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严防死守宦官专权，为何明朝还经常出现宦官乱政？

“宦官”群体乱政之事由来已久，在东汉、唐等朝代宦官群体深度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甚至能对皇帝行弑杀拥立之事，权势煊赫一时。正因通晓宦官群体乱政之害，所以后世王朝君主对宦官的态度一方面是防备有加，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因其“天子家奴”“无后代”的特殊性而视之为亲信，指以重任。

但，终明一朝宦官群体在政治舞台上仍然扮演重要角色。那么明朝宦官群体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权力中心的？本篇文章将从宦官出现在明朝政治格局中的必要性出发，浅析明朝宦官乱政的滥觞与影响。

一、奴婢的逆袭——明朝宦官如何走上政治舞台？

0.皇帝的有利开局

公元1368年，这一年有很多的名字，在北族贵戚口中它是风雨飘摇的至正二十八年，多年的内战已经消磨掉这个帝国最后的一丝元气，祖先盘马弯弓打下的偌大疆土已经分崩离析，更遥远的南方传来消息，一个名为“明”的政权已经开始向汗八里进军。

而在大河之南，来自淮泗的新王者和他以光明命名的国度，则早在四月就已经将今年改称为“洪武元年”，并且开始动员，目标是跨过黄河，一路向北，直到踏上那四百三十年间都未曾踏足的长城和燕山。

当八月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应天府门之时，同时也是大都皇宫的檐壁最后一次被元帝国的太阳照耀。从此朱元璋和他的新王朝克复天下过程中再无艰险之战，只剩下追亡逐北。

帝国草创，接下来朱元璋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中，前朝与宫禁各项制度成为了重要议题。在此中，宦官群体在朱元璋眼中的定位，成为了他们在明初政治生态中所扮演何种角色的依据。

明太祖一朝对宦官的态度，可谓打压备至，无愧其施政酷烈之名。前元时期宫禁不严，常以蒙古和各族高门组成的“怯薛”禁卫军群体照顾皇帝日常起居和草拟、传达政令。

元宫之中亦有少量宦官，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高丽宦官群体，代表人物为朴不花，此人是元顺帝皇后奇氏党羽，曾参与元顺帝与元昭宗父子斗争，但总体来说，元代一朝宦官对政治的影响不大。

1.朱元璋眼中的“孤雏腐鼠”之辈

故此，可以说明太祖对宦官的警觉是敏锐的，是出自一个优秀政治家天然的政治嗅觉本能。朱元璋使人为他讲授经史时，曾不只一次感叹“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所败蠹”，总结汉唐宦官的权势之盛皆是君主给予权柄之过。

朱元璋认为，宦官的乱政来自于君主赐予的权利过大，失去统治者的辖制后宦官集团的权力膨胀导致其野心滋生，进而祸乱朝政。汉代宦官之祸是宦官群体依仗皇帝宠幸而作威作福，“虽号骄纵尚无兵权”并没有根本性的权利；唐代宦官权力来源从皇帝的宠幸，逐渐异化为凭借君主信赖获取兵权，进而靠军事权力干涉政治，甚至皇位继承。

朱元璋预防宦官乱政的思路并不复杂，既然宦官有权容易生变，那么干脆不再授予宦官军政大权，“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过俾传命四方而已”。

宦官仅仅担负宫廷杂役和外出传达命令的低级工作，甚至禁止宦官在宫内读书识字。另外朱元璋尤为注意对宦官的约束，对宦官群体犯错绝不轻饶“有罪必罚，无赦彼自不敢骄纵也”，树立帝王权威。

明太祖一朝，鉴于前代王朝的教训，整体的政治风向是对宦官的不信任与打压，以杜绝宦官参与政治预防其获得权力，正如明太祖所说：“彼既无威福可以动人，岂能为患？”

只是，明太祖的严防死守真的能禁止宦官的权力乱象在明朝出现吗？改变，远比他想象的来得要早。

2.我的心腹在哪里？——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宦官权力论

史家公认的明朝宦官获得权力的开端是永乐时期，明成祖（嘉靖朝之前谥号为太宗）朱棣起兵于幽燕之地，彼时的形式是燕王、宁王二藩国以东北一隅之地对抗南京朝廷，由于是王府起兵，所以在“靖难”南征过程中，时为燕王的朱棣除王府属官、亲卫军将和自募官佐之外，王府宦官这一群体也常被倚重。

定鼎天下后，朱棣也延续过去的用人习惯，保留了任用宦官作为要冲镇守专员的用人模式，此时诸如郑和、狗儿、亦失哈、侯显等凭借往昔从龙之功扶摇直上被委以重任的太监，不过也只是负责边疆巡查、外交访问等当时普遍被认为与“传命四方”司职相似的使命，权力并未过分超脱于明太祖时期。

真正影响并改变了明朝宦官在之后时代权力获得渠道的举动，并不是重用外任武职太监，而是打破朱元璋“内臣不许读书识字”的铁律，在宫内开设“内馆”培养宦官读书识字，并且设立东厂，刺探军民隐私，负责镇压抓捕反对者。

