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之祸：南北朝时期汉文化遭重创的大劫难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南宋抗金大将岳飞的一首《满江红》，千百年来让汉民族记住了“靖康之难”。

相传发生在公元1126年、导致北宋灭亡的靖康之变，使当时中原最繁华的汴京都城被搜掠一空，自徽钦二帝、后妃、亲王及以下全城共计10万以上民众被虏北迁。在许多人的印象中，这是汉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劫难。

然而许多人并不清楚，在汉民族历史上，还有一起悲剧，远比“靖康之变”发生的时间更早、情况更悲惨。那就是“江陵之祸”。

江陵祸起

江陵之祸，发生在南北朝时期西魏灭南梁战争。公元554年西魏在成功夺取南梁巴州的基础上，西魏权臣宇文泰派遣于谨、宇文护等人统兵五万进兵南梁的陪都江陵，南梁元帝亲赴江陵指挥督战。

虽然南梁军民奋起抵抗，使魏军久攻无果，但因江陵守将胡僧祐意外身中流矢战死，导致军心动荡。魏军最终攻陷江陵，俘虏了元帝。南梁太子等被迫到魏国请降。

最后梁元帝被杀，朝臣及江陵百姓十万众被劫掠掳至魏国，江陵完全成了一座废都。史称“江陵之祸”。

汉室文殃

江陵之祸，发生在战事频频的南北朝，距今年代久远，当时的官方史料记录并不详尽，大致以“阖城老幼被虏入关”等数句交代。

但在文人笔墨中多有反映当时的场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庾信的《哀江南赋》。

庾信在这篇赋中，描写江陵城陷落的惨状，比如用“桀黠构扇，冯陵畿甸”比喻凶残嚣张外族对江陵城的践踏与蹂躏；用“千门受箭”描写守城将士被无情的如蝗之箭所射杀；用“夏台之祸”记录了梁元帝受困江陵、最后惨遭杀害。用“天地离阻，神人惨酷”来形容江陵之祸的凄惨等等。

庾信在《哀江南赋》的序言部分中，还总结了江陵之祸发生的前因后果，感叹梁元帝的无能和不幸，哀痛汉文化遭遇重创。为什么庾信会将江陵之祸，同时视为汉文化之殃呢？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点，南北朝时期，南朝梁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纯正汉民族政权。

南朝梁的开创者梁武帝萧衍，出生于今天的江苏丹阳，是西汉相国萧何的二十五世孙。梁武帝萧衍勤于政事、广纳谏言，深受汉族士人拥戴。

第二点，南梁当时是汉文化继承和发扬的希望。自衣冠南渡后，汉文化的中心移向南方。南梁开国皇帝萧衍本身是一个文化种，他诗文史俱佳，还善音律精书法。所以南梁的文化气息非常浓郁。

在南梁五十五年时间里出现了萧衍《通史》、萧统《昭明文选》、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汉文化大作，以及众多汉文学名士，堪比唐宋。

第三点，江陵之祸直接重创汉文化。江陵地处楚文化心脏地带，是区域经济文化中心城市。西魏将江陵城十万之众掠掳到北方，使江陵几乎成为鬼城，对当地楚文化传承打击巨大。

特别是在江陵被围城时，梁元帝命人放火焚烧图书14万卷，还有从都城建康转移到江陵的8万卷书。四十年积蓄的八万卷珍藏典籍，一夜尽毁，成为中华汉文化史上的大劫难。

衅起萧墙

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江陵之祸？庾信总结为“时值乱离，衅起萧墙”。意思是江陵之祸，虽是敌国进犯，但真正的祸乱根源是在自己的内部。

公元548年，梁朝发生侯景叛乱，叛军从寿阳出发进攻建康。梁武帝命令侄子萧正德统兵依托长江天险狙击叛军。

不料萧正德竟动用大船帮助叛军渡江，萧正德又私自开启宜阳门，迎接侯景叛军进入建康城。最后萧正德自己做了皇帝，封侯景为丞相，而梁武帝被活活饿死。

虽然梁朝最终平定了侯景作乱，但富庶的江南之地被兵火破坏严重，经济遭到重创，国力被严重削弱，引来了北朝国家的窥视。

所以庾信直指江陵之祸最大的病根是在“衅起萧墙”。萧正德为了个人称帝的野心，完全不顾国家大局和宗亲情分，竟勾结外人叛臣作恶。

正当国力衰微之际，重新复国即位的梁元帝却做了一件十分愚蠢的事，写信给西魏权臣宇文泰，商讨两国边境领土争端问题。

本来西魏对衰弱的南梁就有想法，结果梁元帝的信件直接激怒了宇文泰，并遣兵五万来夺取江陵。

文才了得的梁元帝书生意气爆棚，从京城建康赶来江陵亲自指挥作战。事实上南梁当时有中华名将陈霸先，还有王僧辩等，根本没有必要君王亲临作战。

由于江陵守将胡僧祐意外身死这一偶然因素，江陵城防突然崩溃，梁元帝被魏军活捉，终酿惨案。

站在今人的角度看待“江陵之祸”的主因，梁元帝的自负和无能，是首要责任人。

侯景作乱、梁武帝萧衍饿死后，萧衍的第七个儿子萧绎被王僧辩、陈霸先等拥戴在江陵称帝，就是那位有文才无政才的梁元帝。

梁元帝萧绎虽然“聪明特达，才艺兼美”，却在执政方面没什么经验，却又刚愎自用，非常自以为是。在自身国力衰微的情况下，不合时宜向西魏提出边境领土要求，直接引发外敌侵犯。

梁元帝萧绎最愚蠢的事，莫过于联合西魏攻灭益州的亲兄弟萧纪。最终导致萧纪势力被全歼，西魏尽得益州，意欲江陵。

正是才子皇帝萧绎一连串奇葩操作，没认识到西魏才是最凶恶的敌人，结果给了西魏可趁之机。总结

比较“靖康之难”和“江陵之祸”，同是汉民族历史上灾难性事件，同是汉皇蒙耻、又有十万汉人被被虏北迁，但还是略有不同。

“靖康之难”发生在北宋都城汴京，而“江陵之祸”发生在南梁陪都江陵。汴京是世界级大都会，而江陵则是区域性大城市，两者城市体量和繁华程度不可同语。

站在客观公允的立场上看，“靖康之难”对汉民族造成的创伤，要远高于“江陵之祸”；但从文化浩劫的角度看，江陵之祸使数万卷无价的汉家典籍图书被摧毁、众多文化孤本从此失传、无法复生，这要比靖康之难更为痛心。