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第一名将-“黥面战神”狄青，因是武将就遭到轻蔑和鄙视

青灰基调的宅院之内，阳光无法直射的屋檐下，空气静默的有些可怕。

浑身甲胄，面有刺青的中年将军，此刻正一脸谦恭且小心翼翼的开口道：

“焦用有军功，好儿”

台阶之上，居高临下的男人，面无表情的望着眼前有些手足无措的将领，冷冷的讥讽道：

“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

这段出自《默记》的对话，发生在北宋仁宗年间，唯唯诺诺的黥面男子是北宋首屈一指的武将狄青，上首倨傲无礼的文士，同样大名鼎鼎，乃是后来辅弼仁宗、神宗、英宗三朝的一代名相，当时的定州最高长官韩琦。

旧部焦用押兵途径定州，因被告发贪污军饷而遭缉拿，狄青急于为曾经的下属求情，便引发了上述对话。

此时身为定州总管的狄青，已然名满天下，在西北战场犹如天神下凡，将不可一世的西夏皇帝李元昊打得焦头烂额，“狄天使”的威名，几乎成为西夏一代人的噩梦。

但是这些，在韩琦的眼中，一钱不值，未曾取得功名的武夫，哪怕位极人臣，也如贩夫走卒一般粗鄙不堪，根本没有任何值得尊重的可能，或者有在他面前讨价还价的余地。

对话的结果，韩琦当着求情人狄青的面，立即传唤焦用，斩杀当场，颜面扫地的狄青于庭中战栗良久，不是因为愤怒，只是惊恐自己会在韩大人盛怒之下一并遭殃。

立青而面诛之。青甚战灼。久之，或曰：“总管立久。”青乃敢退。盖惧并诛也

杀人诛心，亦不过如此——焦用若真有罪，秉公执法便是，没必要用“东华门唱名”来指桑骂槐的侮辱没有功名，同样是行伍出身的狄青。而且即使要杀焦用，为什么非要立刻当着狄青的面来杀人立威？

二人并无私怨过节，韩琦不仅并非奸佞小人，还是宋朝有名的豁达大度之辈。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韩琦要用这样的态度和处事方法来对待副手狄青呢？

答案只有一个，在韩大人眼中，狄青与蝼蚁无异。或者说在整个宋朝文臣的眼中，武人的地位与路边草芥无差。

武将的悲剧是贯穿整个时代的悲哀！

有宋一朝，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它会发生在崇政殿威严空旷的朝堂之上，也会发生在汴梁城车水马龙的市井之间，当然，更会发生在1048年，定州路幽深阴暗的庭院之中。

先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公元960年，这一年，后周第一军人——殿前都典检赵匡胤于陈桥驿拥兵自立，黄袍加身。

晚唐以来，诸侯割据、藩镇林立的局面已屡见不鲜，一众节度使拥兵自重，中央政权名存实亡。

而依靠兵变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篡得天下的宋太祖，在坐稳江山之后，就更是对同样手握重兵的武将集团抱有深深的忌惮和成见。

北宋乾德三年（公元963年），处心积虑的赵匡胤终于利用一次饮宴的机会，旁敲侧击的表达了自己对武将拥兵的担忧，随即通过威逼利诱，解除了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

“杯酒释兵权”后，中央集权得以加强的同时，武将集团的军事势力应声瓦解。

太祖以后，继位的宋太宗赵光义又明确提出“重文教，轻武事”的基本国策，武人的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

以此为发端，在两宋319年的国祚之中，“崇文抑武”的基调就贯穿了帝国的整个岁月，这种沉浸于大宋血脉里的基因，为文官集团在中国封建时代提供了绝无仅有的生存土壤和发展空间，培养了诸如寇准、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一批既有政治才华，又具文人风骨的名臣，这些惊才绝艳、震烁古今的名字必将与大宋的绝代风华共同闪耀于历史的星空之中。

但是，对于生长在这个时代，生存于这片土地的武人来说，却是莫大的悲剧与不幸。

“东华门唱名”，成为了读书人的无上荣光，“与天子共治天下”成为了士大夫的终极追求。而喋血沙场、保家卫国的军人，却成为了整个社会越来越不被重视和认同的群体。

在这样一种大的时代背景之下，1008年，狄青出生于汾州西河县（今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一户贫寒人家。

16岁时，因其兄与乡人斗殴，狄青代兄受过，被“逮罪人京，窜名赤籍”，“赤籍”即军籍，也就是从这时起，狄青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出身贫苦的狄青，并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因此也没有太多文化，但是却在战场之上显示出了过人的军事天赋和指挥才能。

公元1038年，既狄青投身行伍的第14年，夏国统治者李元昊独立于北宋与辽国之外，裂土称王，建立西夏。宋夏交恶，朝廷用兵西北，狄青开始在戍边战事中声名鹊起。

在长达五年的宋夏之战中，狄青每每披发执枪，戴青铜面具，状若天神下凡，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经大小二十五仗，未尝一败，即使身负重伤，“闻寇至，即挺起驰赴”。

