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盟”在春秋时期的作用和影响

说到“会盟”，大多数人的脑海都会不自觉地出现“结盟”一词。是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会盟”的实际意义的确有结盟的意思。但“会盟”最初的本意更多偏向盟誓，在远古时期，它是人们为了某一约定而对会盟彼此进行特定的约束形式。

人们通过“会盟”的形式来制定盟约，并且规定会盟双方必须遵循盟约，以此来达到对双方的约束，从而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由此看来，“会盟”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远影响，尤其在隐公时期，“会盟”的作用更是得到更加淋漓尽致地展现。

一、春秋时期“王室衰微，礼崩乐坏”下的会盟正悄然变化

春秋时期，周天子的权力逐渐衰弱，周王室衰微，与之恰恰相反的是各地诸侯国的崛起。各诸侯国在发展自身的同时，逐渐脱离周天子的统治，社会出现了“大变革”。与此同时，这时候的各个诸侯国发展早已成为独立的国家。

所谓：“一山容不得二虎”，更何况当时众多的诸侯国。各国为了发展壮大本国实力、维护本国的利益，不断拓展疆土，因此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几乎就没有间断。这也正为“会盟”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大环境。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些实力较弱的诸侯国面对强烈的争霸战争只能惺惺相惜，彼此依靠，为了抵御较为强大诸侯国的侵略，纷纷达成协议进行结盟。还有一些较大的国家为了本国更好发展，利用自己本国强大的优势强制其他较小国家进行结盟。

由于诸侯之间的结盟牵扯着各种相关利益，但为了自身的利益，各诸侯国又不得不进行沟通交流。正因为如此，“会盟”的发展在春秋时期达到顶峰。

二、“似同非同”，隐公时期的“会盟”特殊性显而易见

“会盟”的历史渊源已久，但其发展的目的意图却在不断演变。相比整个春秋时期来说，隐公时期也就是春秋早期的“会盟”单单只是诸侯国为了保护本国的一种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会盟”只是隐公时期单纯的外交沟通方式，不是称霸各国的手段，但同时它更像是诸侯国之间没有信任的象征。

各诸侯国为了不被别国侵犯，只得让自己不断结盟，不断强大。因此，隐公时期的“会盟”与整个春秋时期有很大不同，具有显而易见的特殊性。

（一）形式简单，没有强烈的仪式感和严格的等级要求

纵观整个春秋时期，“会盟”的举行仪式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复杂隆重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会盟”仪式的规范性，参加仪式的人大部分是最有权势国君或卿大夫，在一般情况下，地位较为低下的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的，而且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很大程度上的约束，不得出现相关不合规矩的行为举止。

而隐公时期的“会盟”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它不仅仅存在各个诸侯国之间，诸侯国内也可进行“会盟”，此时更倾向于盟约。并且每一次的“会盟”不一定必须举行相关的大型活动。人们所重视的不在于庄严隆重的过程，而是是否遵守的盟约结果。

（二）目的单纯，仅仅为了建立彼此的友好关系

这里所提到的目的一方面是指举办“会盟”的目的，另一方面是指参加会盟的相关人员的目的。与整个春秋时期的“会盟”不同，隐公时期的“会盟”更多的是考虑会盟双方的共同利益，不存在“弱国被强国欺负”和统治和被统治的现象，这时候达成结盟反而是为了双方都不被侵犯，换句话说，就是在会盟双方任何一国被侵犯时，另外一国都会像朋友一样去帮助它去共同击退敌人。

另外，整个春秋时期的“会盟”参与者很大一部分是奔着至高无上的荣耀去的。对于参加会盟的卿大夫来说，“会盟”能够提高自己的名望，使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中赢得更多的尊重，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而隐公时期的会盟参与者的目的更多是为了盟约的具体内容是否符合双方的要求。

