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穆宗朱载坖的“垕”字之谜

（明穆宗朱载坖）

很多网友一直固执的认为，明穆宗隆庆皇帝的名字叫做“朱载垕”，也就是皇天后土的这个“垕”。

这个说法，实在是令人费解。

因为，由于隆庆皇帝本人在位时间大概也就六年左右，所以《明穆宗实录》体量很小，关于他本人的记载也不多，这本书甚至都没有记载过他的名字。

但是，他父亲嘉靖皇帝的《明世宗实录》中却明确的记载过：

上命皇第三子名载坖，第四子名载圳。

这句话的意思是，嘉靖皇帝给自己的第三个儿子（也就是隆庆）起名朱载坖，第四个儿子起名朱载圳。

而隆庆皇帝在接班当皇帝之前，是大明的裕王。

他做裕王的时候，藩邸里有一位教他文化的老师，叫做陈以勤，后来他在隆庆一朝也做过大学士和礼部右侍郎。

而在这位仁兄的墓志铭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

乃生而命名，从元从土...君意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隆庆皇帝这个名字，他一出生，他父亲就给他起好了，上元下土，正是个坖字。

除去这些比较权威的正史，隆庆的儿子万历在位年间，一些野史如《名山藏》，《两朝宪章录》，《皇明昭陵编年信史》都有“朱载坖”的明确记载。

甚至就连大明当时的藩属国朝鲜的一些史料，也记载隆庆皇帝的名字是朱载坖。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大量史料都明明白白的记载了明穆宗叫做朱载坖，那么他“朱载垕”的名字又从何而来呢？

（卢翰修书）

这个答案，要从万历年间一位叫做卢翰的文人开始说起。

卢翰其人，生卒年不详，除了在嘉靖年间考中过一次举人之外，没有在明朝担任过任何官职，大概是属于那种比较消极避世的清流派文人。

这位卢翰同志专著治学，写过一本叫做《掌中宇宙》的私史，在这本书中，卢翰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把“朱载坖”错写成了“朱载垕”。

卢翰写错了没有关系，问题是，后人修史，基本都要参考一下之前的史书，结果之后的文人朱国桢写《皇明史概》，以及谈迁写《国榷》的时候，就都参照了卢翰的《掌中宇宙》，把“朱载坖”写成了“朱载垕”。

而在清修《明史》的时候，很显然也参考了以上提及的几本史书，索性就硬生生的把“坖”字改成了“垕”字，就这样，“朱载垕”这个名字就以讹传讹，直到今天。

其实，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因为名字只不过是一个代号，虽然它往往寄托了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美好寄托，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想象。

叫张美丽的人不一定貌美如花，叫陈长生的人却偏偏是个短命鬼。

而提到朱载坖，我们最常能联想到的一个词就是：好色。

朱载坖的好色，从史料来看，并非天性，或者说即便是天性，朱载坖本人也把这种天性压抑了很长的时间。

这位在位六年就匆匆病死的大明天子的绝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在父亲嘉靖的时代中度过的，他大部分时间所要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谨言慎行的太子。

作为潜在的皇位继承者，本朝除洪武朝的太子朱标之外的任何一位皇子，他们在父亲的面前，必须要伪装出一副至谦至卑的样子来。

嘉靖这个人，有点神经质，喜怒无常，生杀予夺更加无常，老皇帝无论是对臣下还是对儿子都极其的不信任。

（明世宗朱厚熜）

所以，作为裕王的朱载坖在藩邸岁月中“姬御甚稀”，就是说他堂堂皇帝的儿子，一年到头也讨不了几个老婆。

朱载坖这种不近女色的形象在朝野间广泛流传，甚至骗过了他的老师徐阶和张居正。

然而，嘉靖死隆庆立，裕王摇身一变成了皇帝之后，他就立刻开始“掖廷充斥”，即位不到三年时间，光妃子就封了十三名，而平时皇帝在紫禁城里临幸的嫔以下的女子更是不计其数。

朱载坖每次选拔秀女，数量都在三百人左右，皇帝还特别要求，只征召十一岁到十六岁的花季女子入宫。

皇帝如此疯狂的在民间搜刮女色的行为，甚至引起了江南地区的恐慌，引起了一场“拉郎配”的风潮。

什么叫拉郎配呢？意思是朱载坖频繁的选拔秀女入宫严重的剥夺了民间男女自由恋爱的意志和权利，百姓们对这种皇权独占性愤恨不已，宁肯在选拔秀女的季节之前把自己的女儿仓促而随便的找人嫁了，也绝不把她送入宫闱。

皇帝如此爱好女色，那他的身体就是极度放纵的，随之而来的就是健康状况十分不容乐观，到他驾崩之前的一年时间内，朝野之间早已经知道隆庆是一个结结实实的“色痨”，这已经是半公开的秘密了。

