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明王韩林儿之死，或为朱元璋授意？

红巾军和其所建立的龙凤政权中，少不更事的韩林儿始终就是一个傀儡角色，不管是刘福通还是朱元璋都是如此，自然不可能真正实际控制军队，实际上，龙凤政权的军权在刘福通的控制下。下面我们就详细说一下：

红巾军与龙凤政权

1、“明王”韩山童领导下的红巾军

韩山童是红巾军的早期倡导人和组织者。韩山童的祖先原是栾城人，他的祖父是白莲教徒，因为传播白莲教的教义而被元朝政府以“烧香惑众”的罪名，谪徙永年（今河北永年）。元朝末期，韩山童继承祖父的事业，继续宣传“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广大劳动人民亟盼得到解救，因此，河南、江、淮间的人民对韩山童的宣传“多信之”。

当时韩山童等奉的是弥勒佛，因此就叫做弥勒教或白莲教。

因宣传“明王出世”，又叫做“明教”。明教渊源于唐代传入中国的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它是掺合了基督教、袄教、佛教而成的。其主要教义为二宗三际，认为世界上有两种不同力量叫明、暗两宗。明是善，暗是恶，两者互相斗争，经过初际、中际、后际三个阶段。初际时，明、暗两宗形成对立状态。

中际时，暗的势力扩大，压迫明的势力。这时明王出世，经过斗争，把暗的恶势力赶走。后际时，明暗各复本位。明教传入中国后，又和在民间流传的弥勒教、白莲教相混合。弥勒教和白莲教都属佛教的净土宗。据佛教传说，释迦牟尼灭度（死）后，世界变坏了，要等到弥勒佛出世时，世界才会变得美好起来。白莲教供奉的是阿弥陀佛，因其仪式和戒条跟弥勒教相近，所以后来在民间流传时也就混合在一起了。

明教和弥勒教都不满现状，主张改变现状，都相信和期待着未来的美好世界。因此，“弥勒下生，明王出世”就成为鼓动和组织群众起义的有力号召。

韩山童和他的同道颖州（今安徽阜阳）人刘福通及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等聚集了三千人在颍州颍上县白鹿庄密谋起义，为了便于更加广泛地动员群众，他们就宣称“山童，宋徽宗八世孙，当主中国”，并说刘福通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代，当辅佐旧主恢复大业。

于是大家共同推戴韩山童为明王，“乃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谋起兵，以红巾为号”，由于不慎泄漏了消息，韩山童被捕杀，其妻杨氏带着儿子林儿逃到武安山中。

2、“小明王”韩林儿与龙凤政权

刘福通聚集部分起义群众组织农民起义军，并出敌不意，于这年五月迅速攻占了颖州，占领了元朝屯粮地点朱皋（镇名，今属河南固始县），获得了大批粮食，散发给贫苦人民，壮大了起义队伍。接着攻下了罗山、上蔡、真阳、确山。到九月又攻下了汝宁府和光、息等县。起义军发展迅速，贫者踊跃参加，“众至十余万，元兵不能御”。

起义军因“以红巾为识”，所以称为“红巾军”，简称“红军”；又因他们烧香礼拜弥勒佛，所以也称“香军”。当时有人写诗嘲讽元朝政府说：“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

民间还流传着一首醉太平小令：“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生动地刻画了元朝政治的腐败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怨愤情绪，揭示了大起义爆发的根源。

刘福通的农民起义军几次打退了元朝军队的进攻，队伍得到了壮大，立足点稳固下来。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刘福通在砀山夹河找到了韩林儿，把他迎来亳州（今安徽亳县），立为皇帝，号小明王，国号大宋，建元龙凤。以林儿母杨氏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刘福通、罗文素为平章政事，刘福通的弟弟刘六知枢密院事。于是和元朝相对立的农民政权比较完备地建立起来了。

韩林儿和刘福通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在亳州建立宋政权以后，当时分散在中原各地的红巾军大都接受其领导，因这些首领多是韩山童传教时的“门弟子”。当时在滁阳地区的郭子兴部红巾军，也接受龙凤政权的领导。于是刘福通就积极向元朝统治地区进军。

至正十五年（1355年）六月，刘福通率军大败河南行省平章答失八都鲁的部队，迫使答失八都鲁“收散卒，团结屯种”于中牟。九月，起义军跟踪追击到中牟，又给答失八都鲁以狠狠的打击，答失八都鲁与李罗帖木儿抱头鼠窜，父子失散。这一年，农民起义军连续攻下了开封以南的邓、许、嵩等郡县。察罕帖木儿扼守虎牢，防起义军过河。但起义军转到盟津北渡，“河北震动”。

这年十二月，元朝政府“调兵进讨”，加强了答失八都鲁的军事力量；而刘福通在两次获胜的骄傲情绪支配下，放松了警惕，结果为答失八都鲁所败，被迫撤出亳州（今安徽亳县）退到安丰（今安徽寿县）。

