实性的战争诗《薤露》、《蒿里行》是当时统治阶级悲哀式抒情特质的代表作。

《薤露行》中透露的是诗人对汉室倾覆，董卓这一乱臣贼子把持朝纲、为祸京都导致洛阳城如此之破落不堪和百姓受难受灾的悲哀。《蒿里行》是曹操对关东义士兴讨董卓失败，后各势力又互相内战，造成了战士和普通百姓死伤惨重的战乱后果的哀伤。

战争后层层叠叠的白骨露在荒野之外没有人来埋葬，方圆几千里都没有生机，百姓一百个中只有一个活下来，这种战后破败离乱的景象让诗人肝肠寸断。两首诗悲哀式抒情特质明显。

（三）丰富的历史想象

丰富的历史想象是魏晋战争诗又一大艺术特色，无论是汉末三国时期还是两晋时期，战争诗中的历史想象都极为丰富。如叙写出征类的战争诗时经常会想象到《诗经》中《东山》、《采薇》，内容上或表达征途怀乡及悲悯征人之情，或是借此反衬展示军威，或是勉励军人。

魏晋战争诗中的“咏史抒怀类”诗歌中的历史想象也极为丰富，诗人们在这类诗歌中叙写吟咏历史上的人物或战争事件，表现内容或是为现实情况寻找历史依据，增强说服性；或引史以抨击社会现实；或是歌颂历史或历史人物来抒发自己的志向。

结语

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创作战争诗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尤其是三国时期）的战争诗质与量兼备，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代战争诗的影响极大。魏晋战争诗对后代战争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书写的题材和抒发情怀两个方面。总而言之，魏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作战争诗的高峰期，这一时期战争诗书写的题材与思想情怀对后代战争诗的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