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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一番话,一针见血地说明了在宋朝时期,文人士大夫的地位到底有多高:“华夏文人之地位,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堪称宋朝开国皇帝制定下来的基本国策,后面继位的皇帝不管是贤君还是昏君;也不管性格是宽容还是严苛,都认真地贯彻了这一政策,从未改变!在这一政策的优待之下,文人的地位得到刻意拔高,几乎胜过其它任何一个朝代,可谓是文人的“天堂”。
正因为文人地位的无限拔高,“助长”了士大夫们的乖戾之气,很多文人稍不如意,动辄口头顶撞皇帝,或是付诸笔端,于是便有了很多文中的抱怨、诗中的牢骚。
宋太宗继承大统后,因与辽国议和,国内一片太平繁荣景象,太宗自认风雅之人,所以特别喜欢组织诗酒宴会。
有一天,太宗兴致来了,又颁下旨意,文武大臣们一起赏花赋诗,并对参与人员做出了限制:除了文武勋贵(有爵位的大臣),规定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官员只有直馆以上的才能赋诗参宴,而校理以下只赋诗、不参宴。在这里就要简单说说宋朝的官职,直馆大概是六品官,而校里为贴职最末一等,也就是八九品的小官了。
这主要是皇帝因为出席的人员太多,控制下参与的人数,又不想错失好的诗词歌赋,才定下的规矩。
恰巧当时特别希望参宴想一睹圣颜,并表现自己才学的李宗谔任集贤校理,官小不能参加宴会,心有牢骚,便在这次送往皇宫呈献给皇帝的赋诗中写道:“戴了宫花赋了诗,不容重见赭黄衣。无憀独出金门去,还似当年下第时。”他把自己内心的失望和不平,在诗中表达无遗。
宋太宗当时心情不错,欣赏了不少的好诗好词,正好看到李宗谔的诗后,突然心生怜惜,亦起了爱才之心,便特批他赴宴。
王君玉《国老谈苑》记载此事:“特诏预宴,即日改官。”不仅特许参加了宴会,而且因为文采出色还马上获得了提拔,可见发牢骚只要恰到时机,倒也不失为改变官运的妙法。
后来李宗谔也没有辜负太宗的厚爱,一路扶摇直上,陆续升迁知制诰、判集贤院、翰林学士、谏议大夫等官职,被士人仰慕。在这则故事中也可看出宋朝皇帝对文士的宽容和厚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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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生成时间:2023-05-01 21:4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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