刘福通

至正十七年（1357年）六月，刘福通自率大军进攻汴梁（河南开封），并分军三路北伐：中路由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以及王士诚等率领攻向晋、冀；西路由白不信、大刀敖和李喜喜率领攻向关中；东路由毛贵向北进攻，直指大都。他们在军旗上写着：“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表达了农民起义军气壮山河、誓必推翻元朝统治的决心。

至正十八年（1358年）五月，刘福通攻下汴梁，迎来韩林儿，以此为都，以便指挥各支起义军。当时“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联结”，形成了农民战争的新高潮。

刘福通率红巾军英勇出战，但由于元军人多势众，没有能够击败元军，突破包围。起义军坚持战斗，“婴城守百余日”。是年八月，城内粮食已尽，刘福通保护韩林儿从汴梁东门突围，退到安丰（今安徽寿县）。

龙风政权自汴梁失陷后，战事急剧逆转。这时农民起义军内部又不断火并，正当元军进攻汴梁时，山东毛贵为赵均用所杀，毛贵的部下续继祖“自辽阳入益都，杀均用”。东路农民军由于内部“自相仇杀”而严重削弱了力量。中路军和西路军则在长期流动作战中力量受到极大的消耗，最后都被元军所消灭。

作为朱元璋傀儡的“小明王”韩林儿的死亡

1、傀儡“小明王”韩林儿

自从在至正十九年（1359年）八月，丢掉了汴梁（开封）而退守安丰（寿县）以后，刘福通继续竭忠尽智，替恢复了的宋朝撑持，撑持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张士诚派了一个叫做吕珍的来围安丰，围了很久。韩林儿向朱元璋告急，朱元璋亲自带兵来救，到达之时，刘福通已经因粮尽而出战阵亡。

但是，安丰城还没有被吕珍攻破。韩林儿被朱元璋接走安置在滁州（今安徽滁州）。韩林儿和刘福通所建立的宋龙凤政权，到此，实际上已经结束。

朱元璋在安丰城郊击溃吕珍，进入城内，把韩林儿接了出来。这一天，是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三月初一。朱元璋把韩林儿护送到滁州，自己回应天府（南京）。他本该把韩林儿一直护送到应天府，对韩林儿北面称臣的。

2、韩林儿之死和刘基的作用

为什么他不如此？可能是受了刘基的影响。刘基，号叫伯温，是浙江青田人，书念得很多，在元朝考中进士，当过县丞（副县长）与江浙儒学提举（堪比于现在教育厅的督学），以“元帅府都事”的官衔，帮过元将石抹宜孙，守住处州（丽水），只落得一个“总管府判”，不肯就职，弃官而去。

刘基

朱元璋在至正十九年（1359年）打下了处州与金华，派人用重金礼聘的方式，把他请来应天府，和宋濂等人招待在一座特地为他们这样的人建筑的“礼贤馆”之中。到了正月初一，朱元璋率领百官，向韩林儿的“万岁牌位”下拜之时，刘基一人偏不肯拜。他秘密向朱元璋说：“韩林儿只是一个牧牛的小子，天命所归，不在他而在你。”朱元璋说：“依你，怎么办？”刘基说：“先打陈友谅，次打张士诚，然后北伐中原，统一天下。”

朱元璋在龙凤四年年底，打下婺州（婺源）之时，设了一个“中书分省”（宋朝江南等处行中书省的分署），还在衙门前插了两面杏黄色大旗，旗上写的是：“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在衙门的两旁，另有对联一副：“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

可恨，所有此类的其他史料，差不多被后来官方人物毁灭干净。明朝的做官的，不敢提起朱元璋有过段“北面事人”的历史，甚至对于朱元璋之被韩林儿于到达滁州以后，在龙凤九年三月十四日册封为“吴国公”一事，他们也大造其谣，说是：早在元朝至正十六年（1356年）七月，朱元璋便已被自己的“诸将”“群推”为吴国公了。

至于，在韩林儿被迎到滁州以后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朱元璋晋位“吴王”，究竟是“自称”，抑是“受封”，倒没有什么关系。韩林儿已经是被他所“挟”的天子了。《明史·太祖本纪》说，群臣向他“劝进”，请他当皇帝，他不肯；群臣再三劝进，他才勉强“称王”。

称王称满了两年，到了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十二月，朱元璋派廖永忠去滁州，接大宋皇帝韩林儿来应天府。船走到瓜步山（六合县东南），翻了船，韩林儿死在水中。（这廖永忠原是巢湖的一个水寇。）刘福通所恢复的宋朝，韩林儿一死，也就结束。朱元璋把次一年称为“吴元年”，不再用“龙凤”纪元。

可以说，韩林儿之死，是在朱元璋的授意或者默许下进行的，因为此时，朱元璋对于这个“大宋皇帝”已经成为鸡肋，显然朱元璋的政治野心绝对不允许自己的上头有一个皇帝约束，这样韩林儿之死就不得不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