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1400公里，16次变更调解方案，1300多万新能源买卖合同纠纷调解啦

大众网记者 陈莹 临沂报道

近日，莒南法院顺利调解一起新能源商事买卖合同纠纷，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添砖加瓦。

今年1月，莒南法院民二庭收到一封来自湖南某公司的解封申请，申请载明：因其与山东某新能源公司达成调解且双方均履行完毕，申请解除对山东某能源公司的查封，并在申请书尾部注明“再次谢谢法院对本案的帮助”。

在收到解封申请的前一天，承办法官到被告新能源公司查看交付货物时，被告公司负责人拉着法官的手也是连连道谢：“谢谢法官，谢谢法院，给我们解决了公司的难题！此前，我们公司因为这件事往来的律师函已经堆成了山！”

一起普通的买卖合同案件，原告、被告为何多次表示感谢？

因双方信息差导致多生产的335台电池包和原材料“没着落”湖南某公司与山东某新能源公司长期存在战略合作协议，但在履行过程中，因新能源公司生产计划调整，在湖南公司处采购电池包需求随之改变，在被告新能源公司向湖南公司发送订单取消通知时，湖南公司为不耽误供货进度，根据新能源公司之前的需求量正常购进原材料，提前生产了部分电池包。双方对电池包和剩余原材料的“着落”存在不同想法。“虽然新能源公司向我们进行通知，但我们准备原材料和电池包均是在接到通知之前，且我们为了积极履行交货义务才提前生产了部分商品，根据合同约定，提前准备的生产原料由买方接收”，湖南某公司陈述事实和理由时说道。“合同约定原告应当按照我方预订单进行备货，下达订单当天我公司随即取消订单，原告多生产的电池包并非我方责任，目前公司没有该类汽车生产计划，无法接收，且合同约定电池包单价根据交付当日碳酸锂定价波动，未交付，单价无法确定”，新能源公司答辩道。双方对于电池包及剩余原材料的处置，矛盾较大。根据合同约定，湖南某公司属于“过量生产”，但其系为积极履行合同所作准备，且电池包系专用车型定制，二次销售难度较大；新能源公司因市场变化没有接收电池包的生产计划，让“生产过剩”的电池包成了“没着落”的“老大难”。为此，承办法官在两次庭审后，考虑到双方相距1400多公里，开始了漫长的“远程调解”。

“列方程式”调解，寻求双方利益平衡点

“被告，如果让你们接收电池包，阻碍是什么？”承办法官开始寻找调解障碍点。“变更生产计划，电池包价格无法确定，接收原材料对被告来说用不到，前期双方对已经交付的部分电池包单价一直有争议。”“原告，你们的335台电池包是否随时都能交付？原材料在其他项目上能否用到？”“基础配件螺丝等能用到，特定物如部分电池包外壳用不到。”根据双方现状，承办法官提出了最初的调解方案：以被告接收335台电池包、原告接收剩余原材料为方向，对其他争议问题如固定电池包交付时间、固定单价、计算出原材料双方均无法再利用部分价款、前期价款争议问题等逐一调解。调解期间，承办法官组织新能源公司前往湖南进行面对面磋商，历经79天、73通调解电话、变更16次调解方案，最终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调解“新能源公司”案件，让资源“更节约”

“如果本案调解不成，按照合同约定应当由本案的新能源公司接收湖南某公司的生产原料，但是新能源公司作为汽车制造商，一堆电池原材料的塑料壳、插排等，是用不上的，而且二次销售也很难，容易造成资源的不合理浪费，让专门生产电池的原告接收，才能将资源利用到最大化；且本案争议标的不同于一般货物，是存放时间越长越贬值的电池包，如果判决被告强行接收电池包，双方对价格不认可，再进行上诉，长期搁置也会导致电池包本身的损耗，更难进行处置。双方都是注册资金上亿的大型国企，也很容易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所以调解是最好的路径”，承办法官说道。案件调解后，双方公司负责人均表示，后续的合作不会终止，还会继续加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