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辞掉工作去种地，八年后他中年破产

文|魏晓涵

编辑|王珊瑚

视频剪辑|沙子涵

一个中年种地破产的倒霉蛋

春末的南阳社旗县雾气朦胧，许鹏辉拍下种了八年的樱桃园最后的样子，排列整齐的树挂满绿叶，轻轻摇曳。不久后，约好挖树的人就要来了，其中八十亩要当成废柴卖掉，三百多块一吨，剩下的四十亩是另外的品种，等待秋天到来，以期有人收购，能卖个好点的价钱。

边拍边讲，他一边叹气。八年，卖了一套房，抵押一套房，他在这个樱桃园里投入了两百多万——地租、买树苗、防鸟网、水利系统、冷库，人工，现在还背着几十万的债。今年，上天也没有眷顾他。3月倒春寒，霜冻、大雪过后，只有20%花活了下来，连续几天的大雨彻底浇灭了希望。

说起来也够“倒霉”的。过去的几年，就没有遇上过好天气。霜冻、大风、低温、暴雨，去年连传粉的蜜蜂都不出来。从樱桃第一次结果的2019年到现在，不是结出来的果子品相不好，就是花直接被冻死了，他就没有大范围地卖出过樱桃，“连送朋友都不够分的”。

如果稍稍了解樱桃种植，你或许能理解为什么许鹏辉坚持到第八年。和每年都有收成的粮食作物小麦、水稻、玉米不同，樱桃树需要更长时间、精细的照顾。从树苗种下到结果要等三年，到第五年才是大量结果的丰产期。像是一种长线投资，高投入高风险也就意味着高回报，一旦丰收，收益可能是粮食的好几倍。

这也是当时三十岁的许鹏辉决定辞掉稳定的路政员工作，转行种樱桃的重要原因。家里没有任何人从事过农业，他唯一能和种地扯上关系的经历是，帮一个远房叔叔管理过上千亩的麦田，联系机器、种子、肥料，管理人工，结账。

那半年的经历给了他一些美好的幻觉。“当时特别幼稚，觉得种地就不用尔虞我诈，也不用操心官场的算计了，努力就会有回报。”但他不想种粮食，“它利润低，我要干就干最好的”。

他一直想抓住某个机会，打一场翻身仗。高中毕业读了专科，没读多久就跑到深圳的塑料玩具模具厂，进了流水线，是他第一次去大城市，幻想着在遍地是机会的深圳做生意挣很多钱，却意识到“文凭没有竞争力，也没有特别强的特殊专业技能，我就是普通人，大城市的阶层是我无法逾越的鸿沟”。

那就回南阳老家吧，至少人脉和资源都在这儿，如果不能赚钱，拥有一个体制内的工作也是被尊重的。自考了本科，他进了交管局独资的一家公司，有了高速公路路政管理的权力。干到第三年，没有竞争上大队长，他“丧失了在单位里混的欲望”。

最终他把野心赌给了一个遥远的机会——2015年前后，国内樱桃市场的需求持续增长，有30%左右要依靠进口。就像他之前期待的那样，抓住这个机会，赚一大笔钱，突破学历、人脉、资源都没能带给他的“层级跃升”。

在许鹏辉的记忆里，当时有一种干农业就能致富的感觉。那大概来自于他看过财经和农业新闻里那些致富故事——通过种植、养殖，个人努力，积极向上，自然就能挣到钱了。

虽然是门外汉，他一向自信。他细数起当年做的一些准备：跑了全国许多农科院选种，西北的、山东的、河南的等等，品相一般的看不上，最后在北京认识的专家那里选到了一个最满意的品种，除了实验田里漂亮的果子，更重要的是“他们是行业里最权威的”。他回忆起来，当时有人提醒过他，“南阳这个新产区肯定有风险，倒春寒和下雨。但优势非常大，处于南北气候分界线，露天早熟，只要挣了一年，就够你五年（的成本）了。”

他说，当时只听进去了后半句。卖掉父母的一套房子，又抵押了另一套，租下了120亩地，租期20年，搭建起他的樱桃园。农业远比他想象中残酷，每年总有坏消息，倒春寒，连着两年的大暴雨，霜冻，降雪，苗被淹死过，花被冻死过，只收获过零零星星的一些果子。

决定放弃的今年，他37岁，说起来唏嘘。“我最青春的时光，八年，扔里面了。”

许多期待和一点意外

从南阳市区开往樱桃园，会路过一大片一大片的麦田和玉米地，不久后就要陆续进入收割的季节。粮食、蔬菜是这里的农户主要种植的作物，这么大范围地种樱桃，许鹏辉算是第一个。

至少在一开始，一切都好像都是充满希望的。他回忆，当时在南阳四处看了十几块地，选中了省道边的一块。之所以选中这个地方，是因为“跟政府谈下来效果是最好的”。他得到了一些支持——一个单独的变压器，三四百米的水电路，三口八十米的深井，一个冷库，还有一些现金补贴。