这就给予了宦官参与朝堂活动的能力与途径。史载“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当然，明成祖时代重用宦官不仅仅是基于往昔用人习惯，更重要的原因是永乐朝特殊的政治格局决定的。朱棣以“靖难”夺位，建文一朝文官大多不附，武将集团中淮西勋贵历经洪武朝三大案已经被屠戮一番，难有大用，“靖难”武将分镇南北，五征蒙古后更是青黄不接。所以朱棣的政治班底基本盘天然就有利于“内官”群体发展。

永乐一朝将宦官视为心腹家奴的政治传统影响了之后的整个明朝历史，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更是将宦官识字的“事业”公开化规范化，内馆堂而皇之的成为了培养皇帝亲随宦官的书院，宦官开始参与内阁文件处理的文字工作，为参政奠定了程序基础。

二、卑贱的权力者——浅议明朝宦官乱政

1.尊贵的家奴

公元1449年，宣府土木堡长城内侧，明朝第一代权阉王振死于此。王振此生如同一个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开启了明代宦官乱政的先河。

明宣宗早亡，明英宗朱祁镇自幼“生于宫室，长于妇人之手”，从小陪伴他的大伴王振凭借帝王信任“越金英等数人掌司礼监”自然成为他在政治活动中的导师和倚靠。受过内馆教育，有能力处理政务的王振也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一个拥有批红权的司礼监秉笔太监。

短短数年间，王振权势大涨“振权日益积重，公侯勋戚呼曰翁父。”享受着贵族与文官们迫于权威的攀附，直到死于愚蠢的土木堡之战。

王振的糟糕影响不在于他行使权力的表现，而在于他取得的权力。这标志着着宦官集团正式以参政者，甚至是执政者的面目出现在明朝政坛。

此时的宦官乱政根源，恰恰在于朱元璋担忧过的“人主宽纵”，与汉朝宦官权力来源趋同，都是假借皇帝信任操弄权柄，亦或者是充当某些皇帝不便直接干预的事务处理“白手套”。

明英宗之子明宪宗朱见深时期，也曾重用尚铭、汪直等为司礼监、西厂提督太监，但所行敛财、拷掠、征伐之事皆为皇帝或万贵妃授意。

这一时期开始，皇帝与文官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打压文官和地方官商集团成为明朝皇帝的重要课题，所以与其说汪直等人是“乱政”，不如称之为“奉意旨”更合适，并非权阉。

2.“立皇帝”们

中国历史上以残酷著称的刑罚，很多人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凌迟”。承受这种碎割肢体的酷刑，还能被创下被脔割刀数记录的人名叫刘瑾，这位明朝权阉生生挨下死神的三千三百五十七个吻。

明武宗朱厚照是明史上（至少是清修明史）有名的荒唐之主，正德一朝宦官得势者八人，号称“八虎”，其中真正称得上是权阉的就是这位刘瑾。刘瑾，明史记载为陕西人，家贫入宫服侍太子，“而瑾尤狡狠，尝慕王振之为人”故而在明武宗登基后常常诱导其出宫玩乐。

善于权术的刘瑾很快除掉了原司礼监太监王岳，成为拥有批红权的司礼监掌印，权势大涨。“瑾每奏事，必侦帝为戏弄时。”耽于玩乐的明武宗自然很快放手朝政，享受豹房游乐，军国重事皆交给刘瑾处理，一时间“瑾权擅天下，威福任情”，专权程度更甚于王振。

刘瑾与王振时代的乱政区别在于，王振把持朝政的权柄并不稳固，没有在前朝拥有稳定的政治盟友，一朝陷入危机无人护持，身死族灭；刘瑾在前朝拥有焦芳等实力文官盟友，且刘瑾对政治权柄的控制极为严格，官员上书“章奏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皆称刘太监而不名。”由于宦官朝会时站于陛下，时人称之为“立皇帝”。

刘瑾作为明朝权阉的代表，其经历和乱政过程有着极为浓郁的明朝特征，可以作为明代宦官乱政的典型研究。自刘瑾开始，明代宦官权力者出身少见战俘或其他民族的贡童，而多为中原贫民、罪人入宫；经历多为服侍潜邸，藩王太子登基后凭借多年情分一步登天；手段多为在前朝寻找扶持盟友，打压异己。从刘瑾到冯保再到魏忠贤，莫不如是。

三、总结

明代宦官乱政现象造成的严重后果荼毒天下，波及范围覆盖朝堂和民间。魏忠贤执政时代发生的东南抗税起义和高淮乱辽事件甚至影响到了边防稳定和东南财税，成为明朝覆亡的一条重要原因。

换而言之，这些行走在史书里的卑贱权力者们，何尝又不是明朝皇室自身豢养出的一头猛虎呢？

从曹吉祥到王振、魏忠贤，权力从来都是来自于皇帝的信赖与宠幸，从未如唐代宦官一样掌握有忠于“宦官集团”本身的财政和军事大权。这样的权力结构从永乐朝开始就是为辅助皇帝处理政务、打压异己和敛财设计的。“乱政”之行，实为权力异化后的结果。

宦官集团无论如何权势熏天，生杀大权始终皆控制于皇帝之手。正如刘瑾、魏忠贤最终的结局一样，豹房中皇帝递出的一张纸条就足矣号召“诛杀阉党”，这些乱政之人，从始至终都是依附于古代中央集权制度下的一串菟丝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