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郑和七下西洋后，明清为何没能发展为海洋贸易大国

郑和七下西洋是一项在人类历史上独树一帜的伟大壮举，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海洋探险。然而，这一壮举并未使明清成为当时的海洋贸易大国。当然，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明清时期无疑是世界贸易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国家，也同样是海洋贸易大国。然而，明清时期的海洋贸易更多地是一种被动的，而不是积极主动地寻求扩张，因此导致了一种错误的观念。

首先，我们来看郑和七下西洋的目的。其实，这次远洋航行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郑和七下西洋主要是为了宣扬明朝的国威和天朝上国的霸主地位。郑和下西洋并非仅仅是将明朝政府的财物赏赐给藩属国。在当时，这些小国并不知道明朝的存在，只是看到一大批人乘着从未见过的大船来到这里与他们交换货物，说了一堆他们听不懂的话，只要点头就能获得大批货物，谁不同意呢？然而，他们并不知道郑和宣读的这些文书代表着明朝皇帝的圣谕。一旦他们同意了，就成为明朝的藩属国，这对当地小国并不重要。这种坚持厚往薄来的外交体系在周边小国看来喜闻乐见，但对明朝政府而言，却是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由于远航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郑和七下西洋后，明朝政府对于南洋心有余而力不足，更有大批官员反对如此空耗国家资财。

然而，实际上，明朝是可以将经济放在前位的。因为明朝时期民间海外贸易繁荣，而民间海外贸易更多地是经济利润驱动的。与郑和七下西洋大约同一时期相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了印度，并开辟了印度洋的新航线。另一方面，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了如今的美洲。虽然双方都是殖民者，但却打通了这个世界新旧大陆之间的最初联系。无论是农产品还是初级工业品原料都源源不断地输入到自己的国家，巨额的利润使得西方国家在民间和政府层面大力支持海外贸易探险。而明朝并没有如此积极地追求海洋贸易。在宣扬国威后，由于周围海域的不安定，明朝政府开始实施封锁政策。与此同时，民间自宋朝以来就经历了元朝时期的大规模民间海外贸易，然而这一政策遏制了这种发展。虽然许多沿海居民反对这一政策，但他们也无视海外贸易的利润。因此，私自出海贸易的现象开始出现。在明朝中期以后，日本浪人在海禁政策实施后曾有一段时间无法劫掠巨额的财富。然而，当这两种人走到一起时，为了追求利润，他们实现了合作，也由此产生了明朝中期以后的倭患。直到戚继光等人清理了沿海，明朝再次开放了海禁。然而，在这个时候，明朝在世界贸易，尤其是在海洋上的地位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虽然与西方相比稍有差距，但并不遥远。然而，到了清朝时期，随着明清鼎革以及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在沿海厉行禁海政策，清政府才逐渐在世界贸易体系中落后。除了政治和经济原因之外，观念上的不足也使得我国无法成为当时的海洋贸易强国。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结构，尽管我国的海外贸易发展也很早，但一直未能成为国家的支柱经济，更不可能作为国家的战略去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长期以来重视土地和税收。与之不同的是，西方国家通过海外贸易获取了大额利润，即便海外贸易的新航线还未发现之前，他们对海洋的探险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许多探险家，如马可·波罗，在西方传播着有关东方神秘而富饶国度的故事。这点激发了西方各国民众对东方财富的热情和欲望。然而，中国的大封建统治体制一直以来都以维护政权稳定为主，政府和官员希望将民众束缚在土地上。许多朝代都在实施抑商政策，尽管商业能够带来财富，但经商的人往往成为帝国官僚的敛财工具。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都依附于政府。这个政府却不是中央政府，商业贸易并未给中央政府带来巨额利润，反而底层民众脱离土地，国家的贸易和税收体系也没有进行适当的转换。这造成了国家必须抑制商业以发展，而不可能像西方国家一样，将商业和海外贸易视为国家的支柱经济和战略。两种国家发展体系的差异在数百年后变得明显，尽管中国有过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在传统社会治理的框架下，中国难以真正走向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