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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巾军和其所建立的龙凤政权中,少不更事的韩林儿始终就是一个傀儡角色,不管是刘福通还是朱元璋都是如此,自然不可能真正实际控制军队,实际上,龙凤政权的军权在刘福通的控制下。下面我们就详细说一下:
红巾军与龙凤政权
1、“明王”韩山童领导下的红巾军
韩山童是红巾军的早期倡导人和组织者。韩山童的祖先原是栾城人,他的祖父是白莲教徒,因为传播白莲教的教义而被元朝政府以“烧香惑众”的罪名,谪徙永年(今河北永年)。元朝末期,韩山童继承祖父的事业,继续宣传“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广大劳动人民亟盼得到解救,因此,河南、江、淮间的人民对韩山童的宣传“多信之”。
当时韩山童等奉的是弥勒佛,因此就叫做弥勒教或白莲教。
因宣传“明王出世”,又叫做“明教”。明教渊源于唐代传入中国的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它是掺合了基督教、袄教、佛教而成的。其主要教义为二宗三际,认为世界上有两种不同力量叫明、暗两宗。明是善,暗是恶,两者互相斗争,经过初际、中际、后际三个阶段。初际时,明、暗两宗形成对立状态。
中际时,暗的势力扩大,压迫明的势力。这时明王出世,经过斗争,把暗的恶势力赶走。后际时,明暗各复本位。明教传入中国后,又和在民间流传的弥勒教、白莲教相混合。弥勒教和白莲教都属佛教的净土宗。据佛教传说,释迦牟尼灭度(死)后,世界变坏了,要等到弥勒佛出世时,世界才会变得美好起来。白莲教供奉的是阿弥陀佛,因其仪式和戒条跟弥勒教相近,所以后来在民间流传时也就混合在一起了。
明教和弥勒教都不满现状,主张改变现状,都相信和期待着未来的美好世界。因此,“弥勒下生,明王出世”就成为鼓动和组织群众起义的有力号召。
韩山童和他的同道颖州(今安徽阜阳)人刘福通及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等聚集了三千人在颍州颍上县白鹿庄密谋起义,为了便于更加广泛地动员群众,他们就宣称“山童,宋徽宗八世孙,当主中国”,并说刘福通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代,当辅佐旧主恢复大业。
于是大家共同推戴韩山童为明王,“乃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谋起兵,以红巾为号”,由于不慎泄漏了消息,韩山童被捕杀,其妻杨氏带着儿子林儿逃到武安山中。
2、“小明王”韩林儿与龙凤政权
刘福通聚集部分起义群众组织农民起义军,并出敌不意,于这年五月迅速攻占了颖州,占领了元朝屯粮地点朱皋(镇名,今属河南固始县),获得了大批粮食,散发给贫苦人民,壮大了起义队伍。接着攻下了罗山、上蔡、真阳、确山。到九月又攻下了汝宁府和光、息等县。起义军发展迅速,贫者踊跃参加,“众至十余万,元兵不能御”。
起义军因“以红巾为识”,所以称为“红巾军”,简称“红军”;又因他们烧香礼拜弥勒佛,所以也称“香军”。当时有人写诗嘲讽元朝政府说:“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
民间还流传着一首醉太平小令:“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生动地刻画了元朝政治的腐败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怨愤情绪,揭示了大起义爆发的根源。
刘福通的农民起义军几次打退了元朝军队的进攻,队伍得到了壮大,立足点稳固下来。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刘福通在砀山夹河找到了韩林儿,把他迎来亳州(今安徽亳县),立为皇帝,号小明王,国号大宋,建元龙凤。以林儿母杨氏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刘福通、罗文素为平章政事,刘福通的弟弟刘六知枢密院事。于是和元朝相对立的农民政权比较完备地建立起来了。
韩林儿和刘福通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在亳州建立宋政权以后,当时分散在中原各地的红巾军大都接受其领导,因这些首领多是韩山童传教时的“门弟子”。当时在滁阳地区的郭子兴部红巾军,也接受龙凤政权的领导。于是刘福通就积极向元朝统治地区进军。
至正十五年(1355年)六月,刘福通率军大败河南行省平章答失八都鲁的部队,迫使答失八都鲁“收散卒,团结屯种”于中牟。九月,起义军跟踪追击到中牟,又给答失八都鲁以狠狠的打击,答失八都鲁与李罗帖木儿抱头鼠窜,父子失散。这一年,农民起义军连续攻下了开封以南的邓、许、嵩等郡县。察罕帖木儿扼守虎牢,防起义军过河。但起义军转到盟津北渡,“河北震动”。
这年十二月,元朝政府“调兵进讨”,加强了答失八都鲁的军事力量;而刘福通在两次获胜的骄傲情绪支配下,放松了警惕,结果为答失八都鲁所败,被迫撤出亳州(今安徽亳县)退到安丰(今安徽寿县)。
