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何会形成“两京一都”的格局

1356年，元至正十六年，朱元璋的水陆大顺利攻占集庆（今南京）。

朱元璋将集庆改名应天府，八年后，在应天府即吴王位，再四年登基称帝，并以应天为南京，以汴梁（今开封）为北京。后朱元璋又以自己的家乡临濠（今凤阳）为中都，形成“两京一都”格局。

1378年，明洪武十一年正月，南京正式成为京师，“两京一都”的格局最终被打破。

1402年，明建文四年六月，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幌子将南京攻破，朱允炆下落不明，朱棣于南京登基。不过，明成祖朱棣对南京并不喜欢，礼部尚书李刚等上言将北平定为京师，得到朱棣的赞许。继之，将北平府改为顺天府。经过一系列的精心准备，顺天府开始修建宫殿。十九年后的永乐十九年元旦，北京正式成为明朝首都。

南京不再是京师，但一整套的中央机构和制度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形成具有明朝特色的“二京制”，一直延续到明亡。

在古代出于管理国家的需要，特别是管理一个大国的需要，国家常常在首都之外设立另外的辅助性都城——陪都，来提高管理国家的能力或满足军事、政治、经济某种特殊需要。而如果某一陪都地位比较突出，就与首都一起形成了都城体系中的两京主体制。

最早的陪都出现于商朝，在营建了都城偃师商城之后不久，又营建了一座形制和规模都较偃师商城更为庞大的新都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并存，即后世所称的两京制格局。

自西周初起，迄唐末止，除三国时期吴都建业（今南京）、蜀都成都（今成都），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都建康（今南京）外，西周以镐京为都、雒邑为东都；西汉初都洛阳，后迁于长安；东汉以洛阳为都、长安为西京；隋初都长安，隋炀帝时以洛邑为东都；唐以长安为都、洛阳为陪都；雄踞伊洛平原的洛阳和渭河平原的长安，常常是互为首都和陪都。东西平衡型两京主体制相辅相成，大约占据了古代约4000年都城史的一半时间。

从宋朝开始，东西平衡型两京主体制向南北平衡型两京主体制的过渡。北宋在黄河中游并不广阔的地区（今河南、河北），设东南西北四京，即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与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形成的东西走向，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京开封府、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形成的南北走向，形成了兼具东西与南北走向的多京体制。

元、明、清三代实行了较明显的南北平衡型两京主体制，且两京中的陪都皆为留都。但它们有明显的区别：明代实行的是较典型的南北平衡型两京主体制；元、清两代则是在北方地区实行的南北两京主体制，重心明显偏北；元朝实行的是两都（大都与上都）巡幸制；清朝虽然也号称两京（北京与盛京），但盛京在全国来说，地位并不重要，难以与北京形成真正的两元。

虽然南京成为留都，但有几次差点再次翻身成为京师。

1425年，洪熙元年四月，明成祖朱棣的长子明仁宗朱高炽下诏修葺南京皇城，并明确表示自己将在明年春天返回南京城，这就意味着南京将再次成为京师。

朱高炽一直生活在南京，对南京有着无法割舍的情怀，而最主要的原因是漕运造成很大的经济困难。漕运带来的经济困难在朱棣迁都北京时已有人提出。但当时反对迁都的河南布政使周文褒、王文振、参议陈祚，以及后来因北京三大殿灾上言的官员如主事萧仪等，都遭到贬谪甚至杀害。后来朱棣下令让群臣在午门跪辩，永乐年间反对迁都的呼声才被压下去。

朱高炽即位后，由于自己朝廷上再次出现还都南京的呼声，理由是还都南京可以“苏南方传输之劳，省北地供给之费”。但正当准备回銮南京时，朱高炽突然去世，在遗诏中还提到自己对于还都南京的迫切和不舍之情：“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四方向仰咸南京，斯亦吾之素心，君国子民，宜从众志。”遗诏的内容难免悲伤，但却表达出还都南京的迫切。

