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汉传佛传播

北京的汉传佛教历史悠久，寺庙众多，香火旺盛。西山的潭柘寺相传始于晋代，为北京汉传佛教最早的佛寺之一。作为隋唐幽州（今北京）以及辽南京、金中都的相沿之所，清代的南城成为北京汉传佛寺最集中的地方，佛教文化氛围也最浓厚。许多历史悠久的佛教寺庙，包括始于唐代的法源寺、始于北魏的天宁寺、始于明代的长椿寺、康熙年间重修的法华寺等，都座落在此。清末民国年间，老北京将“崇效寺的牡丹、花枝寺（即极乐寺）的海棠、天宁寺的芍药、悯忠寺的丁香”誉为都城花事“四大天王”，其中的三个寺庙即位于南城。悯忠寺为法源寺古称，始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是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久的名刹。《元一统志》载唐太宗亲征辽东，回师途经幽州，为哀悼阵亡将士，诏建佛寺，赐名“悯忠”，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竣工。唐末增建雄伟壮观的佛阁，成为幽州标志性建筑，传有“悯忠高阁，去天一握”的俗语。辽代该寺毁于地震，咸雍六年（1070）修复，改称“大悯忠寺”，奠定了此后的基本格局。明正统二年（1437）修葺，易名“崇福寺”，民间仍以“悯忠寺”称之。清初以“好佛”著称的顺治帝于寺内建立戒坛，康熙帝又御书“觉路津梁”匾额，并亲笔为寺院藏经阁题字。雍正十一年（1733），清世宗“发帑重加修饬”，次年竣工，赐额“法源寺”，遂以“法源寺”知名。唐代悯忠寺为幽州律宗传播中心，清代更被清帝钦定为律宗寺庙，以传授戒法见重。乾隆四十三年（1778），清高宗再次整修，御书“法海真源”匾额。法源寺在顺、康、雍、乾四朝屡受皇恩，可见其所受重视。

法源寺在北京佛教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寺内保存有唐代《无垢净光宝塔颂》《悯忠寺藏舍利记》《承进为荐福禅师造陀罗尼经幢》，以及辽代《燕京大悯忠寺菩萨地宫舍利函记》等石刻、经幢，皆为珍贵的佛教文物。辽代著名的《契丹藏》，也是由高僧诠明在寺内编纂完成的。金代宋钦宗赵桓被俘北上，曾囚居于此。宋末遗臣榭枋得抗元失败，亦在寺中绝食身亡。基于其深厚的文化传承，清代法源寺深受皇家重视，百姓间也遐迩闻名。乾隆年间的《龙王菩萨灵井记》，谓法源寺“胜幡所树，津逮诸方。香积之厨，日食千指”。法源寺为民众祈福还愿的香火之所，也是京城文人聚吟雅集的胜地。清代顾炎武、翁方纲、纪昀（纪晓岚）、洪亮吉、蒋士铨、何绍基、龚自珍、林则徐等名士，都曾在寺内咏颂唱和。以金石著称的藏书家王昶有诗赞称：“宝塔开兰若，珠幢记竹林。教犹传讲律，时已阅辽金。紫褐名谁考？苍苔字半沉。戒坛春雨细，花外语幽禽。”嘉道年间著名的宣南诗社，也在此留下了众多佳作。法源寺早期以海棠闻名，《法源八咏》第一首即礼赞海棠之诗，后来又以丁香著称。丁香在佛教文化中具有特殊含义，称为“西海菩提树”，是中国西部的佛教圣树。每当丁香盛放，满院繁华，有“香雪海”之誉，法源寺因而获得“香刹”的雅称。民国初年，经学家王闿运曾召聚一百多人在此赏咏。十年后，印度大文豪泰戈尔来华，也在徐志摩、林徽因等人陪同下游观。台湾作家李敖的《北京法源寺》，则以佛寺的暮鼓晨钟，见证维新变法的历史悲剧，并将这座千年古刹与时代恩仇、家国情怀、民族命运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法源寺屡经修缮，最终定型于清代，规模宏大，布局严谨，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国佛学院、佛教图书文物馆所在，成为中国佛教文化传播和佛学研究的重镇。

