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过度强烈的挣钱动机有损人的积极情绪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过度强烈的挣钱动机有损人的积极情绪

2021年9月23日，北京。人们在环球影城围观巡游表演。（图/视觉中国）

2023年年初，清华大学幸福科技实验室完成了一份4万人的调查，调查主要围绕人的心态、情绪、积极品质等展开，其中一项结果显示，中国的中产阶层不开心。

疫情之后，中国社会迎来更加严峻的下行压力，既要应对国内经济结构转型挑战，又要面对复杂而多变的国际环境。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认为，此时，大众心理问题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他在《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一书中写到，在很多国家，富裕的人通过把自己跟那些较穷的人进行比较而获得满足感。

但是我们发现，中产阶层和穷人往往更愿意与比自己收入更高、事业更成功、社会地位更优越的人进行比较，换句话说，我们倾向于跟社会等级比自己高的人进行比较。或许，这正是中产阶层不开心的症结之一。

《新周刊》从社会心理学出发，就中产生活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专访了彭凯平，以下为彭凯平的自述。

不开心的三大原因：收入下降、不确定性和心态调整

在中国，中产阶层群体画像为：接受过大学教育，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有房有车，有一定的存款，以年龄为40—50岁的中年人为主。他们不愿意被称为中产，更不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中产。

1978年之后，中国有一批中产早期是靠做小生意成长起来的，后来再次回归中国的传统——学而优则富。

目前，中国绝大部分中产属于知识精英，通过个人奋斗，赶上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期，从事的行业多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战场有关，比如计算机、信息科技、商业管理等。

改革开放初期，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曾大胆地预测，20世纪末，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达到100万人。

实际上，中国的中产阶层人数早已超出了这组预测数据。

如果按照年薪百万以上为分界线，中国有3000多万人为中产阶层；如果按照2017年国家统计局的测量，中等收入群体达到4亿人。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中产阶层占比并不算高，我们还有一大部分人并没有真正富裕。

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的中产更愿意与社会等级比自己高的人比较，希望自己不断进步、不断积累财富。

相对而言，他们也很累、很苦、很焦虑，很害怕“阶层停滞”甚至“阶层下滑”，这些正是中国中产阶层的心理画像。

据分析，中国的中产阶层不开心的原因包括实际收入下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心态调整等三个方面。

疫情以来，实际收入下降是中产阶层最直观的感受之一。

过去，中国经济的发展非常快，大部分人会产生一种过高的乐观主义估计，这也被称为“路径依赖”。

这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提出的，意思是说过去一直快速发展，未来也定会快速发展，但现实社会充满了“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不得不正视疫情影响、就业低迷、经济增速放缓等现象。

当过去的经验无法应对未来的风险时，这种不可预期的危险、不确定的感受，使中产阶层产生巨大的不安全感与焦虑。

人们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造成中产阶层心态问题的根源，在心理学上被称为“价值方程不对称”。

这是知名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人们对得到与失去的价值并不等同，比如降薪、降职的心理冲击远远大于曾经的涨薪与升职。

这和“升米恩，斗米仇”“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等现象背后的心理机制如出一辙。

真正的自由，是可以不做什么

1997年5月，我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去伯克利心理学系就职后，月薪从数千美元迅速增长到了一万美元以上时，我终于有机会踏入中产阶层的门槛。

当时，我最大的感触就是金钱使用的自由感，可以去旅游、去迪士尼、去坐游轮……但这种幸福感会随着时间逐渐消失。当然，我个人进入中产阶层的案例比较特殊。

如果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观点，当中国中产满足基本需求之后，他们应该有更高的自我实现需求。

但我们发现，恰恰不是，中国的中产完成自我追求的需求并没有发生变化，他们依然关注赚更多的钱、当更大的官、得到更高的地位。

换言之，中国的中产阶层很难感受到自己已获得的成就。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社会地位，会有不同的追求。

2021年11月29日，上海。人们在“躺着蹦迪”酒吧消遣。（图/视觉中国）

当自我达到脱贫致富的目标，应该尽量帮助身边的人、周围的人脱贫致富，这才能让社会真正和谐发展、良性循环，才能真正守得住财富。

在现实生活中，收入的增加并不一定会给生活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我在《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有写，人的适应能力让我们通常高估了自己从某一事物中持续获得快乐的可能性；