明成祖朱棣之孙、明仁宗朱高炽长子明宣宗朱瞻基从小生活在北京，对北京有一种深厚的感情，因此，对回銮南京的欲望不强。但迫于其父的遗愿，在位的十年间，一直未明确宣布定都何处，名义上以南京为京师，北京仍为行在，直到他驾崩也没有定论。

至明朝第六位的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即位时，北京作为都城的基础已经牢固，而且除太祖孝陵在南京外，其余祖宗陵寝均在北京，朝臣中提议南返的官员也几乎没有。朱祁镇在北京奉天殿颁诏“改给两京文武衙门印”，北京诸衙门去“行在”二字，南京诸衙门增“南京”二字。至此，以北京为首都、南京为留都的两京制最终确立下来，一直围绕明初统治者的都城问题就此彻底解决。

京师有的一套中央系统，在南京都完完整整地保留了下来，五府、六部、九卿等衙门，在留都南京也同样设有，除此，南京还设有南京守备、协同守备、守备太监，以及宦官机构南京二十四衙门。不过这些部门在称呼上多了“南京”二字，除此以外并无差异，南京的官员也可以称为“京官”。

看似有自己的中央机构，但实际上正是南京政治地位下降的表现。主要体现在：南京的机构官员数量远少于北京且属官常有缺额；南京机构权力小于北京且所辖事务甚少；重要文件要向北京的相应机构转呈，受到北京制约。南京做官被视为“吏隐”，与北京官员有着很大的权力区别。

既然已经定都北京，留都南京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朱棣迁都北京，以南京为留都，奠定了日后两京制的基础。此后至正统年间正式确立北京为都，南京为留都的两京制，南北两京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有效作用。

作为留都，南京是江南乃至东南重镇，在军事、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对于维护明王朝统治具有重要作用。

江南地区的粮食和物资便能满足北京的需要，所以南京在调运和保证物资供应上就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江南苏、松、杭、嘉、湖、常只占了全国4%的土地，但田赋却占了全国的22%。所以从漕运和赋税两项来看，南京的经济地位是无可撼动的。

南京工商业十分发达，仅江宁县而言就有多达九十五个行业。特别是丝织业，南京最出名的便是云锦，织成的龙衣蟒袍、花素缎匹专供皇室享用，或用于赏赐臣僚，或赠送外国使臣。除丝织业外，印刷业、造船业、棉纺织业、制扇业、竹器都有很高的制作水准。

南方人才聚集，科举成绩远超北方，以至于才有了明朝南北取士之分。南京官员权力很小，几乎没有繁重的公务，许多官员闲来无事，吟诗作对，读书为学。以南京为首的南方文化教育昌盛，明朝16%的进士出自应天、镇江、常州、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南方科举文化昌盛由此可见。

特别要说的是，自两京制正式确立开始，北京取代南京占据政治中心地位，处于南京的官员便远离了政治权力斗争的漩涡，失去了政治上的优势。加之皇帝在北京的缘故，重北京轻南京的现象自是非常普遍。留都南京日益成为仕途失意官员的“收容所”，尤其是明朝中期以后，政治日益腐，败，朝臣结党营私，失势官员大量被贬到南京，一时之间，南京成为大量政治斗争中失败或是犯错官员的容身之所。

在南京做官，往往职事清简，虽名誉地位甚高，却不干实事，依然领取俸禄，由此造成了明朝官员的繁冗，官员的庞杂同时造成财政开支的扩大，给百姓带来了极其沉重的负担。

就在两京制正式确立之后不久，便出现了“土木之变”，朱祁镇被俘，蒙古也先以此要挟，明朝统治面临巨大的威胁。之后，正德、嘉靖朝等又相继出现一连串蒙古入侵的事件。这正是迁都北京所造成的恶果。天子守边关，当朝廷军事实力衰弱时，北方入侵之敌很容易直逼京城，并且由江南漕运粮食，也造成江南人们的重赋。

“两京制”的唯一好处是由于南京有现成的一套国家政权机构，在崇祯皇帝殉国的消息传到南京后，仅仅一个月时间内，南京就组建了以福王朱由崧为首的弘光政权以续朱家皇统，担负起南明新政权首都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