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温与桓玄：东晋权力斗争的父子二人

众所周知，桓温是东晋的大权臣，临死之前向朝廷求“九锡”之礼，结果被谢安、王坦之等人以拖字诀所阻，最终没能实现自己的皇帝梦，但也挽救了桓氏家族。

桓温死后，其弟桓冲尽忠王室，自解扬州刺史要职，率部回到荆州，将朝中大权让给谢安，因为他的存在，桓氏家族才未受到打击报复。

淝水之战中，桓冲保荐的襄阳守将朱序先是被擒后降秦，后又临阵大叫，立下大功，桓冲也因此先悲后喜，加上一直多病，竟在东晋大胜之际，发病而卒。

桓冲死后，桓氏家族彻底走向没落，继嗣的桓冲幼子桓玄（其他几子不是早死就是因反对桓冲被囚），虽然从小便表现出了枭雄之姿，但一直因为家族的原因不被重用。

桓玄，字敬道，据说其母马氏夜见有流星坠于铜盆，便以瓢接火珠吞服，过后怀孕生玄。因此，桓玄的小名就叫灵宝。这当然是以讹传讹的神话故事，但有一点却是真实的——桓玄从小就姿容端妍，聪慧不凡，桓温爱之，临终遗命以幼子袭其南郡公之爵。

桓温去世时，桓玄年仅六岁，当时，桓冲离任扬州刺史，原属桓温的文武佐吏来向他告别，桓冲摸着侄儿的头说：“这些都是你家的故吏啊！”桓玄听后泪流满面，众人皆感涕。小小年纪便知收买人心，可见他有多么的早慧。

然而，桓氏家族在桓温死后就逐渐疏离了朝堂，桓冲又一味的谦卑退让，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晋廷的疑虑，但也不再掌握权柄，这也影响到了桓玄。

桓玄长大后，风神疏朗，琴棋书画，无不关涉，又写得一手好文章。但由于朝廷一直疑忌桓家子弟，桓玄23岁时始得太子洗马这样的“素官”，根本没有实权，而且还经常遭到朝廷的奚落。

后来，桓玄更加不得志，他出任义兴太守时曾登高望远，叹息道：“父为九州伯，子为五湖长。”这时他就下定决心要为桓氏家族夺回大权，证明自己。

太元二十年（395年），桓玄辞官回荆州的治所江陵，途中经过建康，去拜见执政的宰相、会稽王司马道子。

司马道子为人非常好酒，经常“长夜之宴，蓬首昏目”，桓玄入见时，王府正在大宴宾客，于是也入座，席间他频频举杯，小心逢迎。

然而司马道子不知转错了哪根筋，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高言：“桓温晚年想造反，是也不是？”

大殿之上，顿时鸦雀无声。桓玄闻言，忙跪伏殿中。古人最重孝道，对桓玄来讲，一次有人误在他面前唤人“温酒来”，犯了父亲名讳，他就“流涕不止”。现在司马道子倒好，不但直唤其父名讳，还讲桓温当年要“作贼”，桓玄顿时就羞愧惧恨憎五味杂陈，如坐针毡。

尴尬之时，幸亏长史谢重离席跪拜，正色道：“桓大人黜昏立明，功超伊、霍。外界虽议论，更应由殿下定评，以正视听！”

没心没肺的司马道子这才有点酒醒，言讲“侬知侬知”，“玄乃得起”。

虽然有了台阶下，“玄益不自安，切齿于道子”，种下了日后谋反篡晋的根苗。

江陵是桓氏发迹之地，故吏宾客遍布。桓玄回到江陵后，荆州刺史殷仲堪欲借助桓氏长年治理荆州的威望而与其深交，而桓玄亦想借助其军力，发展自己的势力，于是二人一拍即合，“情好日密”。于是桓玄便在江陵蛰伏以待。

太元二十一年（396年）九月，孝武帝被张贵人蒙住头部，“家暴”而死，晋朝第二个痴愚太子司马德宗即位，朝政完全落入了他的皇叔司马道子手中。

然而这位面相俊美的王爷却是十足的绣花枕头一个，他竟然相信张贵人“因魇暴崩”的说辞，“遂不复推问”，堂堂一国之君被人谋杀，首逆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被后世传位笑谈。

