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亲密的“敌人”

本文转自：齐鲁晚报 □徐俊霞

我和母亲的对立从少女叛逆期就开始了,那时候我十一二岁,已经懂得保护自己的隐私。我不允许母亲进入我的房间打扫卫生,不允许她动我书桌上的东西,我从生活的方方面面拒绝来自她的关爱。

晚上,我学习到很晚才休息,母亲收拾完家务,端一杯红糖水送到我房间里。我冲她吼:“出去,我不喝!”母亲无奈地把水放在我的案头,悄悄地退了出去。其实母亲不识字,压根儿不会偷看我写的日记,也因为不识字,被我扔掉的任何带字的小纸片,她都替我细心保管,唯恐我还用得着。

我事事和母亲作对,却又处处维护她。有一次,母亲带我去奶奶家,伯伯正在看叔叔从部队寄来的信,母亲也凑上前去。伯伯一脸鄙夷:“你不认字,看什么看?”我大声嚷:“她不用识字,我就是她的眼睛。”我拿过信,一字一句、抑扬顿挫地念给母亲和祖父母听。从那以后,祖父母和叔伯再也不敢当着我的面说母亲的不是。

我感冒发烧,母亲带我去医院看医生。医生开了药方,她去药房取药。一会儿,她又返回门诊,问医生每种药一天吃几次,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医生不耐烦地说:“你这人,我给你在药包上写了,你怎么还来问?”站在一旁无精打采的我立刻像打了鸡血一样一把抢过药包:“不用他告诉,我看得懂。”说着,我气呼呼地拽着母亲往外走,惊得那位医生跌破眼镜:“这姑娘泼辣,将来长大了肯定不简单。”

我在老家读初中时,村里常有短视的父母让未成年的孩子退学,或去做小买卖,或去镇工厂做工。母亲眼红别人家的女儿在家帮衬父母,便指给我看谁家的女儿在学校门口摆摊,谁家的女儿在地毯厂扎皇宫毯。每每这时,我都一脸厌恶地瞪着她,倔强地把头扭向一边,无声地表示着抗议。

中考那年,母亲的心愿是让我读中专,早日毕业参加工作,为家里减轻负担。我执意不肯,闹着要读高中。她怎么拗得过我。暑假里,我摆摊卖西瓜赚学费,开学的日子到了,我一个人骑着单车、驮着行李去县高中报到。

家族里有位表嫂嘴碎,常在一些亲戚聚会的场合“教训”母亲:“小姨不该让表妹读那么多书,两个表弟将来还要盖房子娶媳妇,把钱都花在女儿身上不值得。”那位表嫂甚至断言,我读了高中也考不上大学,我考上大学也找不到工作。每次亲戚聚会之后,母亲都满含犹疑地望着我,她阻拦不了我做任何事,亲戚的话反而让她劳心费神。

我从小就是个有主意的女孩子,我写了两句诗向那位亲戚表达我志在必得的决心,也因此断绝了两家交好多年的亲戚关系。那位表嫂在亲戚间一直颇有威望,当权威受到一个孩子的挑战时,她脸上非常挂不住。表嫂找到母亲告状,在我家里撒泼耍赖。她给那位表嫂赔礼道歉,说尽好话。我图一时痛快闯下的祸,给我收拾烂摊子的那个人,却是我最瞧不上的她。

小时候我挨过母亲的打,一次是因为大弟,夏天的傍晚,外面电闪雷鸣,正是知了出洞的黄金时间,我拿着手电筒和塑料袋忙着去河边的树林里捉知了,大弟非要跟着我去,我只好带上他。母亲回到家里,见我们姐弟俩不在家,冒着大雨到河边找我们,把我们找回家后,便把我按在床上一顿暴打。另一次是因为我和堂弟打架,他骂我,我气不过往他脸上扬沙子,迷了他的眼睛。三婶向母亲告状,她不问青红皂白就在胡同里追着我打。

对于这两次挨打,我记忆犹新。长大后,我想起来就控诉她的不是,母亲苦笑着说:“打在你身上,疼在妈心上呢!”这话我信,她打我和弟弟的时候经常是自己流的眼泪比我们还多。

说实话,我长得没有母亲好看,个头也没有她高,她精湛的女红在十里八乡远近有名,她煎炸烹炒的手艺也说得过去,我没有继承她的衣钵,不精女红,不善烹饪,在生活中是个“低能儿”。然而在母亲的心目中,我一直都是她的骄傲和自豪,小时候,我学习成绩好,拿回家的奖状贴满墙。长大后,我凭自己的才华和能力,找到工作,买房置业,在城市里拥有自己的人生舞台。

母亲性情温顺,我性情刚烈,母亲胆小怕事,我胆大泼辣,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今生今世却做了母女。佛曰: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对母亲来说,我是个名副其实的“讨债鬼”。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保护她,不允许外人欺负她,可我自己却是欺负她最多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