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汉魏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羌化”与“汉化”

汉魏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民族多样，如代北地区一样出现了汉化倾向，但因其地域性特点而出现了羌化进而影响地区的发展走势，甚至衍生出五凉政权。河西地区的民族交流一直以来就伴随着冲突，在长期的接触交流中互相影响互相吸收而渐渐融合，甚至有些部族同化于汉族。

地区间民族融合的探究有助于了解历史的走向，卢水胡的发展便足以表现这一时期该地区的“羌化”与“汉化”。河西地区的特殊性及复杂性，使得其在民族融合方面有着重大作用。

河西地区的多民族性

汉魏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民族多样性显著，与中原汉王朝的内徙政策及部族依附有着很大的关系，地区内羌、氐、鲜卑、匈奴、汉等民族杂居现象普遍。

关于部族内徙可远溯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赵充国徙先零羌于金城，此后其屯田政策与宽容政策对于羌人的内附起着很大的作用，维护了汉朝在该地区的统治。不过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担忧北匈奴与之联络，汉代采取了严厉“制边”政策以致“羌胡”问题严峻，地区稳定性难以保证。至曹魏时期，由于北匈奴的衰败及统治者政策的宽松调整，羌人发展迅猛，成为地区一大势力。

氐族原属西南夷，汉武帝时期为开发河西地区而迁徙其至武都仇池一带，此后又有曹操将汉中归附氐人迁至武都以北的略阳，氐乃以定居农业为主的民族。由于曹魏宽松的制边政策，“夷虏内附”，鲜卑便是其中一员，如鲜卑秃发部便在河西陇西进行着游牧活动。匈奴原本便是河西走廊的强大游牧部族，汉武以后大胡、屠各胡等余部仍在该地区活跃。

汉族乃河西主体民族，这与长时间的统治有着很大的关系，而又因其相对安宁，“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导致的大量中原流民进驻该地区，前秦“苻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

河西地区多民族特点以及复杂性都影响着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走向，羌、汉乃河西地区主要民族，对于地区事宜便起着重大作用，人口资源对于定居的农耕社会来说尤为重要，对河西地区历史的发展走向起着重大作用。

羌人势力是如何发展而来的

人口资源乃影响地区事务的重要力量，“人多力量大”这句话在羌人身上便体现的淋漓尽致，其势力的崛起便是分散诸地的部族聚合，当然也与中原王朝的压迫有着很大关系。

河西地区有着多民族的特点，而羌人却能够影响着其他部族，其中有着几点原因：

汉魏十六国时期，河西四郡南部生活着不少羌人，呈现半牧半农耕特色。《说文解字》解释道：“羌，西戎牧羊人也。”汉武帝时期，霍去病大败匈奴，加之此后浑邪王降后部众迁往“五属国”，河西地区少了将近10万匈奴人，势力衰败，改变了此前羌人被迫依附匈奴的局面。汉廷多次迁徙氐羌至河西以达成“羌胡隔绝”目的，维护中原王朝对河西的统治。“离胡归汉”成归义羌，而自无弋爰剑曾孙忍以后子孙“豪健”者以名作诸种羌，如烧当八种，部落首领则称为“大豪”，羌人发展活跃。

这些归义羌被广泛用于军事、邮驿及其他工作，汉代有着专门的管理羌人事务的机构和官吏，如主羌掾、护羌校尉、护羌使者等，这也能侧面反映河西羌人势力的强大。此后东汉中期河西羌人剧增，永初元年（107年）羌族起义便涉及多州郡。就分布地区来说，羌人还分为武威种羌、张掖种羌、酒泉种羌和敦煌种羌。东汉初年“凉州羌盛”，护羌校尉郭襄不敢前往就职；中期汉顺帝“诸种八九千骑寇武威，凉部震恐”；末年汉桓帝“杀其渠帅，斩首三千余级，西羌于此弭定”，以上种种都说明了武威种羌的强大，从中也可以侧面反映其他三种羌势力之庞大。

当然，河西地区迁徙之民的主体还应该为汉民，这些人多是中原地区的流民贫民，如河平元年，敦煌太守派官吏东行去接受东海、泰山等郡的流民；还有便是违法乱纪遭流放者、获罪官员，这类人往往举家举族迁徙，如敦煌大姓索氏即汉武时期的太中大夫索抚、王莽时期的鸣开都尉索俊获罪徙家而来。

“羌化”与“汉化”影响下的卢水胡

卢水胡乃汉魏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重要部族，由于其“依诸羌居止”而出现了羌化倾向，而中原汉王朝的统治下其汉化也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说，河西卢水胡的发展走向便是该地区民族交流融合的缩影。

卢水胡原本乃匈奴附属，自匈奴北迁衰败便依附于羌人，这与双方力量对比有着很大的关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此外，北凉创始人沮渠蒙逊便世居卢水，沮渠乃早先匈奴的官名，而又冠以大在名字前，羌人酋豪首领就有“大”为前缀的传统。而其他民族如小月氏狼何部又称“琅何羌”、鲜卑秃发树机能称为“羌虏”，这都能侧面反映地区的羌化趋势。

学者余英时甚至认为，边境地区的汉人逐渐羌化，与其他地区汉人有着极大的区别。如窦固便了解并习惯羌人待客之道，“炙肉未熟…血流指间”依旧能够吃得下，这是中原传统士大夫所不能接受的。卢水胡作为该地区的小部族，羌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一方面，汉化才是河西地区的主流趋势，南北朝时期卢水胡甚至失去了独立部族的地位，渐渐融入同化于汉族。这一时期，大批汉人迁入河西地区，带来了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加之郡县统治体制的确立和朝廷屯垦政策的推行，使得地区经济由游牧经济区变成了新兴农业区。

汉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也随着内地移民的迁入和汉朝统治的确立而迅速传播，如沮渠蒙逊便“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而游牧部族传统的“侮老”习俗也转变为蒙逊的“累世忠孝”，及年高者可得朝廷赐予的鸠杖，作为尊老敬老的表彰，儒家思想及汉族伦理在地区的传播便是汉化的体现。此外，在游牧胡族习俗中，即使父母死也不悲伤哭泣，并以此为耻辱，然而护羌校尉邓训逝世却“莫不吼号”，从中便可以侧面反映地区的汉化。

结语：河西地区的多民族性及羌人势力之大客观上导致了羌化与汉化，这两者既是对立的，又是相成的。事实上，河西地区的民族交流一直以来就伴随着冲突，在长期的接触交流中互相影响互相吸收而渐渐融合，甚至有些部族同化于汉族。人口资源对于定居的农耕社会来说尤为重要，尤其是此后河西经济因大量汉人迁入及中原政策的影响而转为农业经济区，羌人因半农半牧而势力不受影响，加之羌人的随之迁入而不断壮大。可以说，羌人在汉魏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地区发挥着重大作用。卢水胡建立有北凉政权，由于早期“弱小”而受到了羌化和汉化的双重影响，探究其民族发展便能够从中寻找河西地区民族融合的影子。河西地区的特殊性及复杂性，使得其在这一时期有着许多研究价值，是民族融合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