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易代之际文人为何脱离官场归于田园？

东汉末年，政治混乱，诸侯更迭，魏武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为魏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政治环境的改变使得原忠于东汉王朝的儒士们，大多坚持忠君爱国的思想，不入仕作官，为新建立的大魏王朝出谋划策。

政治环境的改变也使得思想文化发生了改变，两次党锢之祸使得儒士们完成了由立于朝堂之上到退居幕后的转变，儒家伦理道德发生了改变，名法思想与霸道思想兴起。文人们不以考试作官为乐，相反他们逃避入仕，在山林中喝酒为乐。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两次党锢之祸迫使儒士退居幕后，实现“幕府”到“竹林”的转变。士大夫集团遭到严重打击，外戚权力不断上升，造就传统的儒士精神层面与政治的日渐分离

东汉是继西汉之后的又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王朝，共存在一百九十五年，东汉最后一个年号为大多数人熟知，建安是东汉献帝的最后一个年号。

东汉末年就是指中平元年至建安二十五年，东汉结束前期到三国鼎立的这段时期，共计三十六年。东汉末年政治黑暗，皇权懦弱无力，宦官专政，中央集权虚弱无力控制过度放权的地方，由此造成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在中央上，两次党锢之祸破坏了统治者借用儒学统治国家的政治策略，相反统治者反对儒士入仕作官，儒士不得不退居幕后，完成身份上的转换。

两次党锢之祸是指东汉桓、灵二帝，由于宦官专权，所以世家大族如李膺等人联结太学生批判朝政，希望得到皇帝的注意，但在公元前166年，宦官逮捕了这些人，虽然迫于压力，将他们释放，但是他们没有了做官的资格。

汉灵帝时，外戚权力日益增大，于是外戚解除党禁，想要诛灭宦官，但是事情泄密，在公元169年宦官将几百人囚禁、流放、处死，更甚至灵帝在宦官的挟持下，下令只要是党人的父子兄弟、门生故吏等都免官禁锢，这两次政治黑暗事件在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

两次党锢之祸的发生使得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团深受打击，清明的官员大多被害，在朝堂上，宦官权柄日益加重，造成地方与中央的矛盾日益加重。最终引发了黄巾之乱，直接使得东汉王朝的灭亡。

虽然东汉末年政治黑暗，但是东汉在经济技术，文化上的成就依然非常卓越。这些进步也间接促进了地方豪强的兴起，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

汉献帝时期，江南地区出现了短辕一牛挽犁，因为操作灵活，在小块农田上耕作十分方便。所以农民日渐不满足官府分配的小块田地，在这样的背景下，封建田庄经济兴起。地方豪强掌握的土地增多，土地兼并无法抑制，形成门阀制度，这也为日后魏晋王朝奉行的九品中正制等一系列制度奠定基础。

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使得儒士完成从幕府到竹林的转变，在中国这大一统王朝的政治土壤下，传统的儒士精神层面与政治日渐分离，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思想变革。

政治上的变革社会带来思想转型上的变化，中央宦官乱政，地方豪强与官员相互勾结，儒学发展艰难，文人们采取超然物外的态度，不少文人都选择归隐山林，为文学创作的转变奠定基调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了解到社会变革会带来一系列思想启发，那么处于易代时期的魏晋南北朝究竟有哪些思想变化？思想变化具体有以下几点。

社会批判思想:社会批判主要针对两个对象，其一是指官方哲学弱化，思想界就怀疑神学经学展开了批判思潮。思潮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它代表了整个社会当时以下层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思想倾向，这反映了传统经学与新兴经学的对立。

大力批判了神学唯心主义，重点揭露社会政治的黑暗。并吸收百家之长，没有特别围绕某种学说为中心，与群众紧密相连。第四批判思想重点关注社会政治问题，所以哲学思想不成体系、杂散，而这样的思想恰恰反映东汉末年政治的混乱。

其次就是中央与地方腐败的风气，在中央宦官乱政，政治一片黑暗。而在地方州县，地方豪强与官员相互勾结，中下阶级不再严格遵守儒家倡导的价值观。像在服丧期间，州郡举孝廉的人中，有很多没有履行戒酒肉等职责。这就导致出现了许多批判思想家。

