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为何放弃蒙古沿用多年的律法

前言

在古老的蒙古大草原上，律法如同大地一样沉重，千年岁月中承载着蒙古民族的风雨沧桑。然而，当忽必烈创建元朝的历史时刻降临，一个耐人寻味的谜题浮现：为何他会毅然放弃蒙古沿用多年的律法，而选择引入中原的律法体系呢？

一、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建立大蒙古国

1206年，成吉思汗成功统一漠北各部，建立了大蒙古国。这标志着蒙古铁骑正式踏上征服的道路。

成吉思汗是一个智勇双全的领袖。他深谙用严酷军法来统领这支蕴含原始野性的铁骑部队，所以制定了一系列称为“大札撒”的法规。这些法规以蒙古族的习惯法和军事律法为主要内容，极为简单，主要适用于治理游牧生活的蒙古人。

但成吉思汗的胸中，却始终怀揣着更大的征服宏图。他在世时，已经征服了西辽、花剌子模、西夏等国。

成吉思汗也明白，想要有效统治这些不同于蒙古草原的地区，必须建立适合当地情况的法制。所以自1206年建国之始，蒙古法制就面临着从“法之不立”到“汉法融合”的转变过程。

二、蒙古灭金，逐步控制中原

成吉思汗虽有统一中原的雄心，却因病于1227年去世，其蒙古帝国也陷入内斗。直到1260年，拖雷之子忽必烈在内争夺汗位的斗争中获胜，这才有机会实现其祖父的遗愿。

1234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拖雷攻占了金朝中都开封。此役标志着金朝这个割据中原150多年的政权终于覆灭。拖雷十分重视法制建设，下令学习汉人法律，编写蒙汉合璧的法典。但不久后他便英年早逝，其弟弟蒙哥继位后，蒙古法制建设再次陷入停滞。

而这时的忽必烈，已经是蒙古汗国中实力最强的王子。他渴望征服中原，建立自己的汗国。灭金后的12年间，蒙古逐步控制今山西大部分、河南北部、陕西关中等地区。为了安抚汉人官僚地主阶级，忽必烈采取怀柔政策，并积极学习汉法汉制。

直至1271年，忽必烈终于建立元朝，正式取代蒙哥，结束了漫长的蒙古内乱。但此时面对的，是一个文明古老而复杂的中华帝国。建立什么样的法制与当地相适应，关乎蒙古汗国能否长期统治中原。

三、禁用金朝法律，元廷法制初步形成

忽必烈于1260年夺得汗位，1271年建立元朝。初期元廷统治下的中原地区，暂时沿用已亡金朝的法典《泰和律义》进行裁判断决。但忽必烈明白，这只是权宜之计。他积极准备建立元朝自己的法制，来征服地的百姓。

1271年元朝建国的同时，忽必烈果断下令全面禁止使用《泰和律义》。取而代之的是元廷新颁布的各种单行法条格，它们简单而专断，反映了鲜明的蒙古风格。这标志着以条格、条例为主体的元朝法制初步形成。

但条格苛刻的性质与中原法理格格不入，使得元初法制在实施中困难重重、法不可依。许多汉族官吏百姓对此也极为不满。这迫使元廷必须建立系统、完备的法典，才能真正治理好中原的士大夫和勤政爱民的百姓。

四、编修法典，号称海内

两个多世纪的统治经验告诉忽必烈，想要战胜南宋，必须首先获得北方汉人的支持。而建立完善的法制，是士大夫服膺外族统治的必由之路。

1291年，忽必烈下令汉族官员何荣祖等编写治民法典。这部简明的《至元新格》很快颁布实施。不过由于条文过于简略，元廷司法实践中仍需要大量参考被禁用的法规，未能真正建立起严密法制。

1314年，元英宗时期终于命修纂实施了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法典——《大元通制》，又称《元典章》。它融合蒙古与汉人法律，号称“海内”。之后又有修订本《至正条格》的颁布。

但这些元代“法典”，都不能与唐律那样体系完善的大部头成文法典相提并论。它们主要只是将历年各色条格条例编在一起，法典之名，编年提要之实。在司法实践中，元廷官吏仍需参考被禁的旧金法和违背蒙古习俗的唐律条文。

这导致了元朝法制的混乱，虽有成文法典通行天下，却仍“无可执法”。直至元亡，都没有真正建立系统严密的法制体系。这也是元朝最终没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元朝法制的融汇特色

尽管元朝法制有诸多漏洞和不足，但它融合蒙汉法律、兼容汉人习惯的努力与成果还是值得肯定的。这为蒙古王朝终结五代分裂局面、有效统治中原一个世纪奠定了基础。

元朝沿袭唐宋传统的“五刑”体系，同时结合了蒙古惩罚最残酷的凌迟之刑。这既体现了蒙古人崇尚武力的文化特征，也保留了汉族重文轻武的理念。

在民事法方面，元朝规定妇女丧失对娘家财产的继承权，这反映了蒙古遗产继承的习俗，保障了蒙古贵族的利益;继承顺序中优先子女而不是配偶继承，也是蒙古传统家族观念的体现。

但元朝也吸收了宋朝的理念，允许“在室女”全份继承绝户家产。这体现了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精英，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维护妇女权益，吸引士大夫百姓的支持。

这样的融合就像一柄双刃剑。它既考虑到蒙古贵族的利益，也兼顾到汉族士大夫和百姓的情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族矛盾与镇压力度。这是元朝持续统治中原一个世纪的重要法制基础。

六、完成祖训而未竟其功

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曾下达命令，要求后代“共治天下，蒙汉一体，立法典以行之”。也就是说建立一个蒙汉合璧、兼容并蓄的共同法典。

但遗憾的是，这项宏伟蓝图最终没有实现。尽管有《大元通制》等多部法典的颁布，元廷编修法律的工作还是显得划拉草率、缺乏系统性。这成为阻碍元朝完善法制、也成为其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

如果忽必烈能够完成成吉思汗的遗愿，建立真正完备、严密的蒙汉合璧法典，那么也许元朝就能够更长远地统治中原，亦或是演变成一个多民族共荣的帝国。遗憾的是，这样的可能性仅仅停留在虚无飘渺的想象中。

七、结语

综上所述，元朝选择中原法制而非蒙古法制的重要原因，是后者不适合管理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

但元廷的法典编纂工作一直没有真正完成其历史使命，这成为元朝法制最大的漏洞。尽管如此，元朝“因俗而治”的立法融合体系，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使蒙古王朝得以统治中原一个世纪之久。

如果元朝法制能够趋于完善、形成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大元帝国的历史可能会迎来全新的篇章。但历史无人能够重来，成吉思汗的宏愿也只能如一枚不为子孙们解开的铜钥匙，沉默地躺在他长眠的土地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