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上层人士如何体现身份的象征

所谓消费，不仅仅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或者生活中的需要而消耗物质财富的一种社会生产环节之一，在文化交往和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它也在塑造着社会文化的主体，具有社会分层的意义。特定的消费品与消费方式，成为区分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的符号。在宋代，这个商品经济非常繁荣、社会阶层流动频繁的时代里，以书画的消费作为社会分层的依据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宋代的书画消费领域，书画被当作"精神类奢侈品"，上层官僚集团以名家名画作为标榜高贵身份的象征；土豪富商以购买书画提高社会声望，作为跻身上层社会的身份认同；平民与小工商业者也附庸风雅，追捧书画艺术品。由此看来，对于书画的购买消费不单单只是作为文学艺术欣赏与精神文化消费，但是宋人社会对于自身身份的构建。

一、以对书画的消费来定义宋代社会结构的前提依据

1、商品经济的繁荣奠定经济基础

以消费水平来区分社会阶层的前提是社会阶层间的流动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品经济的繁荣代表整个社会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人们的消费可以不再仅仅只为满足生存需要，而更拥有了对精神文化方面满足的追求。而宋代的社会经济在物质水平的基础已经具备，商人资本崛起、商品生产扩大、商品流通活跃、纸币产生与商品市场扩大，商品经济发展到宋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勾栏瓦子——商品经济的代表产物

2、社会阶层的流动推动消费产生

而社会阶层间的频繁流动则是为舒化消费提供了动机。在流动性较强的社会里，对于那些由底层往高层流动的人来说，他们要通过一些行为方式的变化来表明现在已经飞上枝头，彰显身份地位的转变，而书画消费往往成为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方式。

而宋代社会阶层间也确实并非铁板一块。经历过五代十国的社会动乱，宋代在社会既有秩序被冲击，社会阶层与结构调整重组，即可明晰出现"贫富无定势"，贵、贫、贱处于经常性的转化之中。社会流动性加剧，等级界限逐渐弱化，各阶层成员的升降变动则渐趋频繁。

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中国古代社会是传统农业社会，等级森严，社会阶层缺乏流动性，只依据"士农工商"的职业身份划分，且难以逾越。但实际上，宋代各阶层都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官员"取士不问家世"。

宋代的文官政治一方面迅速提拔官吏，甚至有太宗时期的宋琪，一年内由"庶僚"升至"宰相"，升官飞速。但另一方面，宋代对官员的控制非常严厉。三省分权制和台谏监督弹劾制度的存在，使官吏的任何失误都可能遭到言官的弹动而被免职、贬官。一夜之间，既可以有人鸡犬升天，也可以有人跌落泥底。

同时，宋代"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进一步促使了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随着土地的获得与失去，地主、自耕农或佃民，其身份地位都可能因此上升或沉沦，处在不断变化的波动中。有豪强"朝为豪商，暮为乞丐;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也有农民"去为商贾、为客户、为游惰"，"自农转而为士"。由于商人的社会地位大为提升，"士农工商"四民间的界限不再那么分明，经商也使贫富的升降也变得极为迅速。

宋太宗赵光义

传统士农工商界限的模糊，下层的人则模仿上层的消费，从而彰显自己身份的变化，而阶层向下流动的人，哪怕不甘心原有地位的变化，也不可能再保持之前的消费习惯。这在宋代的书画消费中有典型的表现。

3、书画为什么可以在宋代发挥"奢侈品"的作用

在宋代社会各阶层间不断转换，商品经济繁荣的背景下，传统社会中原来通过对衣服穿着、出行工具和装饰等外在分别尊卑贵贱的方式，已经在财富的力量下行不通了。社会个金层人民，尤其是富商争相奢侈，甚至以逾制为荣，那些原本为官僚士大夫所独有的奢侈品与装饰已经不能为之所独有。既然这些原本标识身份的物品或行为不能只由这一阶层的人所独享，而逐渐走入鱼龙混杂，那么它的象征功能就大大减弱了。于是位于社会上层的官僚士大夫阶层更想通过书画消费维护自己的尊贵地位。

因为书画所附着的文艺性非受过训练或特别喜好，常人并不懂得鉴赏，也不明白其蕴含的文化价值，书画天然地成为精神类物品中的贵族。拥有它不仅表明有一定的经济地位，还凸显了收藏者的文化艺术品位。于是，书画就作为精神类奢侈品，成了标榜自己上层社会身份的工具。

二、宋代不同类型的书画艺术与对应人群

宋代的书画艺术是中国封建社会集大成期。单从书画市场流通方面，宋代的书画消费市场大，极大多数的群体参与买卖，书画交互流通非常频繁。

1、宋代阶级高层的清雅意境

"文人画"在宋代被文人士大夫们热捧。它以书法入画，线条艺术追求笔墨情趣，题材多为梅、兰、竹、菊，强调清雅的意境。而"文人画"在宋代的盛行绝不仅仅是创作技法上的发展，更有着深层的社会内涵，"文人画"强调了作画者的身份，这是表现自己社会身份的功能体现，是文人阶层对艺术独特的表达，代表"文人意识"的觉醒。它标识士大夫阶层独特的审美意识，体现了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正是品位区分等级的标志。

