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下教师减负的政策和举措

本文转自：中国教育报

今年3月，英国《泰晤士报教育增刊》（TES）在《2024年学校福祉报告》中提出，61%的英国教师感到工作量超负荷。这一情况在英国教育部对教师和学校领导者的生活工作生活调查结果中也有所体现，不少教师和学校领导者表示，考虑离开教育行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工作量太大。

为教师减负，已成为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关注的核心议题。当前，不少国家在有效减轻教师负担方面陷入困境。一方面，教师普遍存在教学负担和非教学负担过重的问题，社会、家长对教师职业的高期待也让教师心理负担过载。另一方面，各国尚未构建起有效的教师减负体系和机制，减负政策不明晰，落实受阻。因此，部分国家高度重视教师减负工作，从减负政策的有效制定、问责体系建构、系统性治理等方面积极行动，再次打响教师减负攻坚战，让教师将更多精力放在教书育人和提升自我专业能力上。

部分国家教师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

教师负担过重是部分国家存在的现象。面对过长的工作时间、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教学与非教学事务，不少一线教师表示身心俱疲。

根据2018年教师教学国际调查（TALIS 2018）教师工作时长统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国家教师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38.3小时。其中，日本教师每周工作时间超出平均时间18小时，高达56小时，是经合组织国家中教师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新西兰职后小学教育教师协会（PPTA）统计数据显示，教师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52.4小时，远高于40小时的法定周工作时间。

应对非教学事务，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教师工作负担。2023年，英国教育部发布的报告显示，72%的教师和学校领导者认为工作量过大，67%的教师表示其用在非教学任务上的时间超过50%的工作时间，中学教师在该项的比例甚至高达77%。受制于教师多重角色的束缚，大部分教师可能将超过一半的精力和时间都花费在如学校日常管理、家校联系、行政事务等非教育教学工作中，使其整体负担加重。

从目前可视化数据来看，大多数国家的教师减负政策侧重于减轻教师的教学和非教学负担，即在工作时间、工作量层面做“减法”，针对教师心理负担减轻的政策文件较少。

依规依法划定教师教育职责边界

在政策和法规的制定导向上，部分国家针对教师工作时间、工作量、工作压力制定相应的政策、法令和法规，明确职责分工，为减轻教师教学和非教学负担、心理负担作出努力。

日本通过系列政策法规建构教师减负的长效机制。在减轻教师工作时间的负担方面，日本颁布了《公立学校教师工作时间上限指导方针（2019）》，通过控制教师工作时间上限，减少教师屡次加班情况；发布《关于为面向新时代的教育而建立可持续的学校指导和运营机制的学校工作方式改革综合方案（2019）》，从综合改革视角对学校工作形式进行改革，以减轻教师负担；颁布《劳动安全与卫生法（2022）》，明确了校长和地方教育委员会的减负责任和义务，为教师劳动提供法律保障。日本文部科学省调查报告（2022年）显示，教师月均加班时长低于45小时的占比得到提升，小学教师2022年比2019年提升了11.7%，初中教师2022年比2019年提升了10.2%。

德国通过联邦、州两级法律体系以及不同的法条对教师工作时间进行规定。由于德国学校类型多样，不同类型学校不同课程教师的工作时间存在差异。政府与学校通力协作，通过对义务教学和完成其他任务的工作时间划分，规定教师在不同教育场所内完成教学或其他任务的时限，以减轻教师烦琐混杂的教学和非教学负担。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教育局通过在2021年启动“教师优质时间发展计划”、2023年实施课程改革专注时间等举措，提升教师专业发展能力，以达到为教师减负的目标。例如，通过简化行政流程、减少非必要的会议和沟通，借助信息技术平台，如在线测验即时评价系统等，提高师生交流效率，使教师可以更加专注于教学。据估测，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教育局的相关举措将会为教师减少20%左右的非教学工作。