比较的心理倾向使得我们在评价幸福感时更多地依据自己的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的高低；

收入的增加对幸福感的影响会逐渐减小，当收入的幸福感边际效用到达零时，个人的幸福感就会进入饱和状态；过度强烈的挣钱动机有损人的积极情绪。

到底什么是幸福？我经常讲幸福不是一个目标，而是一种身心体验、一种方法技巧，看得见，摸得着，抓得住。

比如我们看到孩子的笑脸、春天的鲜花、灿烂的阳光，这些让人感觉到舒服的感受，都是幸福的体验。

在我看来，还在为房贷、车贷发愁的人，并不一定达到了中产阶层，可以说他们是预中产、即将步入中产阶层的群体。

如果你还在做自己不喜欢干的工作，还在一个欺负你的老板手下干活，至少你在心理上没有成为中产阶层。

2008年，我接受了帮助清华大学复建心理系的任务，并决定从社会需求、科学发展的角度推动积极心理学的发展，这成为了我人生新的意义。

当个人收入到达一定阶段，我发现真正的自由，不在于自己想做什么，而在于自己可以不做什么。

我认为，当我不再为五斗米折腰时，才是真正的中产阶层的真实体验。

中国需要幸福教育

从人类进化角度来讲，人的本能是消极导向，纵观心理学的历史，大量心理学家对抑郁、焦虑、强迫症、愤怒等消极情绪的研究，远远多于积极心理的研究。

直到1999年，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教授提出积极心理学，希望心理学家关注人的积极体验。

积极心理学不是心灵鸡汤，它有理论依据、科学研究以及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

过去15年，在我推广积极心理学的过程中，有人批评积极心理学，认为这不可能、不必要。

可是，在中国的发展路径中，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不就是要实现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吗？

中国人对幸福的理解，与家庭、社会的教育密切相关。我们的传统教育更强调培养孩子的吃苦精神，我们要为成绩吃苦，要为工作吃苦，要为生活吃苦……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俗话深入人心，也因此，我们的个体成长太过忽视感受幸福的能力的培养。

不可否认，吃苦精神在人生中很重要，但我们同样需要幸福教育，每个人都需要了解追求幸福是一件正大光明的事。我认为中国需要幸福教育，并且是一件急不可待的事。

这些年，我发现与其想方设法让别人开心，不如想办法避免让他人不开心。

当我们排除社会比较、公布排名、人际交往PUA、社会等级等制约幸福的障碍，必然会提高大众的幸福度。

一个真正可以解决问题的单位，他们需要具备解决问题、排除障碍的能力。

积极心理学是可以帮中产阶层有效化解心理危机的。首先，中产阶层要有乐观主义的理性，对当前的困境进行梳理和分析，此时的悲观情绪毫无意义。

调整心态，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行动，要去做事。

长时间的思考会抑制自我的行动力。

回顾过去，我们的祖父母、父母辈都经历了很长的困难时期，但是他们也活了下来，还养育了我们，并且现在的生活也不错。

接下来，钱可能会少一点，生活可能会困难一些，但只要我们认真地活着，就是我们的人生意义。

用积极心理学来作为支撑，调整自己的负面情绪。

当我们感觉心情不好的时候，正视自己的情绪，在出现郁闷、愤怒、焦虑、恐惧时，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深呼吸、抚摸自己、运动、唱歌、文艺欣赏、写作、谈心、倾诉……根据科学研究，这些方法都可以有效缓解负面情绪。

对于情绪不好的朋友，不要去开导，不要鼓励，要拉着他一起做运动、走出家门，多陪伴。

人需要一个强大稳定的社交网络，包括家庭、朋友、同事、志同道合的陌生人，当我们学会抱团取暖，互相关怀支持，彼此欣赏成就，这才是人类能够长久活下来的技巧和方法。

人的坚强毅力不来自个人的坚强毅力，而是来自其他人的协助和帮助，求助也是人类生存进化中特别重要的生存技能。

总而言之，只要我们能熬得住、守得住，大家的日子也能重新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