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善待降王，都有哪些行为和政策？

宋太宗即位之初，即在政治上调整了刘銀、李煜的封号，其中去李煜“违命侯”之号，缓和了宋与南唐臣民间的紧张关系，减轻了朝廷官员的治理压力。太宗在做好一系列战前准备后，于太平兴国四年（９７９）率兵亲征，武力攻下太原。陈洪进、钱俶、刘继元的归降，标志着太宗统一疆域的政治理想己基本实现。

随着各降国国主相继归降，诸降臣亦随之入汴，太祖、太宗对他们加以慰抚，并授官以待之。太祖对各降臣并未委以重任，而太宗因其执政方针发生转变，遂对他们有选择地授以实权，加以进退。太宗通过合理安排各降国臣子，有效地扩大了统治基础。

一、宋太宗区别对待各降国国主

宋太宗即位之初就面临着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执政压力，不仅如此，他还需要处理与各降国国主之间的关系。太宗在处理己附和未附国主的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手段：

对在太祖朝已归降的刘鍰、李煜，主要是以安抚和提高政治、经济待遇为主；对当时仍未归附的陈洪进、钱俶、刘继元三人，他将伐谋、伐交视为上策，希望凭最小的军事代价取得最大的政治利益，实现疆域的统一。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在军事上频繁地练兵演武，一方面是为了强化对军队的控制，另一方面在于威慑钱、刘等人。在政治上，他携大国之威对钱、刘等人进行施压。

太宗综合运用军事、政治手段，最终以“全国”的形式较为和平地解决了南方的割据政权，而以“破国”的方式完成了对北汉的征服。太宗对己附降国国主的安抚，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两方面。

首先他在政治上调整了刘銀、李煜的封号。刘銀由“左监门卫上将军、彭城郡公”晋封为“卫国公”，李煜则加“特进”，封“陇西郡公”，并去“违命侯”之号。“违命侯”是南唐后主李煜被俘后的封号，带有一定的屈辱意味，可想而知，此举有着安抚民心的意味。

其次他在经济上提高刘銀、李煜的待遇。相较于其他诸降王，入宋后的李煜在经济方面表现的略为困窘。李煜因此曾向太宗上书言贫，随后太宗下诏赐钱三百万以济之。太宗为避免再次出现降国国主上书言贫的情况，后又下诏在常俸外另增它物，用以改善和提高刘銀、李煜的经济状况。

可以看出，太宗在处理与降国国主之间的关系时，其政治手段的运用还是比较高明的。他通过去李煜“违命侯”之号，缓和了与南唐官吏、百姓的紧张关系，方便了朝廷对该地的行政管理，同时，此调整也向钱、刘等未附国主放出了和缓的政治信号。最终促进了统一。

二、宋太宗择善任用各降国臣子

太宗初即位时，尚有漳泉地区、吴越、北汉以及幽燕之地未附，为此，他在政治、军事上采取向陈、钱等人施压的策略，迫使陈洪进、钱俶于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主动纳土归降。太平兴国四年（９７９），太宗以武力下北汉，至此，太宗完成了北宋疆域的统一。

关于对诸国降臣的安排，则是采取了“忠于所事者，无不面加奖激，以至弃瑕录用”的原则，这一政策政策，不仅安抚了人心，亦扩大了统治阶层的人才队伍，稳定了统治基础。宋太宗对降臣的任用，或许出于以下三点考虑：

一是为了稳定、笼络降臣之心，平衡朝中势力。太宗对降臣的任用较太祖来说更为大胆，这其中有出于培养自己势力的考虑，他希望达到新旧势力平衡，从而集权于一人的政治目的。

此外，太宗对降臣的大胆任用还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有关。宋统一之势己十分明朗，随着吴越、北汉等国主的归降，加上经过太宗治理后社会相对稳定，统治环境相对安全，因此他可以最大限度地不考虑降臣的背景而加以任用。

二是为了消除地方动乱的隐患。各降臣或多或少地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号召力，为此，统治者一般在消灭一个割据政权时，基本上要将当地有权势之人迁至都城或都城周边进行监视。

五代十国时期，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各降国臣子在地方上有相当的影响力，对宋太祖、太宗来说隐患极大。为此，不若采取传统方式，徙他们于汴京或者调离旧所，最大程度地阻断他们与地方的联系。

三是与太宗抑武兴文政策相符。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长期混战，导致“礼服崩坏，文献俱亡”，太宗转变治国方略，推行“兴文教，抑武事”政策，是政局稳定后的必然选择。

同时这也给后蜀、南唐之降臣很大的机会。因为后蜀、南唐在五代时期相对稳定，文化持续发展，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下培养了大量的儒生。后蜀、南唐的灭亡，区域间文化交流的限制被打破，儒生有了大范围流动的条件，这就可以改变中原人才紧缺的局面。