新西兰恪守对教师职业的尊重，在2017年发布的《教师职业责任准则和标准》中，不仅阐明了教师职业标准，而且向公众倡议加强对教师的信任，不对教师提出不合理要求。《教育与培训法2020》要求学校制定战略计划、年度实施计划时，应向教师、学校、学生等利益相关方征询意见，逐步减少因评价、问责给教师所带来的额外负担。此外，新西兰提出增加辅助教学教师以减轻教学教师负担。《中学教师集体协议（2022—2025）》规定了教师的工作量、工作内容、教师福利等内容，对教师教学活动、课外活动等工作作出区分，可以将非接触性时间的工作交由辅教人员。

英国也采取出台系列减负政策并成立特别工作组来减轻教师工作负担，提高教育系统效率。英国2019年实施《减轻教师工作量行动计划》，明确指出减负的目的是通过持续努力解决教师高负荷工作问题，减轻教师不必要的工作负担，让教师将工作重点放在提升专业发展能力、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上。除政府层面外，相关政策还明确校长在教师减负工作中的角色和职责，从学校层面为教师减负提供政策依据。2023年9月，英国教育部成立了包括教师、教育工会代表、学者和行业领袖等人员在内的特别工作组，更新行政任务清单，删除不需要教师专业技能的21项行政任务。

多元共治系统减轻教师身心负担

教师减负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统筹兼顾，方能切实有效地减轻教师负担。部分国家的教师减负举措调研显示，多元主体、共治理念引领下建立起的以系统观、关怀观为中心的教师减负体系能够有效减轻教师负担。

日本、韩国、英国、德国通过资源合理配置方式吸纳多元主体参与教师减负。日本在教育资源配置上，通过在试点学校引进多样化、专门化的人员，以改善学校的组织架构和功能，从而减少对教师非教学工作的摊派，并将取得成效的学校或地区列为改革示范区，以此作为典型案例向全国推广宣传。在今年2月的工作例会上，日本东京教育委员会提出为东京所有公立小学配备“教育助理”，其职务相当于小学一至三年级的副班主任，可以助力减轻班主任教师的工作负担。韩国在其公布的2024年教育综合改革计划中明确，从2024年3月开始，将校园暴力调查由原来的教师处理转向外部专案小组负责，通过专项计划减轻教师负担。此外，英国坚持多元布局、因校制宜的方式，依托信息化手段搭建学校数字资源共享平台，提高学校内部事务流程简洁性和教师个人教育教学能力，以此减轻教师负担。德国以法律形式对教师和家长的教育责任进行划分，强化家长对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支持，努力构建教师和家长共同对孩子负责的教育体系。

美国则通过不同部门的介入来确保教师减负工作的多元参与。一方面，注重政府财政部门的参与，其对教师减负的支持主要体现在财政、薪酬层面的改革与提升上。另一方面，引入统计部门以及非政府部门，通过大数据为教师减负提供数据（证据）支持。例如，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过重的教师负担是教师离职率居高不下的诱因。为此，美国通过加大教育财政投入，完善教师的评价、薪酬和保留政策，从而留住留好教师。

澳大利亚教师减负从教师本身出发，以教师自治、学生配合、学校支持的方式减轻教师过重的教学负担。澳大利亚国家教育部门教学数据与评价中心采取“提供支架、充分练习、积极反馈”的教师与学生双向良性互动方式，及时通报课堂情况和学生学习水平等数据，帮助教师判断学生真实的学习状态，从而合理地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有效地分配需要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总体而言，上述国家高度重视教师减负工作，不仅以政府治理为主导，确保中央和地方出台政策文件的有效落地，而且关注到学校、家长、社会组织等其他利益相关方的作用，以系统化、复杂化的思维建立起多元共治的教师减负体系，持续减轻教师教学负担和非教学负担，有效缓解教师心理和精神负担，积极为教师提供安心、静心、舒心的从教环境。

（作者单位系浙江师范大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培育研究基地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陈殿兵系该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