本来以当时桓玄的地位、实力是不可能撬动东晋朝堂的，但无奈司马道子自己作死。

司马道子掌权后，天天的正事就是吃喝玩乐，“酣歌为务”，美尼淫僧遍布左右不说，平素宠信的，也多为奸佞小人。这些人打着他的旗号，广收贿赂，卖官鬻爵，侵压百姓，引起了许多朝廷大员的不满。

这还不算，司马道子还采纳心腹王国宝的建议，打算削弱方镇兵权，兵力强盛的青兖二州刺史王恭和殷仲堪，听到消息后，惴惴不安。这就给了桓玄机会。

王恭和殷仲堪都是当年孝武帝埋下的伏笔，他临终前下诏任自己的大舅子王恭为南兖州刺史，坐镇北府，任世族殷仲堪为荆州刺史，居于上流重镇，封自己的二儿子司马德文为琅琊王，以制约老弟的权力。

隆安元年（397年），深觉危险日近的王恭主动派人联络殷仲堪，商议共同起兵讨伐王国宝事宜，一直不得志的桓玄，也想混水摸鱼，便也撺掇殷仲堪起兵：“王国宝兄弟擅权，生杀任意，但王恭是国舅，他们不一定敢下手。明公是先帝旧人，他们很可能调您入京，夺去军权，到时怎么办？”

殷仲堪依然犹豫不决，桓玄又说这是齐桓、晋文的举动，司马道子懦弱无能，必能成功。

殷仲堪这才同意与王恭同盟起兵，而司马道子也没让桓玄失望，他听到两大强藩要起兵清君侧，便把一切问题推到王国宝身上，“乃委罪国宝”，责令他自杀，然后派人向王恭谢罪。

王兄弟的人头还真管用。王恭罢兵，退还京口。殷仲堪虽声附王恭，却一直犹豫未敢真正发兵，听见王国宝被杀的消息，才“抗表举兵”，遣部将杨佺期进屯巴陵。司马道子亲自写信劝止，殷仲堪也就顺坡下驴，率兵还镇。

于是一场风波暂时平息。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司马道子的世子司马元显才十六岁，以宗室得为侍中，但早熟老到，“少年有俊才”，他认为王、殷肯定会再次起兵，劝父早做准备。司马道子见儿子所见不俗，大喜，拜为征虏将军，配了大批兵将归他指挥。同时，又用宗室谯王司马尚之、司马休之兄弟为心腹，派司马尚之的参谋王愉（王国宝异母兄）出任江州刺史，以备王、殷两人的再次起事。

桓玄方面，见王恭、殷仲堪初次起兵无功而返，自己也没捞到便宜，便上书请求朝廷调任广州。司马道子正心忌桓玄在荆州与殷仲堪相互呼应，马上照准，调任其为广州刺史。桓玄虽受命，却在原地不赴任，拖延行期，以观时变。

这时豫州刺史庾楷又为报好友王国宝被当替罪羊杀掉之仇，以及对朝廷割其下属四郡由王愉掌管的不满，派儿子庾鸿游说王恭：“司马尚之兄弟现在掌握实权，目的是要借朝廷名义削弱方镇，现在他们谋议未成，应先下手为强。”

王恭早就怀疑司马尚之兄弟对外甥安帝不利，于是听从庾楷之议，于隆安二年（398年）通使殷仲堪、桓玄，再次起兵。

司马道子忧惧，不知所为。于是，他悉以朝政委儿子元显，自己则天天饮酒消愁。多亏元显还有点勇气，他命王愉守卫江口，自己则亲自率军陈兵石头城，以抵御叛军。

由于第一次起兵时徘徊观望，殷仲堪一直觉得很没面子。此次兴兵，殷仲堪急不可耐，但自己又不会将兵，便把指挥权统统交给时为南郡相的杨佺期。杨佺期为先锋，率水军五千先行，桓玄领兵继之。殷仲堪则自带二万军，殿后而行。