士大夫阶层

2、面向大众百姓市场的通俗化

如果说文人画代表着高雅的艺术品位和尊贵的社会身份，那么在市民阶层中流行的通俗画则迎合了普通老百姓的审美。通俗画就如后世的年画，画的都是鲤鱼仙桃等。通俗也并非意味着艺术性的降低，流传至今的珍贵名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圈》从题材上来看就属于城市通俗画。

三、宋代对书画艺术买卖收藏的目的与特征

1、上层官僚集团以高雅书画标榜身份地位

官僚士大夫是宋代书画市场的主要消费者。这个阶层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既富又贵的王公贵族，大多官至相位，藏品也大多是法书名画。《春明退朝录》中的一段较集中的史料提到："王祁公家有晋诸贤墨迹，唐相王广律所宝永存珍秘图刻，阎立本画老子西升经。

周安惠家王献之洛神赋。"等。另一类不太富裕的士大夫们也广泛参与，如李清照夫妇酷爱金石书画，为购求不惜典当衣物，有时还因财力所限不得不与心爱之物失之交臂。还有"陈亚少卿，蓄书数千卷，名画数十轴，平生之所宝者。"官僚士大夫中有部分人对书画是发自内心的喜爱，购求鉴赏书画是为满足其精神上的审美需求。像米芾、刘季孙等人一生痴迷于此，"死之日，家无一钱，但有书三万轴，画数百幅耳。"杨之美经常屋中挂满书画赏玩，"以兹为玩不知老"。

但很多官僚士大夫们竭力追捧法书名画，其实并不真正懂得其中的艺术内涵，而是一种隐性的心理寄求——标榜上层的社会身份。达官显贵们竞相购买字画，但"其能自辨而识其趣者甚寡"，而"多取空名"。即通过消费书画这一"精神类奢侈品"的行为来标识自己的雅韵，标榜自己高费的社会身份。

张知甫更是一语道破，"当时撸绅之士，竞于取媚权豪。易古器，鬻图画，得一真玩，减价求售，争妍乞怜。服儒者衣冠，为侯门常卖。"可见上层对书画艺术的认可，它标榜身份的功能也自然显现出来。

2、宋代新晋富商以字画收藏获得地位认同

唐宋时期的"富民"特指那些既占有大量社会财富又没有政治特权的富裕者阶层，因为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他们中既有靠土地经营致富的人，也有靠手工业和商业经营致富的人，被时人称之为"富民"。富民阶层的兴起宋代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而这个新的阶层急需社会对他们的身份认同。因此出现了许多中产人士从衣食住行方面不断模仿上层消费字画的现象。这种"炫耀性消费"通过超越于一般人消费水平之上的消费来引起社会的关注、羡慕甚至嫉妒，从而显示自己的财富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像上层官僚模仿奢侈的物质性消费容易，但只有良好的文化修养与品位这种需要时间沉淀的底蕴，才是决定对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评价。所以富民为抬高社会地位，"普遍培养子弟向学应举"，同时，相比作诗赋词，书画收藏是件相对容易的事，只要有财力和兴趣，通过这一渠道，至少从表面上看可以快速地提高文化品位，从而获得相应阶层的认可，融入上层社会。因此，一些富民也经常活跃于书画市场，如富商刘元嗣曾以400贯购得王齐翰《罗汉》16轴；刘道醇提到的他在富商高氏家看到诸多书画藏品等。

同时，富民们为了改变自己的门第，想方设法挤进官僚士大夫群中。因此，富民们除了让下一代读书应举以入仕外，还想办法结交权贵，如与官僚贵族联姻的办法，再如通过书画来结交权贵，就如富商高氏着力于书画收藏，以此与许多文人士大夫们都有交往。

秋山萧寺图

3、市民买卖通俗书画作商业目的

所谓市民阶层以财富的占有量较少而与富民阶层区分开来。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一阶层的人们也加入到书画消费行列。但从消费品的质量和类型来看，与上述两个阶级有本质的区别。受财力和审美上的局限，他们大多无缘昂贵的法书名画，而是在市场上购买些门神、纸画、观音像、桃符之类的通俗书画作品。

《东京梦华录》等文献中，都曾记载了两宋时期京城汴梁和临安的商业繁华地带"纸画儿"市场的兴隆情况。如京城开封，在临近过年的时候，市井之中都有卖钟馗、桃符、门神的小贩。在朱雀门外，州桥之西，有果子行，也有卖纸画的小贩。连农村的集市上也有纸画贩卖络绎不绝。

当然，除了这些通俗画，宋时一些普通小工商业者也追随着上层社会的脚步购买文人画。史料记载很多酒店、茶坊里流行悬挂名人字画。"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也有药店张挂字画的，如《东京梦华录》载:"宋家生药铺，铺中两壁皆李成所画山水。"这种店内悬挂字画既能达到吸引顾客的效果，又能彰显商店主人的雅致品位。体现了店家渴望提高社会阶层身份认同的想法。

清明上河图

四、总结

消费对社会阶层进行了有效区分，不同的经济状况和文化品位的人对消费品的选择也不同。消费在标识差异的同时又可以构建差异。这也使书画消费的分层意义在宋时已有所体现，书画作为"精神类奢侈品"，已成为宋人社会身份建构的重要手段。富民、小工商阶层为附庸风雅书画消费，有利于促使宋代社会的进一步流动与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