儒学在多重方面冲击下，呈下坡趋势:宦官权力过大，因为宦官作为皇帝的意志代表人，帮助皇帝管理地方，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央集权的集中。

如果中央严格管束地方，那么或许可以达到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平衡，也许黄巾之乱也不会发生，东汉王朝的灭亡虽然有许多原因，但是无可否认有统治阶级没有处理好地方问题，造成了地方豪强势力增强。

至于玄学的发展:由于受到了政治上的迫害，文人希望追求超脱自我的精神自由，所以整个社会呈现出缥缈自由的风气，这样的文人被后世称为魏晋风流。

综上所述，中央与地方这种相处模式，在儒士看来违背了谶纬之学，所以儒士持反对意见，多次上书，希望引起统治者的注意，但是统治者并未发觉。更加打压儒学，而且道教兴起，冲击了传统儒学观，种种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儒学日渐艰难的处境。

东汉王朝被曹魏政权取代，虽然儒士在东汉王朝并没有受到重用，但是秉持为汉朝守节的固有观念，儒士转变为幕府工作者，就像文书、幕僚之类的文员。

但是在曹魏“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九品中正制下，出生平凡的儒士没有世家大族的庇护，也无法做官。所以在这样的政治风气的熏陶下，有才华的文人归隐山林，在竹林中饮酒、写文章。儒士完成了身份上的转换，相对应地作为情感镜像的文学随之发生变化。

东汉末年社会政治的激荡下，文学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涌现出“建安风骨”和“竹林七贤”的身影，开创平淡质朴的田园诗，促进咏怀诗、散文辞赋的发展

因为儒士完成了自己身份上的定位，所以文学内容并不再围绕“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政治理想，风格转变为对新建的司马王朝批判，在文学主题、文学主体和文学样式上，易代之际的文化发展都标志着古代文学获得蓬勃发展，为后世文学提供借鉴。

在文学上的风格对比，主要采用“建安风骨”和“竹林七贤”两个例子。“建安风骨”代表人物有建安七子和三曹，如上文所述，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政治黑暗，有识之士无法得到才华的施展，所以这个时期的作品主要是反映现实的动乱、人民的苦难、对建功立业的理想和自我勉励的进取精神。

但也流露出对人生的短暂、壮志难酬的忧愁。整体风格是雄健深沉、悲凉幽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文学巨匠“建安七子”中有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蔡琰。建安七子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风格，多是五言为主。不仅具有风骨遒劲的孤傲，而且具有慷慨悲凉的英雄气概。

三曹指的是曹操、曹丕和曹植，他们三个人被誉为魏晋时期政治文坛的领军人物，被誉为乱世之奸雄，治国之能臣的曹操开创了建安文学新局面，风格清俊洒脱，代表作品有《观沧海》等。

曹丕主要擅长七言，代表作品《燕歌行》等

“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

曹植是五言诗的代表人物，曹植的文学成就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将现实文学与艺术性融合。代表作品有《洛神赋》和《与吴季重书》。

建安七子与三曹反映了东汉文学的时代特征，在魏末晋初时又出现了竹林七贤，七个人分别是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们生性旷达、不拘礼法。

阮籍善于写咏怀诗，虽然在反映社会现实方面，咏怀诗不如建安诗歌。但是在个人抒情方面、写作手法上超过了前人，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最具有代表性的五言诗作品。

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优秀诗人，不得不提到陶渊明，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派者，可以说田园诗是陶渊明代表，是田园诗的开山祖师。陶渊明不仅在田园诗上独树一帜，而且在咏怀诗、散文辞赋方面也很优秀。

钟嵘认为：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其诗文平淡质朴，在平淡的文字中体现了语言的精炼。而梁代昭明太子评价陶渊明

“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

陶渊明的写作风格反映了当时淡泊名利，崇尚风流的文人雅士形象。

当时社会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人物，他们受到了玄学的影响，自栩为名家。希望避免黑暗政治的毒害。

综上所述，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的政治变化使得思想层面和文学内容样式发生了自我革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处于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