九月，杨佺期、桓玄刚兵至温口，王愉就一箭未发，仓皇逃往临川。

晋廷又硬着头皮，派卫将军王珣、右将军谢琰（谢安之子）带兵讨王恭，遣司马尚之将兵讨庾楷。

庾楷慷慨义气了半天，却一战即溃，单骑奔桓玄。桓玄有智有勇力，在白石大破官军，与杨佺期连兵直逼横江，司马尚之兄弟大败。晋军各路皆退，只得回兵固守石头城。

然而就在盟军形势一片大好之际，王恭军却发生了严重的内讧。

王恭用的是北府兵。北府兵大将刘牢之不赞成起兵，又受元显使者的游说，把王恭抓起来，送到建康处死。刘牢之也因此被晋廷晋为都督兖、青、幽、冀、并、徐、扬八州诸军事，完全取代了王恭的职位。然后率北府劲卒驰援京师，于新亭扎下大营。桓玄、杨佺期皆惊惧失色，退至蔡洲。殷仲堪数万大军倒没被吓倒，仍向京师逼近。

然而，不久司马元显又采用桓修（桓冲子）分化之计，宣布用桓修代殷仲堪为荆州刺史，任桓玄为江州刺史，杨佺期为雍州刺史。桓、杨二人都“喜于朝命，欲受之”，殷仲堪大怒，命将士退兵。桓、杨掌握不住部队，只得仍与殷合作。朝廷无奈，只得把荆州还给殷，殷仲堪也知道三人已生嫌隙，此行再无成功的可能，于是拔军南归江陵。从此桓玄屯兵夏口，杨佺期驻兵襄阳，三人貌合神离。

桓玄就利用殷仲堪的这一部分军士开始大肆扩充兵力，并逐渐强大起来。而这时的元显也趁父大醉之际，让朝廷解除了他的司徒、扬州刺史之职，由自己代任。道子酒醒后，大光其火，但已无可奈何。

这时又发生了孙恩起义，虽然刘牢之统兵镇压了孙恩，但他纵兵劫掠，使士民失望，而后来的刘宋开国之君刘裕则借势而起，成为当时名震一时的勇将，他“独驱千人”的神迹就发生在这一段时间。

在东部各郡被义军狂扫之时，西部也不太平。殷、杨和桓玄三人，各有特点。

殷仲堪虽然是个大孝子（其父病卧多年，他自学医术，长期“挥泪执药”，竟然瞎了一只眼睛），颇有美誉，确非将帅之才，他政事紊乱，只知施小恩小惠来安抚民心，而且生性多疑，缺乏决断能力，不是干大事的料。

杨佺期的远祖是汉朝望族，因渡江较晚，被名门大族看低一等，而他本人也确实粗矿不堪，鞭笞士卒，言语无忌是常有之事。桓玄与父亲比较，虽然稍有逊色，但才力仍在殷、杨之上。

殷仲堪欲联杨制桓，但又不能完全信任杨，这样的联合完全不能发挥威力。而这时朝廷还是执行分化策略，元显以为桓玄势孤，因此又加他为督荆州长沙、衡阳、湘东、零陵四郡军事。

元显这一手确实有效果，但他明显是低估了桓玄，高估了殷仲堪。

不久，杨佺期想先动手，袭击桓玄，然而殷仲堪却怀疑他的用心，苦苦劝止，又派堂弟殷遹屯兵北边驻守（防备襄阳的杨佺期），杨一人不足以单独举事，只得罢手。

然而，殷仲堪不动手，桓玄却先下手为强了。这年荆州大水，殷仲堪尽力救灾，把仓库存粮都用光了。桓玄登时便起了乘虚伐人的念头，他以杨佺期不救洛阳为借口，发兵西上，进攻江陵。殷仲堪召杨佺期来救，杨佺期认为江陵缺粮，难以拒敌，要他到襄阳去。殷仲堪心慌，就骗杨说已经集齐了大批粮食。杨佺期信以为真，领兵到江陵，才知上了当。桓玄兵到，打败杨部，杀死杨佺期。殷仲堪想北逃，也被追兵擒获杀死。