在残酷的战争之中，出身贫寒卑贱的狄青，一步步从底层士兵成长为名满天下的将领。

但即使是像狄青这样在北宋最为顶尖的军人，无论军功大小和官职高低，都与他本人的社会地位与认同感没有丝毫的联系。

所以，功成名就的狄青，在定州总管任上，在饮宴时，会因面上的刺青而被同样身份低下的歌姬调笑“劝斑儿一盏”。

还是在定州，狄青宴请韩琦，邀布衣刘易作陪。席间“优人以儒为戏”，刘易以为是狄青授意，勃然大怒道：“黥卒敢尔！”破口大骂的同时，还将杯盘碗盏全部摔碎。

面对文人的倨傲无礼和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身居高位的狄青一点脾气都没有，不仅全程笑脸相迎的陪小心，次日还专程到刘易府中致歉。

可以说有生之年，这种来源于对行伍出身之人的侮辱与嘲讽，在狄青的身上从未停止。

公元1052年，狄青于元宵之夜大破昆仑关，并最终平定岭南的侬智高叛乱。

后来曾巩曾盛赞这一胜利，“虽古之名将何以加此，岂特一时武人崛起者乎？”

卧榻之侧再无他人酣睡，宋仁宗狂喜之余，大笔一挥——时为枢密副使的狄青，因平叛之功被进封枢密使。

值得一提的是，枢密使是北宋军事主管机关枢密院的最高领导，军政最高长官，这个职位不仅位高权重，更关键的是，由于重文轻武的缘故，在此之前，这个职位基本上都由文官把持，狄青开创了宋朝以职业军人而官拜枢密使的先河。

荣耀吗？当然荣耀，但即使获得这种绝无仅有的殊荣，依然无法改变文官集团骨子里对武将的轻蔑和鄙视。

不久之后，狄青回京赴职，因路上耽搁迟到，前来迎接的一班枢密院官员不过多等了几天，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口吐芬芳：

“迎一赤老，累日不来”

“赤老”本是民间对行伍之人的蔑称，可见即使官至中枢，此时的狄青在下属的眼中，仍然是个低贱的武人。从此之后，狄青又多了一个颇具侮辱性的名字——“赤枢”。

同僚的侮辱倒是其次，更为关键的是，狄青这样的武将，掌握军政大权违背了赵宋分离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制度设计,也触犯了宋太祖、太宗两朝以来形成的以“防弊之政”为核心、以“崇文抑武”为基调的祖宗之法。

所谓福兮祸所倚，就在狄青走上人生巅峰的同时，文官集团各种形式的攻击和诽谤接踵而至。

在“反狄”的浪潮之中，名臣欧阳修最为卖力，“六一居士”多次上书仁宗，奏折中极尽污蔑与贬低之词，要求罢免狄青枢密使之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阳修等大批文人，和狄青并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只是因为“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出于对国家和君主的责任，让他们有义务要站出来。

这些自诩国之栋梁的文人，这些“正义凛然”的士大夫，怀揣着对国家的使命感和无限忠诚，将毫无根据的指责、无情的舆论讨伐指向了无辜的枢密使狄青。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武将掌权便是狄青的原罪。

关键时刻，仁宗还是顶住了来自文臣集团的压力，选择支持和相信战功卓越且忠心耿耿的狄青。

但是另一政坛大佬，同平章事文彦博加入了弹劾的队伍，迅速打破了这种平衡。

面对仁宗“狄青是忠臣”的言论，文彦博抛出了那句后世流传甚广的名句——“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

太祖即赵匡胤，后周世宗柴荣对赵匡胤也很信任，结果柴荣一死，手握重兵的赵匡胤立马黄袍加身，夺了柴氏江山，这是天下皆知，无可辩驳的事实。

终于，这句让仁宗哑口无语的反问，成为了压垮狄青的最后一根稻草。

公元1056年，狄青被免去枢密使之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衔，出知陈州。

所有人，包括狄青自己都明白，无论此时虚衔多么荣耀，离开京城，实际上与流放无异。

可怜年近半百的一代战神，不仅遭受无妄之灾，在失去皇帝的信任之后，时时生活在惊惧与担忧之中，惶惶不可终日。

个人的际遇是群体的缩影，个人的悲哀是时代的不幸。哪怕强如狄青、岳飞之辈，终究无法逃脱命运早已安排的枷锁和牢笼。

仁宗嘉祐二年，京城开科取士，涌现了苏轼、苏澈、曾巩、程颢、张载等不世出的人才，开创了中国封建科举史上最为辉煌的千年“龙虎榜”。煌煌盛世，璀璨文星，共同织就了大宋波澜壮阔、流光溢彩的绚烂画卷。

同年三月，远在数百里外的陈州，风雨交加的夜晚，戎马半生的名将狄青，却在忧愤与恐惧中孤独地合上了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