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盛医药：创新药力争进医保，但入院还待提速

“18A”IPO新规第五年，港股创新药企业二八分化表现愈加明显，其中已有产品成功上市的企业走到了新节点：有收入开源、股价却难言乐观；科学家创始人精通科研，但商业化拓展是新考题；出海从选做变成必做，规则更加严格；大量患者需求得到满足，但更多创新药入院还在路上……

亚盛医药（6855.HK，股价25.55港元，市值74.08亿港元）正是面临这些现实的18A药企之一。11月17日，公司宣布奥雷巴替尼片（商品名：耐立克）的第二项适应症在国内获批，可治疗对一代和二代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耐药和/或不耐受的慢性髓细胞白血病（也称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简称慢粒；英文缩写为CML）慢性期成年患者。

慢粒白血病正是通过电影《我不是药神》走进大众视野。在让患者用得起药，和企业正常、持续商业化运转之间，如何寻找平衡？在国内外创新药定价悬殊的现实背景下，如何制定“双城价”、走好商业化？11月24日，亚盛医药董事长在苏州接受了媒体采访，给出了他的答案。

亚盛医药董事长杨大俊。图片来源：主办方供图新适应症获批，潜在市场扩大3到4倍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是一种发生于造血干细胞的恶性骨髓增殖性疾病，约占成人白血病总数的15%。根据杨大俊分享的数据，目前中国CML患者存量约20万，每年新发患者约2万人~3万人，从患者人数和年龄看，国内慢粒患者较多，且平均发病年龄为40岁，较欧美国家低20岁左右。

与《我不是药神》故事发生的年代（2002年）不同，以诺华的伊马替尼（商品名：格列卫）为代表的TKI已经让CML从“白色死神”变成了一种慢性病，但BCR-ABL基因容易发生突变，且发生突变的位点很多，20%~40%的耐药率成为CML患者的新困境。

2021年，耐立克作为国内首个三代BCR-ABL（一种具有高度酪氨酸激酶活性的激酶）抑制剂，也是亚盛医药的首个商业化产品获批上市，可用于治疗任何TKI耐药、并伴有T315I突变的CML慢性期（-CP）或加速期（-AP）成年患者，目前其适应症扩大到对一代和二代TKI耐药和/或不耐受的CML（-CP）成年患者，据杨大俊预测，对应患者群体规模有望扩大3到4倍。

“这个药很有意思，是一款真正Made-in-China（中国制造）的创新药。”杨大俊回忆称，耐立克在最早进入临床试验的时候，美国已经有同靶点药物获批上市，所以公司并未一开始赴美进行临床试验，直到国内临床数据显现明显的差异化优势后，并获得美国PI（临床试验主要研究者）关注，于2019年在美国推进桥接试验。

去年12月，亚盛医药在第64届美国血液学会上首次展示了耐立克的海外临床数据，结果显示该药物在经ponatinib（全球唯一可抑制ABL-T315I突变的三代TKI）治疗失败的CML-CP患者中，CCyR（完全细胞学反应率）和MMR（MMR）高达83.3%和42.9%，是一款具备Best-in-class（同类最佳）潜质的创新药。

亚盛医药产品管线。图片来源：亚盛医药2023年中报

据杨大俊介绍，目前耐立克在国内还有两个适应症在研，一是费城染色体阳性的急性淋巴白血病（Ph+ALL），目前获批的靶向药中只有一代药物获批该适应症，耐立克已于7月获CDE临床试验许可将开展针对初治Ph+ALL患者的关键注册性III期临床研究，即为该领域的一线治疗；二是胃肠道间质瘤，今年6月，耐立克获CDE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用于治疗既往经过一线治疗的琥珀酸脱氢酶（SDH）缺陷型GIST患者。

除了耐立克，亚盛医药还有8个处于临床阶段的产品，全球临床试验已超过40个。杨大俊表示，公司未来的重磅产品是Bcl-2选择性抑制剂APG-2575，这一靶点研究已经将近40年，目前全球只有一款上市药物，即艾伯维的维奈托克（商品名：唯可来），“未来（亚盛医药）如果能把这个药做成，绝对是除了艾伯维的维奈托克之外全球领先的产品，具有best-in-class潜力”。创新药力争进医保，但入院还待提速

与大多Biotech（生物科技公司）一样，亚盛医药的目标是走向Biopharma（生物制药公司），要从研发做到临床、生产、销售。

不过，这个完整的链条很难在一朝一夕达成。杨大俊坦言，亚盛医药在2020年递交首个适应症上市申请时就开始组建商业化团队，但投资人也有顾虑。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扩大市场，公司于2021年与信达生物达成全方位战略合作，其中包括耐立克在中国市场的共同商业化推广。

从2021年11月获批上市至2022年底，耐立克的累计含税销售额为人民币1.82亿元，今年上半年该数字为1.08亿元。据杨大俊透露，该产品3月1日实施医保进医院后，第二季度放量明显，第二季度销售额同比增长153%，盒数同比增长560%。

图片来源：亚盛医药官网

“（当时）团队的要求是一定要力争进医保。”杨大俊表示，与大多数恶性肿瘤不同，CML通过一代、二代药物治疗已经变成一种慢性病，药物治疗持续时间很长，患者持续用药负担较大，因此进医保对于患者和企业来说都非常重要。目前，伊马替尼、氟马替尼等一代、二代TKI药物都已经进入医保目录，大大减轻了CML患者的用药负担。