荆、襄都到了桓玄手中。隆安四年（400年），朝廷不得不依照他的意愿，任命他都督荆、江八州及扬、豫八郡诸军事，领荆、江二州刺史。

于是，桓玄使兄桓伟做襄阳刺史，侄子桓振做淮南太守。这样一来，西起蜀中，东到历阳、芜湖，就都在桓氏的掌控之内了。

司马氏已经危如累卵了，司马元显一伙却自我感觉良好。他与父亲各占一座府第，号为“东录”、“西录”，门前整日停满车马，欢宴宾客，他的亲信不是自命豪杰，就是自诩名士，遇上正事却百无一用。

元显本人更是骄傲自大，残暴好杀，他征发诸郡刚刚免除奴隶身份的大族附荫民户，强迁至京城充兵役，号为“乐属”，本来这些民户刚刚获得自由农身份，过上点小日子，忽然又变成了“兵籍”，自然心中怨恨。同时，大地主大世族对此也极为不满，因为晋廷的命令使他们损失巨大，由此，也对元显恨之入骨。晋廷的不得人心，使得江东诸郡百姓痛心疾首，纷纷思叛。

隆安五年（401年），原来被赶到海岛上的孙恩再次北上，五月，攻陷沪渎，杀吴国内史袁山松；六月，西进至丹徒，已有海船一千余艘，战士扩编至十多万人，建康为之震动。

桓玄听闻贼众进逼京师，立即集结部队，上疏请讨孙恩。元显害怕桓玄因此壮大，坚决不肯，他再次命刘牢之、刘裕出击，十一月，刘裕在沪渎、海盐破贼十万余，孙恩“由是衰弱，复缘海南走。”

但这时，桓玄已经拥有东晋三分之二的版图，他屡屡派人上献自己能为帝王的符瑞，借以惑众。同时，又连续上书说，司马元显父子任用奸佞，祸国殃民，要求朝廷惩治。桓玄的反心已彰。

于是，元显的心腹高参张法顺献计，用刘牢之为先锋，元显自率大军随后，讨伐桓玄。

然而不久，张法顺在面见刘牢之商议此事时，刘却表现出了畏难情绪，因此回报说，刘牢之不可靠，不如杀之，夺其兵，但元显不听，依然用刘牢之为前锋都督。

桓玄得到建康族人密报，说刘牢之来讨，也吃了一惊，北府军的战力他是知道的，于是想采取守势，坚守江陵。但长史卞范之谏劝：“元显乳臭小儿，只要兵临京畿，马上就会土崩瓦解。”桓玄这才发兵东下。

元显见了檄文，也是胆战心惊。三月，安帝在西池为他饯行，公卿满座，司马元显硬着头皮，慷慨激昂了几句，痛饮壮行酒，提剑上战船。但进了船舱，他却一直没敢下令开船。

而另外一头，也是患得患失，桓玄出发后，老是怕不能得胜，因此瞻前顾后，船行极慢，直到过了寻阳，还没发现官军踪迹，胆子才壮了起来。

如此看来，元显显然是无能之辈，但桓玄也不是真豪杰，还够不上枭雄的资格。

这是一次儿戏式的战争。桓玄军一鼓攻克历阳，但仅此而已。刘牢之到了建康西南的溧洲，便按兵不动。他听了桓玄所派说客的话，决心倒戈。儿子敬宣、外甥何无忌和参军刘裕都劝他不要，他固执不听。

刘牢之的算盘打得也很精，他打算先除掉元显父子，然后再找机会推翻桓玄，取而代之。但是他不知道一反再反，终于众叛亲离，陷入灭亡的境地，愚蠢至此，可悲可叹。

三月，刘牢之投降。桓玄兵到建康，只喊了一声“放仗”，元显的大军便土崩瓦解了。元显走马进东录，跟随的只有张法顺一人一骑。元显问父亲怎么办，道子连连摇头，不出一语，父子二人相对而泣。