“县里面都很轰动，好多领导都来了。”前几年还没有开始结果子的时候，他在地里套种了一些土豆、瓜之类的作物，农忙的时候一天地里有几十个人工。周围种粮食的农民，大概人均一两亩地，没有这么大的架势，他猜他们大概也在背后议论吧，肯定有不看好的人。

在他看来种樱桃不是难事，现代化管理的知识书里都讲过了。他也会参加一些各方安排的培训课程，他觉得帮助也不大，那些知识都太“陈旧”了，参加培训更大的意义在于结交一些同行人脉，有资源可以共享。

有点头疼的是招来的工人。农村里不剩什么青年劳动力了，五十多岁的已经算年轻的，六七十岁还在种地的老人也很常见。他们没有种樱桃的经验，许鹏辉说，管理的步骤都要靠他一个个教，还要每天盯着，防止出岔子。

樱桃树慢慢长大，枝叶繁茂，树形舒展。许鹏辉在离家四十多公里樱桃园里搭起一座两层的板房，有办公室、储物间，虽然一开始网也没装，他还是给办公室配了一台台式电脑——那才像办公室应该有的样子。

开始的几年，樱桃园作为特色项目，参加了一些市级和省级的创业创新大赛，拿到过“十佳创业项目”、“优秀奖”。颁奖典礼在市电视台的演播厅，获奖的人来自各个行业，液化天然气、医药、电子电商。那些有地位的人吃饭、玩都会叫上他一起。

那时站在二层俯瞰逐渐成型的现代化樱桃园，他怀抱着很大的期望——“正常情况下，亩产到一千斤以上，预计每亩收益到两万左右”。想象中的“成功”似乎也要伴随樱桃第一批结果的2019年，一起到来了。

果园的状况并不如表面看上去那样美好，这其中发生过一些意外。第一批购买的七千株树苗当年就全部死了，卖苗的人说是因为天气冻死的。这并没有太影响他的信心，他又重新买了一批同样的树苗，同时也买了其他几个国外进口的品种。

2018年南阳下了一场大暴雨，许鹏辉低估了暴雨的程度，他原本想着等雨停了积水排出去就好了。等意识到情况不对，想要抢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地里全是泥浆，铲车也开不进去。沿着公路的那十亩地的树苗很快就被淹死了。

现在看来，这或许原本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最开始他没有意识到，这片地附近有两条河，地势低。紧挨着的省道后来改成了G234国道，路面抬高之后，地势就更低了。“遇到倒春寒和下雨的天气就容易涝。”

他想过修一条引水渠，解决隐患。实际并没有他想象得那么简单，从他的樱桃园到最近的河虽然不远，却要经过二三十户村民的农田。他找到村支书帮忙协调，想出个两三万作为赔偿，得到的答案很坚决，“不让挖”。他对此做了一个简单的推断，“那就是钱没说好嘛，不谈钱的目的就是想要更多的钱”。

他不打算为此再去协商了。“十亩地一年也花不了多少，（也就）一万块钱，剩下的种好就可以了。”权衡之后，后来他也没有再补种，这十亩地闲置到现在。

那次意外的损失算下来有二三十万，也打击了他的心气。他后来这样总结自己的误判，“一是侥幸心理，二是惰性，三是不想花钱。”这次意外像是一个隐喻，从樱桃收获的第一年开始，事情在接下来的几年急转直下了。

运气还是选择

大约是樱桃树快要结果的时候，在一位前科研助理的引荐下，张开春在南京的一个樱桃行业大会上见到了从河南来的年轻人小许。他拎来地里套种收获的瓜，特兴奋，特高兴，给他展示樱桃园的照片，丛状的枝条长得挺旺盛的，“跟我显摆呢，说这个成功了”。

他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园艺学会樱桃分会理事长，研究了很多年樱桃的资源、育种和栽培技术，这批樱桃苗也包含了他们的一些科研工作。刚种下樱桃树的那一年，许鹏辉因为育苗不顺利向他电话咨询过几次。

他并不看好这片樱桃园的未来，张开春说，种植成功与否，涉及到品种、气候、技术、管理等各种复杂的状况。“首先那个地方已经很靠南了，品种起码要（适应）低温。当时我就觉得树型和品种的选择有些问题，对于技术能不能到位也有些担心。”但树已经种下了，他也不好多说什么。直到那次见面，他委婉地提醒许鹏辉，尽快卖树。

再一次找他是2020年夏天，那是樱桃结果的第二年，“五年基本没见收入”，许鹏辉终于决定把其中一个品种的树卖掉，减缓一些经济压力，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渠道，张开春才知道他还在坚持。

许鹏辉希望张开春能去他的樱桃园看看，也一直没去成。他太忙了，大型企业、专业机构、政府项目，有很多等着他提供技术指导，他没有时间去一个个人投资的樱桃园。“这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但专家是很少的。”

怎样去做一个农业上的决策？许鹏辉的答案是，很多时候“凭运气”。

种樱桃的几年他似乎运气不太好，一年接一年的灾害性气候。去年秋天，他终于动了放弃这片樱桃园的念头，也有人已经联系好要来实地看树了。然后又是一波疫情，全国性的封控，外省的客户被严格的隔离政策劝退，樱桃园再度闲置了。