不过，尽管“双通道”政策已在全国多个省市全面铺开，但部分城市公立医院仍保留了药占比考核，创新药进医保却进不了医院的问题仍然存在。杨大俊建议，从以患者为中心的角度考虑，应该探讨多种机制让患者第一时间用上药物，比如对于已经确定进入医保目录的创新药，可以多部门联动，补贴患者先使用后报销。

至于如何对“创新药”下定义，杨大俊认为有三个方面，即国内企业拥有专利、是1类新药且已经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药物。他主张这些药物应该第一时间进医院让患者用上，而不是还要经过药事会审批，受药占比等指标限制。

“医保政策要从整个行业，特别是‘以患者为中心’‘支持中国生物医药创新发展’的两个角度制订政策。”杨大俊说。国内外定价差距数十倍，呼唤独家定价权

据药研网数据，2023年上半年出海项目约17项，披露总金额达143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多。今年，中国本土药企“卖产品到海外”（licenseout）的数量更是首次超过“买产品国内上市”（Lincense-in）的，出海越来越流行，使国内外创新药价格的悬殊差距越来越明显。

以武田/和黄医药合作的Fruzaqla（呋喹替尼）为例，美国一盒5mg*21粒的呋喹替尼定价为25200美元，合计人民币超过18万元，而根据国内医药电商平台，5mg*7粒的呋喹替尼价格在2500元左右，21粒在国内的价格为7500元。换言之，呋喹替尼在美国的定价是国内价格的24倍。

亚盛医药也在面临类似的问题。作为创新典型，耐立克在2022年医保谈判时被给予很大支持，原零售价治疗费用为45万/年，最终年治疗费用约为17.5万/年。但即便如此，国内价格还是与国外有较大差距：按照国际对创新药的定价，（另一款治疗）伴突变的CML患者药物年治疗费用将近100万美元。

“创新药都是专利药，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特点。过去产业内喜欢说两个‘10’，一款创新药的研发平均需要花费10年时间、10亿美元，但实际上做新药最难的其实是第三个‘10’。”

杨大俊强调，一款创新药进入临床之后，完成I期、II期、III期临床试验并成功上市的概率不到10%，所以较高的药物定价能保证成功的创新药获得合理的回报，而高回报的基础是独家定价权。过去，中国是仿制药大国，无论是企业、政府，还是投资方都没有这个概念。但随着中国创新药产业发展，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创新药、专利药独家定价权的设立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这个话语权，就没有人做创新药，更没有人做投资了。”杨大俊认为，未来国内的创新药支付还是要靠国家医保、商业保险等多元化的支付体系，真正有全球创新价值的药物也应该纳入国际价格体系，而首个上市国家的定价是一个重要参考，“不能因为在中国上市就一定便宜”。现有资金可负担临床费用，BD并非扩充现金流首选

除了冲击首创的管线、初体验的商业化、必争的医保谈判，现金流问题也是外界对Biotech群体关注的焦点。今年上半年，亚盛医药实现收入人民币1.43亿元，同比增长49%。

随着更多临床试验进入注册Ⅲ期，其资金储备成为市场关注的指标。截至2023年6月30日，亚盛医药现金及银行结余为15.82亿元。

“市场上会担心钱不够了，但我们认为其实不用担心。”杨大俊表示，血液肿瘤药物开发的好处在于临床试验招募患者数量相对较少。具体来看，肺癌等大癌种的Ⅲ期临床试验可能需要入组上千名患者，糖尿病等慢性病则需要上万名患者，而公司目前公布的注册临床试验最高400多人，其余有的单臂注册试验患者人数不到100人，临床费用在现有资金承受范围之内。

杨大俊坦言，目前的融资环境对于未上市的Biotech并不友好，大部分的基金都是“只看不投”，但作为上市公司，亚盛医药拥有很多融资渠道，“稍微降低价格，马上就有人投钱”。另外，在已有上市产品保证“开源”的背景下，公司还有砍管线“节流”的很多选择。

对于Biotech“两条腿走路”中的另一条腿“BD（商务拓展）”，杨大俊将其放到扩充现金流的最末位置。他认为，BD可以使公司获得现金流，但根据历史数据，创新药领域2/3的BD拿不到研发及注册里程碑付款，更难拿到商业化阶段的销售里程碑付款和销售分成，其原因有很多，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权益购买方的战略转型，或者新药研发周期太长，投资者等不及而一次性买断里程碑和未来分成的款项。

“所以BD更重要的是有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杨大俊表示，目前耐立克已上市、APG-2575已经走到注册临床试验阶段，公司拥有较高的议价权且BD风险可控，但一项BD的达成就像“谈恋爱”，不看哪家公司更好只看双方是否合适。

“做一个企业不容易。从Biotech到Biopharma，要从最早单纯的研发，走向生产、销售，这是很重要的转变。”杨大俊认为，Biotech创始人要尊重市场规律，让专业化人士参与管理、推广，但也不能因为科学家的身份就撒手不管。

“也还要不断地学习，适应市场、政策的要求，包括国际的（要求）。”杨大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