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及其变法，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吗

一、张居正改革是导致明朝灭亡吗？

但造成明朝灭亡的各种因素，绝非是张居正改革失败后才出现的。最迟从正统年间以来，这些因素就一直存在，而且总的趋势是越来越恶化。

明后期出现的两次改革，只不过是暂时抑制了这些因素的危害性，而并不能从根本上清除这些因素，更不可能消除这些因素产生的深层根源。易言之，明后期的两次改革，尽管在防止宦官专权、提高行政效率、缓解财政危机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很大局限。

从根本上说来，无论是嘉靖新政还是张居正改革，都是以振弊起衰为宗旨、这些改革在清除积弊方面的作用较为明显，而在制度建设方面虽然不乏创新和改革，但总体说来力度不够、进展较小。再加上改革总是会遇到阻挠和挫折，因而未能造成一套更加合理的制度结构，也未能巩固执政集团的合法性基础。

从政治体制的角度观察，明后期的整顿和改革，都是由内阁——首辅尤其发挥着关键作用——推动的。这与内阁地位的提升和权力的加重是分不开的。自永乐以来，内的地位虽有逐渐上升的趋势，但由于受到诸多限制，真正能够有所作为的阁臣并不多，三杨辅政只是英宗幼年登基出现的特例。

到武宗去世后，在长达37天的皇位空缺期，大学士杨廷和“代演王”，这一偶然事件极大地提升了内阁的权力和影响。世宗即位后不但接受了这种新的体制格局，而且在议礼新贵接掌内阁后，还积极采取措施扩大内阁的权限，使内阁“排六卿而成相之尊”，为推行“嘉靖新政”提供了保证。嘉靖中后期，内阁首辅多以青词取宠，在政治上无所建树，但其地位和权势并未降低。到万历初期，张居正利用幼主在位的难得机遇，把阁权扩张到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部权尽归内阁，迎请事如属吏“。正是内阁力的这种空前膨胀，为他提供了推行改革的坚实的权力基础。

但是，内阁地位的提高和权力的膨胀，并未使它获得法定的行政决策权，也未形成以它为中心的制度化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于内阁权力的扩张、皇帝的态度是矛盾的：

一方面，内阁职能的充分发挥，有助于皇权切实有效地行使，因而皇帝往往会鼓励阁臣积极主动地参决大政；另一方面，阁权的伸张，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侵蚀皇权，因此嘉靖以来的历任首辅，最终都难以避免与皇权发生冲突，以致鲜有善终者。

万历后期，阁臣叶向高曾评论说：

祖宗设立阁臣，不过文学侍从，而其重亦止于票拟其委任之权力，与前代之宰相绝不相同。夫以无权之官，而欲强作有权之事，刚势固必败：以有权之事，而必责于无权之官，其望更难酬。此从来阁臣之所以无完名也，抑亦所居之地使之然哉!

叶向高的评论，既是对自己所处地位的感慨，也是对以往历史经验的总结。

可以说，自嘉靖初期到万历初期，内阁的权力扩张提高了其政治影响力，但同时加深了皇帝对阁臣的疑忌，这对此后的明代政治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嘉靖到万历初期内阁权力的膨胀，对此后的明代政治还造成另一种负面影响，这就是加剧了官僚集团的分裂，损害了执政核心的威望。嘉靖初年，世宗扩大阁权的目的，是为了造就和巩固以自己为核心、以议礼新贵为基干的权力中心。

议礼新贵们掌控了朝局之后，便“报复相寻”、“日以报怨为事”，不仅将“大礼议”对立派排斥一空，同类之间也相互排挤倾轧，正如《明史》所说，“欲力破人臣私党，而已先为党魁”。这使得内阁在权力膨胀之始，便成为党派纷争的中心和源头。

此后的历任阁臣，特别是首辅，无不采用拉拢与打击并用的手段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他们这样做，固然可以造成一个由自己主导的强势政府，贪鄙如严嵩者可借以牟取私利，强干如张居正者可借以施展抱负，但另一方面，也必然要受“窃权罔利”、“招权树党”、“蔽主殃民”之类的批评，而且他们打击异己的手段越是猛烈，招致的批评越是激烈。

在这样的情况下，内阁不可能成为集中官僚集团普遍意见的机构，也不可能树立起为士大夫阶层普遍认可的道德形象。换句话说，内阁的权能虽然扩大了，但它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却削弱了。

张居正去世后，上述负面影响日益深刻地显露出来。影响之一是内阁的权力急剧萎缩，地位急剧下降。从神宗一方来说，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张居正那样的权臣，他有意挑选阿谀奉承之人入阁，甚至为了避免“大臣植党”，特意起用“林居者及久废者"；而对性格慧直、敢于直谏的阁臣，往往不能容忍，使其难于久安其位。

如王家屏“性忠说，好直谏”，屡次激怒神宗，“柄政止半载”即“以戆直去国”；沈鲤“遇事秉正不挠”，神宗嫌其“方鲠”，也令其致仕。从阁臣一方来说，他们鉴于嘉靖以来首辅多不得善终的教训，也奉行明哲保身的策略，“以阴柔为和平，以愦眊为老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在一次召对中，申时行曾表白说：