（三）无关利益，一切采用就近原则

隐公时期的“会盟”不会过多的关注结盟对方的经济状况、文化习俗、国家政策等方面的情况，根本不会出现因为这些方面的差异而拒绝与之结盟或者只一味在乎自身利益而不考虑对方利益等情况的发生。

结盟的目的是共同击退敌人，因此结盟更多考虑地理位置的远近，采用就近原则，地理位置较近的一方更具有结盟的优势，即使较远的一方能够带来更多的利益，但为了战争爆发时另一方能够救助及时，最后还是会选择较近的诸侯国。

三、世道交丧，盟诅滋彰，隐公时期的会盟影响深刻

“会盟”的影响对整个春秋时期都十分深刻。从宏观上来看，“会盟”使得变革、动乱不断的春秋时期的社会安定了许多。总体呈现出会盟次数越多，战乱越少的趋势，这就意味着诸侯国之间的“会盟”有维护社会安定的作用。

“世道交丧，盟诅滋彰”这是对当时春秋时期的总体概括，可见“会盟”在春秋时期的次数不断增加。间接证明了“会盟”对春秋时期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但隐公时期的会盟产生的影响却较为多面，并且广受争议。

（一）战争不断，各诸侯国之间矛盾丛生，社会动荡不安

与整个春秋时期“会盟”不同，隐公时期的“会盟”次数虽然不多，但诸侯国之间爆发的战争却相对增加。这种现象的出现一切绝不是空穴来风，那是因为举行“会盟”的诸侯国之间无形之中产生“拉帮结派”的现象。

由于当初结盟的目的就是希望对方在本国受到别国侵犯时得到援助，没有过多考虑其他因素，因此只要是其中两国之间有矛盾，那么，与这两国结盟的相关诸侯国都会参与到这场原本战争中。

这就造成原本只是两个诸侯国的战争，最后演变成两个“帮派”的战争。而战争的规模以及损失都会随着参与国的增加而不断变大。由于会盟而导致战争双方的综合国力势均力敌，所以战争持续的时间可达到原本没有结盟的几倍长。只要战争不停，那么整个社会就会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每场战争，参战的任一方或多或少都会有所损失，不管损失的多少，最受苦的还是各国的百姓。百姓的生活乱了，那么社会秩序就难以得到维护。因此隐公时期的“会盟”在社会秩序影响方面较为消极。

（二）联系密切，各诸侯国之间交流不断，民族融合加快

春秋时期，中原与夷狄之间由于文化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而来往甚少。但是隐公时期的“会盟”只关心盟友国的地理位置，不在乎文化上的差异有多大，进而拉近了中原列国与夷狄之间的距离。为了进一步维持好盟友国之间的关系，结盟的诸侯国之间会经常互相派使者来回走动，久而久之，诸侯国的联系不断密切，文化也充分得到交流。

“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欲因鲁之理，因晋之权，而请冠端而袭”。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各诸侯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范围广泛，就连礼仪习俗方面还互相借鉴学习，逐渐向同一个方向发展。

不仅如此，任一诸侯国在学术文化以及优良品德上也会通过“会盟”来进行弘扬学习。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促进了当时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发展，还化解了之前的民族矛盾，为后来的民族大融合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隐公时期的“会盟”虽然激发了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使得“会盟”的本质发生了改变，进而使得百姓社会生活动荡不安，但是总体看来还是有积极方面的影响的。

“会盟”密切了各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虽使得诸侯国之间的矛盾不断，但民族之间的矛盾却在日益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得到显著改善，打破了中原与夷狄之间的差异，使得各民族之间文化认同感变得更加强烈，为春秋后期的发展以及民族大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前提。

综合以上的探究，不难看出隐公时期的“会盟”与其他时间段的“会盟”有很大不同。它虽然只是一种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交流方式，但却因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产生不同的影响，并且意义深刻。可见“会盟”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不管是维护社会秩序也好还是加速社会动荡也罢，我们都不能否定其为古代中国所带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