从道德模范到色痨皇帝，朱载坖的变化实在是太快，太迅速，让人有点难以置信。

但其实，所有的难以置信，都并非空穴来潮，其背后都有着深层次的理由。

（色痨皇帝）

皇储时代的朱载坖，是一个长期压抑天性，长期被父亲嘉靖监视和打压的人，他就如一根弹簧一样被不断的按压——而一根承受了无数的压力的弹簧，一旦不再被压抑，压力得到释放，就会以一种不可遏制的力量反弹，压的越狠，弹的越高，朱载坖在明帝国的权力场，就成为了他父亲嘉靖手中的弹簧。

俗语有云：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

朱载坖如此好色，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断定他是一个昏庸的，失败的帝王呢？

答案出人意料，因为隆庆不仅不是一个昏庸无道的帝王，还有可能是大明王朝历史上表现最成功的一位皇帝。

谓予不信，请看下文。

我们知道，到明中期以来，大明王朝在外部环境上所面临的两大问题，一是东南倭患，二是西北虏患。

十四世纪初，日本进入了南北朝的分裂时代，大量因为战乱，战败而失去栖身之所的武士们在本土无法生存转而选择了流亡海上。

他们来到中国江浙和福建的海面上，和明朝境内的海盗相互勾结，在沿海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种情况在嘉靖时期尤为严重，也正因如此，才诞生了如民族英雄戚继光那样的名将。

（南倭北虏）

而北虏，在某种程度上则属于是明朝的“老朋友”了，高皇帝结束了元朝的全国性统治后，元人溃逃，进而在明朝北部分裂成了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这蒙古三部之间此消彼长，百年间陷于频繁的内斗中，单一的畜牧业和并不发达的手工业时常让元人的生活陷入困苦，而为了改变生活现状，获取明朝境内的物资来补贴自己成了他们最直接的手段。

而这种手段，又可以细分为朝贡和互市。

然而，大明王朝的历代帝王们对元人的态度并不明朗，加之多年前土木堡之变的发生，所以到嘉靖时期，明朝已经基本断绝了和元人的边境贸易，元人无奈，只好通过武力抢夺的方式在边境大肆劫掠，骚扰百姓，捕捉牲畜，此之谓“北虏”。

南倭在嘉靖的年代里基本被平定，但屡禁不止，仍有死灰复燃之态，而北虏则更为严重，嘉靖二十九年，鞑靼人长驱直入，竟然直接打到了北京城下。

然而就是这样在前朝使得朝廷焦头烂额的南倭北虏，却在隆庆皇帝的时代，被轻而易举的解决了。

其实，南倭北虏并不是什么世纪大难题，因为南倭的根源在于明初那种极为严苛的不许百姓开展海洋活动，片板不得下海，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的行为极大的压缩了东南居民的生存空间，一部分居民沦为海盗，这才能和倭寇相互勾结，而北虏则更为简单，百年烟云，元人早已经不复当年黄金家族的荣耀，不断分裂的游牧民族已经无法再颠覆明政权，所以他们需要的不过是明朝开放互市，给予他们合理合法交易的机会。

因此，在隆庆的时代里，沿海地区有了“隆庆开关”，朝廷解除了海禁，使民间海洋活动合法化，还允许私人出海到东西二洋做生意，而居庸关外则更有“隆庆和议”，重新开放和元人的边境贸易，兵不血刃的解决北疆的纷争。

试问，这样解决问题的方法，素有高智商之称的嘉靖皇帝为什么办不到？

（大明王朝）

因为，嘉靖皇帝是一个性格狐疑，优柔寡断，反复无常，并且半数以上的帝王生涯都对政治环境报以消极态度的人。

简而言之就是：嘉靖自己不干活，他也绝对不允许他治下的臣僚们有所作为。

但他的儿子隆庆，那个长期被压抑天性的隆庆，在即位后则把自己的个人生活安排的明明白白，每天都在忙不迭的释放着自己的好色天性，而把使这个帝国运转的权力，全都无私的交给了臣下，在隆庆皇帝的治下，所有愿意为这个帝国积极付出的臣僚们都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如徐阶，张居正，陈以勤，高拱，他们代替皇帝改革帝国陈旧而不符合时代的制度，如谭纶，戚继光，王崇古，作为武将，他们得到了皇帝完全的信任，从而可以更加有力的看守帝国的边防。

短短六年的时间里，隆庆和臣僚们达成了一种奇怪的“携手共进”模式，即：皇帝只顾享乐，但却鼓励臣下拼搏，在皇帝名义上的努力下和臣僚们实际上的努力下，隆庆时代解决了困扰帝国多年的外患，为万历时代张居正改革打好了坚实的底子。

隆庆其父嘉靖在位四十五年，隆庆其子万历在位四十八年，而这个不过六年帝王生涯，被父权倾轧，被权力异化，被酒色侵袭的隆庆，却成为了一个远远优于其父其子乃至明朝大多数皇帝的明君圣主。

只不过，所谓帝王千秋功业，那是后人评说，是寂寞身后事，于当时的朱载坖来说，只消是幻梦一场，人死成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