桓玄浩浩荡荡入建康。晋廷以他为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一统文武大政，然后就是清算。

司马元显和他六个才两三岁的儿子，以及司马尚之、庾楷、张法顺等人被斩杀于闹市，司马道子先是被流放于安成郡，不久被毒死。

处理了会稽王父子及其党羽，桓玄又把矛头指向刘牢之。他任刘为会稽内史，削其兵权，刘牢之想要造反，但部下都不愿意。

刘裕认为“桓玄新近得志，威震天下”，此时反他是不可能成功的；参军刘袭说得更干脆：“将军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马郎君，现在又要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说完掉头而走，将佐僚属也多半离他而去。刘牢之走投无路，自缢而死。

刘牢之既死，桓玄除掉了一块心病。同年，孙恩也在临海被刘裕打得大败，逃奔岭南去了。

桓玄一步步向皇帝的宝座迈进。元兴二年（403年）正月，任大将军。九月，为相国，封楚王，加九锡。十月，逼安帝禅位。十二月，桓玄在姑孰即位，国号大楚。

但是桓玄却是志大才疏，他的王朝套用一句话就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桓玄新得天下，也颇想有一番作为，他黜奸佞，擢俊贤，百姓欣然，朝臣推戴。但没过多久，他的真面目便暴露出来，他奢华放纵，大兴土木，改造宫室；他于政事没有什么兴革，却只抓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如奏事的文书上写错了个别字，他就抓住不放，以示什么都瞒不过他，而积压的大量奏案，却不去处理；他又想废钱用谷，恢复肉刑，却朝令夕改，将政事搞得一团糟。于是“朝野失望，人不安业。”

元兴三年（404年）正月，益州刺史毛璩首先宣布讨桓，发兵东下。二月，刘裕和竟陵太守刘迈的弟弟刘毅、何无忌等又在京口起兵。属下说他们乌合之众，不足为惧，桓玄却认为：“刘裕足为一世之雄；刘毅家中存粮不满一石，赌起钱来却敢一掷百万；何无忌酷似其舅（刘牢之）……此三人共举大事，何谓无成！”认识倒也深刻，办法却一点也没有。

二月二十七日，刘毅先取广陵，同日刘裕又夺了广陵对岸的江口，得大才刘穆之，声势更壮。

桓玄得报，命吴甫之、皇甫敷率军拒敌。三月，二将与刘裕苦战江乘，均被斩首，全军覆没。而此时的刘裕，手下将士总共还不满两千。

桓玄得二将死讯，更加害怕，命桓谦率众二万在覆舟山待敌，他自己则命人备好船只，随时准备逃走。

三月初二，刘裕军饱餐既毕，抛弃余粮，推进到覆舟山东。刘裕命弱兵登山，多张旗帜。桓谦得探子回报，只知山谷中全是刘裕军，不知有多少，胆先怯了。刘裕分作几队，直前冲击。他身先士卒，将士人人死战，喊声惊天动地，又趁东北风急，放火焚烧，烟焰漫天。桓谦带的兵，大部分是北府旧兵，对刘裕又怕又服，都不愿为桓家出力，很快就溃散了。

桓玄得了败报，浮江而去，到了寻阳，又带上囚徒安帝，于四月中回到江陵。

回到根据地的桓玄口气依然很硬，他对外宣称自己是算无遗策，只因诸军违背了他的节度，才陷于失败。这虽然对稳定民心有一定作用，但对他知根知底的将佐却越来越对他不以为然。

桓玄仍想做最后一搏，然而峥嵘洲之战，他的水军被刘毅、何无忌一举击溃，而原因竟然是他在座船旁备有小舟，预备战况不利时先逃，属众知之，皆无斗志。

凡此种种，再次说明桓玄不是一个好的政治领袖，可能连枭雄都称不上。

桓玄回到江陵，见人心已乱，谁也不听号令，就带了少数随从出逃，在江陵以南的枚回洲，被益州兵杀死。

桓氏就此灭亡，晋朝也变成刘裕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