同样地，大量在儒家文化熏陶下的降臣入朝参政，可以改变武人独大的局面，这有利于太宗稳定其统治地位。且诸降国臣子入汴参政时，在开封大多数已无强大的根基，有利于太宗对他们的控制。

太宗在以武力确定北宋的基本疆域后，把重心放在文治上，大力推行“抑武兴文”政策，仅是他登位的第一榜（吕蒙正榜）就取士五百人，超过太祖朝十七年取士的总数。此外，随着太祖、太宗一一摧毁各割据政权，大量的人才入其彀中。

太宗对于归附的降臣，基本上做到了量其才用之。总之，诸降臣们在各个领域中贡献着自己的才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宋王朝的发展轨迹。

三、宋太宗调整各降国政区

宋太宗统治期间是地方政区由唐“道”向宋“路”转变的关键的时期。成书于太宗统治中期的地理志一一《太平寰宇记》，还是以唐“道”为纲进行编纂的。但太宗为了惩前代之弊，强化了对地方的财政控制，遂在地方广置转运使以理其事，因此形成了“路”级政区。

“路”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多次的调整。太宗为了巩固对己附割据政区的控制，对设在荆湖、川峡等地内的“路”进行了多次的分合，“路”逐渐成为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区划，虽如此，但其最高权力为多人所分割，因此有学者认为单从权力分配方面来看，宋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可以称之为二级半或虚三级制。

宋太宗在位二十多年，其间对地方政区的调整比较频繁，淳化年间，他曾为了配合“计司”机构的调整而短暂恢复了唐代的“十道”，从宋初到至道三年（９９７）这一段时间内，“路”的分合无定制，尚处于一个磨合与变动期，经过太宗积极的尝试与探索，到至道三年，始定为十五路。

而后，真宗为了应对社会局势的变化，在太宗“十五路”建制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天禧四年（１０２０），为了便于巡按，他又分江南转运使为东、西两路，至此，“路”的数量增至十八。十八“路”之制是宋代行之较久的政区划分。

太宗对于太祖时已附地区政区的调整主要是以稳定地方、强化朝廷对地方的控制为主。真宗时期，蜀地又发生了王均之乱，真宗在平定此次变乱后，将川峡地区的政区再一次进行了调整，划分为益、利、梓、夔四路，此四路之制因行之有效遂行之较久。

太宗为了迫使统治吴越的钱俶和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归降，对他们周边的政区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李煜归降后，太祖还未来得及对南唐故地进行调整而薨，太宗即位后，为了尽快收复两浙、漳泉地区，遂对江南路进行了调整，江南路东、西二路的划分一方面是为了稳定地方秩序，强化朝廷对该地的控制，同时也是为了向钱俶、陈洪进施加了一定的压力。

太宗出于防备吴越武力拒附以及便利东南漕运的考虑，将淮南路分为东西二路。随着钱俶、陈洪进的主动归降，西南无军事之狀，加之王化基上奏裁撤冗官以减少财政支出，太宗遂将淮南路合二为一。钱、陈纳土后，太宗为了破坏原有的统治格局，将两浙、漳泉地区的政区进行了调整，改为后来的两浙路与福建路。

此外，太宗为了保证进攻北汉能够取得胜利，对紧邻北汉的政区也进行了调整，调整的整体思路主要是方便军事进攻和便利漕运。太宗对河北路有着三次调整，第一次是针对北汉，第二、三次调整皆是针对契丹。

从太宗对河北路政区的调整变化中，可以看出太宗对契丹军事思想由积极进取到保守防御的转变。太宗对京西路的调整目的明确，一是减缓黄河水势、二是在北伐太原时便于漕运。在黄河水势平稳、北汉平后，他将京西南、北二路进行了合并。

陕西路的政区调整也与北伐太原有关，但又不仅于此，陕西路地处西北，缘边有羌戎等少数民族，为了及时处理少数族扰边的问题，也必须采取分路处理的举措。

太原平后，因河东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以及靠近汴京，便于朝廷掌控，因而太宗使其单独成“路”。另外，太宗出于网罗京东路人才的考虑，将京东路分为二路，而后随着人才队伍的充实，京东路己无分路的必要，遂在雍熙初将二路合并。

结语

宋太祖、太宗对于诸降王、降臣的态度，常为后人所称道。太宗即位时，对当时已归降的刘銀、李煜加恩以示恩宠。此外，他还在政治上提高他们的地位，这不但向江南地区的百姓释放出了和缓的政治信号，而且有利于朝廷实施下一步的治理工作。

随着各降国国主的归降，各降臣亦随之入汴。他们先被授以寄禄官，而后太祖、太宗再察其才，有选择的加以进退。在诸降国中，为太宗输送人才最多者，乃是后蜀与南唐。虽然这些诸国降臣因他们特殊的身份在朝堂上或多或少地被另眼相看，但他们的才学、能力以及贡献并不逊于中原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