刘福通
至正十七年(1357年)六月,刘福通自率大军进攻汴梁(河南开封),并分军三路北伐:中路由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以及王士诚等率领攻向晋、冀;西路由白不信、大刀敖和李喜喜率领攻向关中;东路由毛贵向北进攻,直指大都。他们在军旗上写着:“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表达了农民起义军气壮山河、誓必推翻元朝统治的决心。
至正十八年(1358年)五月,刘福通攻下汴梁,迎来韩林儿,以此为都,以便指挥各支起义军。当时“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联结”,形成了农民战争的新高潮。
刘福通率红巾军英勇出战,但由于元军人多势众,没有能够击败元军,突破包围。起义军坚持战斗,“婴城守百余日”。是年八月,城内粮食已尽,刘福通保护韩林儿从汴梁东门突围,退到安丰(今安徽寿县)。
龙风政权自汴梁失陷后,战事急剧逆转。这时农民起义军内部又不断火并,正当元军进攻汴梁时,山东毛贵为赵均用所杀,毛贵的部下续继祖“自辽阳入益都,杀均用”。东路农民军由于内部“自相仇杀”而严重削弱了力量。中路军和西路军则在长期流动作战中力量受到极大的消耗,最后都被元军所消灭。
作为朱元璋傀儡的“小明王”韩林儿的死亡
1、傀儡“小明王”韩林儿
自从在至正十九年(1359年)八月,丢掉了汴梁(开封)而退守安丰(寿县)以后,刘福通继续竭忠尽智,替恢复了的宋朝撑持,撑持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张士诚派了一个叫做吕珍的来围安丰,围了很久。韩林儿向朱元璋告急,朱元璋亲自带兵来救,到达之时,刘福通已经因粮尽而出战阵亡。
但是,安丰城还没有被吕珍攻破。韩林儿被朱元璋接走安置在滁州(今安徽滁州)。韩林儿和刘福通所建立的宋龙凤政权,到此,实际上已经结束。
朱元璋在安丰城郊击溃吕珍,进入城内,把韩林儿接了出来。这一天,是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三月初一。朱元璋把韩林儿护送到滁州,自己回应天府(南京)。他本该把韩林儿一直护送到应天府,对韩林儿北面称臣的。
2、韩林儿之死和刘基的作用
为什么他不如此?可能是受了刘基的影响。刘基,号叫伯温,是浙江青田人,书念得很多,在元朝考中进士,当过县丞(副县长)与江浙儒学提举(堪比于现在教育厅的督学),以“元帅府都事”的官衔,帮过元将石抹宜孙,守住处州(丽水),只落得一个“总管府判”,不肯就职,弃官而去。
刘基
朱元璋在至正十九年(1359年)打下了处州与金华,派人用重金礼聘的方式,把他请来应天府,和宋濂等人招待在一座特地为他们这样的人建筑的“礼贤馆”之中。到了正月初一,朱元璋率领百官,向韩林儿的“万岁牌位”下拜之时,刘基一人偏不肯拜。他秘密向朱元璋说:“韩林儿只是一个牧牛的小子,天命所归,不在他而在你。”朱元璋说:“依你,怎么办?”刘基说:“先打陈友谅,次打张士诚,然后北伐中原,统一天下。”
朱元璋在龙凤四年年底,打下婺州(婺源)之时,设了一个“中书分省”(宋朝江南等处行中书省的分署),还在衙门前插了两面杏黄色大旗,旗上写的是:“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在衙门的两旁,另有对联一副:“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
可恨,所有此类的其他史料,差不多被后来官方人物毁灭干净。明朝的做官的,不敢提起朱元璋有过段“北面事人”的历史,甚至对于朱元璋之被韩林儿于到达滁州以后,在龙凤九年三月十四日册封为“吴国公”一事,他们也大造其谣,说是:早在元朝至正十六年(1356年)七月,朱元璋便已被自己的“诸将”“群推”为吴国公了。
至于,在韩林儿被迎到滁州以后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朱元璋晋位“吴王”,究竟是“自称”,抑是“受封”,倒没有什么关系。韩林儿已经是被他所“挟”的天子了。《明史·太祖本纪》说,群臣向他“劝进”,请他当皇帝,他不肯;群臣再三劝进,他才勉强“称王”。
称王称满了两年,到了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十二月,朱元璋派廖永忠去滁州,接大宋皇帝韩林儿来应天府。船走到瓜步山(六合县东南),翻了船,韩林儿死在水中。(这廖永忠原是巢湖的一个水寇。)刘福通所恢复的宋朝,韩林儿一死,也就结束。朱元璋把次一年称为“吴元年”,不再用“龙凤”纪元。
可以说,韩林儿之死,是在朱元璋的授意或者默许下进行的,因为此时,朱元璋对于这个“大宋皇帝”已经成为鸡肋,显然朱元璋的政治野心绝对不允许自己的上头有一个皇帝约束,这样韩林儿之死就不得不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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