“臣等才薄望轻，因鉴前人覆辙，一应事体，上则禀皇上之独断，下则副外庭之公论，所以不敢擅自主张。”

副公论是假，禀独断是真，申时行能长期任首辅，就是因为他“务承帝指，不能大有建立”。

王锡爵、赵志皋、张位、沈一贯、方从哲等人在阁，亦莫不如此。对于这些首辅，《明史》曾作出这样的评论：

“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依阿自守，掩饰取名，弼谐无闻，循默避事。”

负面影响的另一表现，是官僚集团内部的分裂和纷争日益加剧。从嘉靖初期到万历初期的历任首辅，其人格形象在士大夫们眼里都不太良好，也无人能完全避免遭到措辞严厉的弹劾；但他们在宠信未衰之时，一般都能得到皇帝的支持，采用打击报复的手段钳制人言。

到张居正去世后，被内阁压抑已久的言论迅速爆发出来，张居正的所作所为受到猛烈抨击。为了收买人心，巩固权位，张居正之后相继出任首辅的张四维、申时行等人：

“务倾江陵(张居正)以自见，尽反其所为，所裁冗官秕政，一切复之，博悼大之名”。

但他们的这种行为，只是葬送了张居正的改革成果，造成“纪纲陵迟，侵渔日恣，吏贪而民玩，将惰而兵骄，国储荡然，基无穷之祸”，而未能提高内阁在士大夫阶层中的道德威望和亲和力。相反，言论对内阁的批评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赵志皋在任首辅时曾愤恨地说：

“同一阁臣也，往日势重而权有所归，则相率附之以媒进；今日势轻而权有所分，则相率击之以博名。”

可以说，在“倒张”浪潮过后，内阁与言路很快就形成水火不相容之势。阿附皇帝的内阁，既无力压制舆论，又不肯接受正直派官员提出的某些合理建议，以致朝廷沉陷于纷争漩涡而不能自拔，在任何政策上都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当内阁陷于依阿无为、官僚集团内部的纷争和对立日益激烈的时候作为最高权力体现者的神宗，也日益沉溺于荒怠淫逸的生活而不能自拔，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明王朝的政治危机。

二、改革的局限性

明后期中央层面展开的两次改革，都涉及到财政问题。但在嘉靖新政中财政问题并不是受到关注的中心问题，朝廷只是通过裁减冗员等措施缩减了财政支出。到张居正改革时，财政问题成为改革的中心问题之一，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应看到，张居正对于财政的整顿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他主要是加强了对开支的控制和对征收的压力，而并未较大地触动明朝的财政制度的结构，也就不可能消除造成财政危机的深层根源。

具体而言，其局限性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皇室财政表现出数额巨大、随意取用的特征，而官僚集团又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约束。

即使在主幼臣强的万历初期，也必须部分地满足皇帝要求索取金银的要求，张居正未能也不可能建立一套对皇室财政的约束机制。

其二，明初建立的财政制度，其基本结构和原则一直延续下来。虽然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但除了财政的货币化幅度不断扩大外，政府未能对财政结构做出相应调整以扩大税源，张居正在这方面亦未能有所作为。

其三，明代中叶以后，成为主要流通货币的白银在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白银始终未能铸币化，这必然会导致国家控制财政运行能力的降低。隆庆到万历初期曾试图整顿钱法以增强铜币的功能但并无实际效果。

其四，明代身份性地主欺隐田粮、转嫁负担的行为，严重影响了税源的稳定。张居正通过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法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赋役不均问题，但却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问题，更无法改变造成这一问题的社会经济基础。

其五，在税源未扩大的情况下，要做到财政充裕，只能加强征税力度。张居正当政期间，“有司以征解为殿最”，地方官员的征税额必须达到当年应征额的十分之九才算“及格”，同时还要带征以前逋赋的十分之二，“是民岁输十分以上也”。这固然保证了国家税收，但同时也加重了百姓负担。

面对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明朝统治集团唯一能想出的办法，是更加残酷地搜刮民脂民膏，长期推行竭泽而渔的掠夺性赋役政策。

如前所述，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开始，神宗派遣大批宦官为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搜刮民财。神宗为这种举措找出的借口，就是缓解国家的财政危机。

明后期另一项大为民害的财政措施，是三饷加派，其中“辽饷”用于对后金战争，“剿饷”、“练饷”用于镇压农民起义。加派之法，自正德以来曾几次实行，但均限于局部地区，而且数额不大。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加派，是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加征辽饷开始的。明后期掠夺性赋役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加重了百姓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降低了民间经济的活力。神宗派遣矿监税使后，原本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受到严重摧残。

可以说，明后期实行的竭泽而渔的赋税政策，不但解救不了明王朝的危机，反而极大地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导致“民不堪命，群起为难”，从而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也阻滞了明后期的社会转型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