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说的叛逆精神

本文转自：四川政协报

董说的叛逆精神

——读《西游补》■庞惊涛

明人董说的《西游补》是一部被低估了的小说——大约自《西游记》诞生后，读者总是被悟空降妖伏魔的胜利者情节所固化，完全不接受他自己被自己打败的思维。所谓“补”，一是补其缺漏，二是补作者自己的理想。若是以理想论，所谓缺漏其实也是自己的理想。关于《西游补》的现代性，前论已多，兹不谈及；再说其未来性，所谓万镜楼的意象，对未来文学想象的启发，将是无穷尽的；然而最后我想说的是它的批判性——这一点或许是前述论家所未深及的一点。

董说逝后的300多年来，能从灵魂深处理解他的癖与病、性与情的当代人，实在可以称得上寥寥。大约在物质主义至上的今天，董说这样的反物质主义完全是不可能的存在：他几乎有点恶作剧地站到了物质主义者的对面，以一种病态的激情爱着世间种种的虚无。

但具体到他深爱的雨、镜子，以及云霞、长满青苔的小路、钟声、焚香等，还介于虚无和实有之间，并非彻头彻尾的虚无。彻头彻尾的虚无，只有冥想和梦。将这些介于虚无和实有之间的物事和彻头彻尾的虚无联系在一起，我们会发现，他的叛逆其实有一种现实的进阶关系，并非凭空而起、一骑绝尘的——这当然和他的身世经历以及时代之变有相当的关系。他自身的家族和他所处的时代可是实实在在地经历了惊天之变。如此就好理解他的癖好或者病态，甚至说，他的叛逆性就有了可以理解的背景：有人佯狂避世，他，便在由实到虚的癖好里避世。

经由他的叛逆性，我便注意到《西游补》里从人物形象、性格到情节设定的批判性。董说不过是借悟空之口与悟空之行，来浇自己的块垒，说自己的理想。

第一个显著的批判，见于第四回。他借悟空看榜的情节，批判“纱帽文章”：

“老孙五百年前曾在八卦炉中，听得老君对玉史仙人说着：‘文章气数：尧、舜到孔子是‘纯天运’，谓之‘大盛’；孟子到李斯是‘纯地运’，谓之‘中盛’；此后五百年该是‘水雷运’，文章气短而身长，谓之‘小衰’；又八百年，轮到‘山水运’，便坏了，便坏了！”……一班无耳无目，无舌无鼻，无手无脚，无心无肺，无骨无筋，无血无气之人，名曰秀才；百年只用一张纸，盖棺却无两句书！做的文字，更有蹊跷混沌；死过几万年还放他不过；尧、舜安坐在黄庭内，也要牵来……你道这个文章叫做什么？原来叫做“纱帽文章”！会做几句，便是那人福运，便有人抬举他，便有人奉承他，便有人恐怕他！

董说16岁补廪，20余岁善观天象，而无意功名。他没有凭读书跻身正途，因此没有受制科之文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几百年制科之文的弊端有深刻的认知。所谓坏了的“山水运”之文，其实就是“纱帽文章”——为求功名做官，和“山水运”何关？大约官运关乎文运，文运又关乎国运，便有人抬举和奉承。这样的批判，大约也只有放在纲纪松弛、国运日衰、民心日颓的明末才敢说出——虽然借了悟空的口，却仍然不免有妄议的危险。然而，其更深层次的意义或者价值还在于：悟空何人哉，不过一个泼猴，哪里懂文运这样高屋建瓴的问题，即便是听玉史仙人说，也断无兴趣和耐心一味听其讲下去。这情节要放在《西游记》里，应该是玉史仙人刚起了个头，便被悟空打断：仙人且莫多说，俺老孙最听不来此等话。而《西游补》里的大圣，不仅认真听完了，还不免发一番议论，岂不怪哉！董说此笔，岂是闲来无事的多此一举，当是此中有真意存焉。“自中国愁苦，达士皆归梦乡！”将董说自己在《梦乡志》里那句话改一改，便明白这样的批判性确立的价值和意义：自文运大坏，才士皆在榜外！

第六回，行者化身虞姬，与项羽周旋。高台上，行者“红着桃花脸儿”，指着项羽一顿好骂：“顽贼！你为赫赫将军，不能庇一女子，有何颜面坐此高台！”项羽只是哭，也不敢答应。读者诸君切莫错过此等闲笔，此中也有董说的抱负和寄托。浅处说，是为女子托言；深处看，其实是骂晚明那帮官员，不管文臣还是武将，你们枉自文韬武略，掌权带兵，只知道争权夺利，而没能力保家卫国，最后落得个生灵涂炭、国破家亡。明何以亡？家何以不存？董说在反思中警醒，在警醒后便有了这样的批判。项羽之“只是哭，也不敢答应”，照见了晚明君臣既无能力、又无血性、只有苟且的残酷现实。另一处，行者化身的虞姬，用手扶起项羽：“常言道：‘男儿两膝有黄金。’你今后不可乱跪！”此处也不是闲笔，大约是借此影射1645年，钱谦益在南京跪迎多铎一事。在董说看来，钱氏这一跪，士大夫气节失了事小，一个民族的脊梁从此断了事大。钱氏当年这一跪，在明人内心里造成的震荡可见一斑。董说写《西游补》时，大约对这一跪的恨意还难以平复，所以便借了行者之口，面是不忍，实则是心含讥刺。

《西游补》深刻的批判性，还体现在它借助历史人物之口，完成对未来的鉴照。第十回，行者署理阎罗王事务，第一桩就是公审奸相秦桧。行者罚秦桧喝人脓酒，秦桧叫屈：

“今日这个人脓酒忒不快活！咳！爷爷，后边做秦桧的也多，现今做秦桧的也不少，只管叫秦桧独独受苦怎的？”行者道：“谁叫你做现今秦桧的师长，后边秦桧的规模！”登时又叫金爪精鬼取锯子过来，缚定秦桧，解成万片。

这一段文字读来颇解恨。不仅在于行者让秦桧喝人脓酒以及将秦桧解成万片的惩罚，还在于他在秦桧叫屈时说的那一番道理。“规模”二字可作“楷模”读——这里自然是贬义的。秦桧之可恶，不仅在通敌于金、枉杀岳飞，更在于他开了一个千古奸相的坏头，让后世效法。所以，他“后边和现今做秦桧也多”的叫屈，恰是署理阎罗王的行者最为痛恨、又势必严惩不贷的大恶。这不是行者的识见，而是董说的识见，也是世人的识见。后面行者让牛头鬼送书太上老君，太上老君的回书像极了顽固而无情的皇权，“玉帝大乐，为大圣勘秦桧字字真、棒棒切也”，又说到凿天一事，“其说甚长，面时再悉”。你看，说了这么多闲话，断不肯多几句言语在岳将军冤屈这一事上，慰勉的话都没有，就更不指望他对这样的冤屈有怎样的表态了。这送书与回书的桥段，真是妙极。行者看完信，大笑道：“老孙当初在莲花洞里原不该钻坏了他的宝贝，这个老头儿今日反来尖酸我了！”这等情节设置以及对白安排，精巧而细密地呈现了董说借助《西游补》表达的深刻批判性，解颐之余，不免深深叹息。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董说的叛逆精神和《西游补》的批判性，恰好是这个时代最为稀缺的。它超越了“想象瑰丽”和“禅意深湛”两种意象，成为这部神魔小说给予那个时代以及未来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