似乎又不仅是运气，背后隐藏着个人的选择。其实一开始就知道有倒春寒的风险，他并没有考虑过搭建大棚来抵抗低温——在专业研究和实践上，这被证明过可行。但那样成本太高了，他有点侥幸心理，“总不能年年倒春寒吧？”

“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全盘皆输，这是农业的特点，尤其是一年只生产一季的作物。正确的时间、方法都很重要。”在张开春的观察中，现在愿意投入樱桃种植的农户挺多的，有些地方政府也在引导这样的特色产业，而这些风险，一些前赴后继往里跳的人并不完全了解。

“尤其小农户，没有资源做市场调研，品种考察，受苗木销售商的意见可能多一些。苗木公司主要靠新品种、新技术、未来比较好的价格吸引人，这点国内外都一样。包括政府推广，鼓励大家吃螃蟹，可以由政府承担试验，不要让农民直接承担风险。”

那几年，许鹏辉好像被困在那片巨大的樱桃园里了。经常要去园子里查看树、花、果子的情况，每年有一半的时间都要待在樱桃园的二层小楼。

那些热闹的人潮也随着一年又一年的失败散去了，他戒掉了很多东西，烟、酒。当生活开始失控的时候，健身成了他为数不多能找回掌控感的事情，去田里抓根杆子就能锻炼，圆鼓鼓的肚子瘦下来了一些。

樱桃园像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期间有好几次他来回摇摆，纠结，要不要放弃？但又不死心，总觉得再坚持一两年，就能回本甚至赚钱呢？于是抵押贷款，借亲友的钱，信用卡也负债，他陷入过经济危机。

去年年底，将他引荐给张开春的那个科研助理朋友（注：这位朋友后来离职，自己开了苗木公司）觉得失败是因为没有管理好，决定自己来试试。买了许多人工花粉和授粉机，投入了七万块，在他的二层小楼待了几个月之后，在霜冻和大雪的打击下铩羽而归，留下一句结论，“这里不适合（种樱桃）”。

真正决定放弃的时候，许鹏辉有一种解脱了的心情，终于不用继续赔钱了。他可以语气轻松地说起其他种樱桃的人，今年的境况也不太好，同在南阳投资了大几百万的朋友，经历高温之后，结出的果子畸形，“种大樱桃最后结局都比较惨啊”，对方调侃。

失去身份的人

和挖掉的树一起带走的，还有许鹏辉的执念。趁着小麦的收割季节还没到来，他借来一台闲置的挖掘机，雇人在光秃秃的空地上种下了玉米种子。

5月中下旬，玉米萌出了新芽，再过几个月，就可以收获了，大概能有几万或者十几万的收成。这比种樱桃舒服多了，不用太操心，“是一分和十分难度的差别”。

他已经能坦然地总结原因，“一是选错地理位置，二是干得太大了，这是我的两点失败”。至于投身农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行业选错了”。他觉得自己的人生连同这片樱桃园一同失败了。老家的同龄人都做到了管理层，而他觉得自己“没有正式（社会）身份”了。

许鹏辉回到了南阳市区的家，跟着一个叔叔做点事，生活重心也随之转移。这八年，他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他的故事成了家里的“玩笑”，孩子们期待去樱桃园玩，但也都知道，“爸爸种樱桃把家里的钱都赔光了”。他说自己不避讳和小孩说，“让他们少走点弯路”。

一起转移的还有他的“健身房”，在家里暗暗的、没有信号的储物间，堆着他的健身器材，他展示着这几年的成果——现在能做170公斤的深蹲。这大概是还能让他感受到一点“成就感”的事情，比如去健身房，被年轻女孩夸赞。

“人生苦短。”这是种地的几年才生出的感慨。失去了许多，他也放下了一些包袱，比如不再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不那么“急功近利”，种玉米算是一个小小的对生活的妥协，“原来根本瞧不上，利润太低了”。

他喜欢看自媒体博主讲那些观众投稿的破产故事，在越南开工厂被骗的，开密室亏损的，开私人影院倒闭的，那些故事让他感同身受。他也向博主投稿过，评论区聚集了一众农民兄弟的血泪史——葡萄、草莓、花卉、砂糖橘，各种亏损的。他承认当时不免带着一点点的私心，热心网友可能是未来零售的渠道之一，直到挖完树，这一切都失去意义了。

他不太想再去那片伤心地了，尽管还有十年的租期。今年种下的玉米有20%的出芽情况不太好，他也没打算回田里看看，想着打个电话找人帮忙处理就行了。

田里的二层小楼，办公室也都荒废了，“扶贫基地”的牌子侧靠在墙边，办公桌上那台一直没有工作过的电脑还在，桌上参加创业创新项目得的奖杯随意放着，攒了一层灰。许鹏辉横躺在办公室的摇椅上回忆那些零碎的过往，风扇声吱呀，春天早上的阳光覆进来，像是在重温一场旧梦。

还有一些樱桃树在园子里伫立着，等待秋天卖给合适的买家，其中几棵果子比较多的被他用网罩了起来。橙红色的樱桃挂在枝头，还没有长成最饱满的样子，但他也没有再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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