清代分布于京城内外的其他汉传佛寺，亦各以其特殊机缘，产生了殊胜影响。如城内康熙三十八年（1684）重建的广济寺、雍正九年重修的隆福寺，以及康乾时期多次重修的西郊万寿寺，都是著名佛寺。乾隆帝三次在万寿寺中为生母举行的祝寿活动，更轰动一时。觉生寺（今大钟寺）是清代创建汉传佛寺的代表。觉生寺于雍正十一年敕建，次年竣工。雍正帝以“以无觉之觉，觉不生之生”，赐名“觉生寺”。殿内悬挂“慧照澄心”御匾，又有《御制觉生寺碑》，称其“右隔城市之嚣，左绕山川之胜，宜为寂静清修之地”。山门现存“敕建觉生寺”匾额，据说也是雍正帝御书。乾隆八年，又将弃置于万寿寺地上的永乐大钟移来悬挂。明末以来沉寂一百多年的永乐大钟，再次在京北轰然重鸣，民间遂以“大钟寺”称之。觉生寺内的永乐大钟以“五绝”著称。一是形大量重，为世界现存最大铸钟之一。二是全钟铭刻《诸佛名经》《法华经》等佛经23万多字，为铭文字数最多的古钟。三是钟声奇妙，明清时据说可传数十里，“其声谹谹（hóng，形容声音宏大），时远时近”。四是铸造工艺高超，采用泥范法一次铸成，天衣无缝。五是结构巧妙，以八根斜柱将重达数十吨的巨钟安然悬挂，令人叹为观止。作为皇家寺庙，清高宗多次至寺中祈雨。乾隆五十二年，又辟为专用的祈雨场所，一直持续至清末。清代每逢亢旱，或皇帝亲临，或遣派亲王、大臣拈香，钟鼓齐鸣。民间相传除逢年过节外，永乐大钟“非祈雨不鸣”。这里也是老北京的八大庙会之一，自新年初一至十五开庙半月，祈福还愿、烧香拜佛者摩肩接踵。引人注目的还有庙外的跑车和走马等活动，“打金钱眼”民俗也广受欢迎。每逢庙会，民众登梯观赏大钟，同时往钟上的小口（即所谓的“金钱眼”）投掷铜钱，以占求年运。《京都竹枝词》记称：“觉生寺里大钟悬，蛾眼青蚨意爽然。世事看来当尽买，吉祥一卜也须钱”，反映了觉生寺在民众间的影响。

北京西山附近，同样具有众多的汉传佛教寺庙，著者如翠微山八大处的灵光寺、“三山五园”范围内的卧佛寺、房山贮藏石经的云居寺等等，不胜枚举。这些名刹历史底蕴丰厚，清代多经重修扩建，或钦命住持，或赐予匾额，或驾临寺庙，培育出浓郁的宗教氛围。京西最著名的潭柘寺，康熙二十五年钦命震寰律师住持，此后建毗卢阁、三圣殿，又重修大雄殿、祖师殿等，“一时轮奂，崖壑交辉”，成为“西山诸刹之冠”。戒台寺也繁荣一时。戒台寺始于唐代，原名慧聚寺。辽代创建戒坛，声名渐起，有“天下第一戒坛”之誉。入清后康熙帝、乾隆帝到寺巡幸，并亲书匾额。乾隆十八年高宗《初至戒台六韵》称“名刹近千载，渡河斯偶寻”，又谓“便教促归跸，余兴寄高岑”，此后遂以“戒台寺”之名传世，地藏会、五显财神圣会等民间香会定期来寺朝拜。戒台寺内多古树，尤以九龙松、卧龙松、活动松等著名，文人学士竞相咏赞，乾隆帝亦曾题诗，谓为“老干棱棱挺百尺”。晚清时期，戒台寺又以恭亲王奕而受人瞩目。光绪十年（1884），被慈禧免去一切职务的奕避赴戒台寺“养疾”，此后“归隐”于此，长达十余年。奕出资修葺罗汉堂、千佛阁等建筑，又在自己居住的北宫院内栽植牡丹，甚至将原恭王府的假山和家具也搬了进来，因而有“第二恭王府”之称，并以黑牡丹、千层牡丹等花中名品而获“牡丹院”雅号。经过奕的长期经营，戒台寺雕梁画栋，牡丹院兼得北方古朴与南方秀美的古典园林之长，声誉大增。每逢牡丹花期，京城前来赏花的达官游人，络绎不绝。

京北则以红螺寺为代表。此处唐代就建有佛寺，历金、元、明诸朝，皆为京北名刹。清初摄政王多尔衮、清圣祖曾亲临红螺寺，康熙三十三年又得到大修，奠定了清代繁盛的基础。清代中后期，经高僧际醒、印光先后努力，红螺寺成为净土宗的“圣地”。际醒（1741-1810）字彻悟，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人，先在潭柘寺、香界寺参学，后主持广通寺、觉生寺，“遐迩仰化，道俗归心”，誉为法门“第一人”。嘉庆五年（1800），际醒退居红螺山，创建“净土道场”。前后十年，声名远扬，朝鲜、东南亚的僧人亦慕名前来。世人称“海内净土，首推红螺”，际醒也被奉为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继承际醒弘法事业者，又有清末印光。印光（1861-1940）为陕西郃阳（今渭南合阳）人，先在湖北莲花寺、陕西双溪寺等地修行，光绪十二年闻红螺“净土道场”之名，远赴京北。印光在红螺寺挂单三年，攻读际醒遗经，净业大进。光绪十九年，他协运《龙藏》赴浙江普陀山法雨寺，随留寺内闭关苦修，六年后设立“净土道场”。此后数十年间，印光广说佛法，为佛教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有“民国以来第一尊宿”的美誉。印光是净土宗中兴的重要人物，被尊为净土宗第十三祖。他求学悟道的红螺寺也成为净土宗重镇，有“南有普陀，北有红螺”之说，可见京北红螺寺在佛教界尤其是净土宗中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